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有三科”与名的用法类型

海德格尔曾经谈道，“希腊人没有语言这个词，他们把语言这种现象‘首先’领会为‘言谈’”，也就是领会为“逻各斯”。[80]我们就把西方这种从“逻各斯”入手来领会语言的语言观，称为“逻各斯语言观”。“逻各斯”在希腊文中的原义指“言说”，是指具有一定规则并能予以表达的话语系统，后来演变为一个常用的多义词。在众多的义项中，“言说”和“理性”被视为“逻各斯”的两个最基本的含义。如果说“言说”是逻各斯的外显形态，理性、逻辑则是逻各斯的内在本质。也正是因为此，控制着整个西方哲学文化精神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也被德里达解释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和“理性中心主义”。[81]对“语音”与“理性”的双重崇拜，正构成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文化根本特征。西方那种重视诗的音韵形式和理性本原，倾向于把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进行区分的纯诗学传统正是在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逻各斯语言观”视野中生成的。

与古希腊没有语言这个词，语言最初被领会为“逻各斯”有些类似，在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也没有“语言”这样一个现成的合成词，但是有“名”“言”“语”“辞”“话”等这样一些与语言直接相关的概念。在先秦文献中，“名”“言”在这几个概念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对较高的，古代哲人通过对“名”“言”的各种看法，表达了自己对语言的认识，也发表了对人生、对世界、对思想的看法。但在“名”“言”这两个概念中，最能代表语言本质看法的首先还是“名”，其次才是“言”。“名”的通行含义是“名称”（name）、“语词”（word），它指向更为抽象、普遍的“概念”或“理”。[82]正因为“名”具有这样的特征，人们对语言本质的思考，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一起，往往都是从对“名”的思考开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也是一个含义极其复杂的概念。这种复杂性与“名”在早期哲学文化中受到高度普泛的关注有关。西晋时期鲁胜在《墨辩注叙》中说：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形）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83]

在这里，“名学”被认为是肇始于孔子的。不管孔子之“正名”与后世之“名学”有多大差异，但鲁胜的描述无疑表露出这样的信息：在古代中国，不光儒家、法家、名家、墨家关注形名问题，就是道家也关注这一问题。这就是说在先秦时期，除了“专决于名”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对“名”表现出高度的兴趣，不论是肯定“名”还是否定“名”，“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以至于谭戒甫先生说：“名与正名、名本、形名三者之推行嬗代，实为我国古今学术变迁之极大枢纽。苟三者不明，不独墨家与名家兼通，名家与形名之各异不可得知，而战国诸子争鸣，彼此立破，是非蜂起，得失莫衷，其辩言正辞，将必无由朗澈。”[84]

正是由于对“名”的这种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以“名者……”引导的对“名”的直接解释虽然不少，但从这些解释中是很难概括出关于“名是什么”的一个严格定义的。尽管很难给“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名”的使用范围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维特根斯坦曾经提出：“意义即用法。”照此观点，人们虽然很难抽象地谈论一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可以追问一个词是怎样被“使用”的。在对一个词的用法描述中，一个词的意义也就明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这种从使用方式入手对名的分类认识，很早就开始了。《尹文子·大道上》说：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85]

这正是从使用方式入手来对名进行分类认识的。《尹文子》按名的用法把“名”分成三类：用于对事物的形状色彩进行命名的“命物之名”；用于对人的德行地位进行褒贬的“毁誉之名”；用于对人的贤愚爱憎进行况谓的“况谓之名”。但这三类用法实际上可归结为两大类：“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是非善恶与贤愚贵贱这些问题是分不开的，它们同属于政治道德伦理问题，人们通常也都是连在一起来说的。

如果仅根据《尹文子》和《墨辩注叙》的分类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名”的使用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指认识论上的“名”的用法；一是指政治伦理学上的“名”的用法。从认识论角度看，“名”即命名事物（包括人）的“名称”“概念”，它是思维和认识的工具。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看，“名”就是有关“道义政化”的“名位”“名声”“名目”“名分”等，它是对人的品德行为、身份地位、贤愚贵贱等的“命名”或“况谓”，它是一种政化工具或“象征”系统。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了从认识论意义上、政治伦理学意义上使用名外，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名”。《老子》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三十四章亦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老子》这里的“有”与一般意义上的具体的“物”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天地万物都是从这种抽象的“有”生出来的。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这种“有”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里的“名”因此也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命名，不是“命物之名”，而是对抽象存在的命名，是“命有之名”。“名”即意味着抽象的存在“有”，它意味着一种抽象的“实存”。由此，我们可以说，名的第三类用法是“命有之名”。“命有之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名的。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名的用法归结为三大类：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命物之名”或“名辩”之名；二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毁誉、况谓之名”或“正名”之“名”；三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命有之名”。因此，根据前两种基本用法，我们可以把“名”的含义归结为：1）名称、概念；2）名分、名位、名誉等。根据第三种用法，名即意味着“实”“有”。只是前两种为其通常用法，名称、概念、名分、名位、名誉等为名的通行含义；而“实”“有”则是名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味而已。这里所说的“名”的三种含义，主要是通过名的用法归结出来的，这种分类认识主要勾画出了名的外延，勾画出了名的使用范围，尚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名的内在性质和功能。由此，我们还要进一步追索，问一下人为什么要对事物进行命名？这就又引出了“名”即“名—分”的性质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