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不仅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创造历史机遇，还将推动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是基本出发点。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推进产业升级转移，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协同发展战略是一次重大利益结构的调整，可能潜藏社会矛盾和风险。本书关注的是京津冀协同发过程中的邻避风险，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数量众多的建设项目。一方面，在产业转移进程中，从北京优先疏解的产业具有一定的污染性，可能在项目承接地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抗议；另一方面，一些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交通项目尽管环境风险可控，但是由于公众对新兴技术缺乏了解，可能存在较高的风险感知。比如，京津冀区域范围内将新建的多条磁悬浮城市轨道交通，磁悬浮交通具有一定的电磁辐射、噪声和震动，对沿线居民的正常生活可能造成一些影响，2007—2008年，沪杭磁浮项目曾在上海引发较大范围的公众抗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市场搬迁、项目新建等涉及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发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概率增大。

第二，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邻避风险的背景因素。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是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使三地差距有所缩小，但是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人均GDP分别是11.82万元、11.51万元和4.31万元，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为河北的2.74倍和2.67倍。2016年，北京和天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2530元和34074元，而河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仅为28249元和11919元❶。根据2014年的数据，河北地区仍然分布着39个国家级贫困县，构成了环京津的“C型”不闭合的贫困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河北地区的民生发展水平也显著低于京津两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风险，一旦接触到邻避事件等环境冲突问题将显现为社会矛盾。

第三，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民主参与诉求日益高涨。从2007年厦门PX事件开始的十多年中，我国多地因核燃料、蓄电池厂、有色金属冶炼、石化、垃圾处理设施等邻避项目选址而发生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这说明经历了经济和财富的高速增长之后，公众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意识日益上升，并试图通过种种集体行动影响选址决策，如一些地方的环保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对项目上马的环评和稳评、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社会监督，公众要求有邻避项目的知情权和建议权。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因此，如何改进决策方式、有效防范和化解邻避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运用现代风险治理理论、政策过程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讨论邻避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影响公众邻避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结合当前协同发展中的重大决策涉及的关键领域分析京津冀地区项目投资和邻避风险全貌，结合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社会心态剖析邻避风险的诱发因素，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应对邻避风险的主要经验和我国近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邻避风险防范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