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即“名—分”与名的本质功能
许慎《说文解字》释“名”曰：“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对“名”的解释是：“古之圣人，……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86]从汉代许慎和董仲舒对名的解释看，“名”都是指口说的、有声的“命名”，“名”的产生是缘于昏暗不明——“冥”，它的作用就是把昏暗不明的存在开启到可见的“明”中。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说：“夫名谓生于不明者也。”[87]意思与此相同。正因为“名”是从“不明”中产生的，它具有使“不明”者进入光亮的“明”的作用，具有使不存在者存在的“显迹赋形”的作用。而海德格尔一再强调语言的光照性、澄明性，认为“命名”是一种“让显现”，“让到场”，也正与此相通。
而那从“不明”中产生的“名”，究竟使什么东西变得“明”起来呢？汉代刘熙《释名》曰：“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88]这意思是说，“名”即意味着“明”，“名”通过对“实”的命名，使“分”“明”起来了。“名”是“明分”的。“名”使之“明”的是事物的“界限”和“区分”。“明分”既是名的功能，也是名的属性。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事物之所以能通过“名”变得“明”，原因在于命名即意味着“切割”和“区分”。王弼《老子指略》中说，“名必有所分”[89]；鲁胜《墨辩注叙》中有：“名必有分明”，都说明有“名”就有“分”，有“分”才会有“明”。“名”与“分”是分不开的，“名”与“分”经常连用，以至形成一个固定的名称“名分”。“名”“分”与“名分”在古代典籍中也经常相互代用，有时“名”就是指“名分”，“分”也是指“名”“分”。
“名”即意味着“分”，名就是用来“明分”的，这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共识。与我们前面所归纳的“名”的三种用法分类相一致，“名”的“明分”功能也主要是在这三种基本向度尤其是在前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名分”这一概念，既指认识论意义上的逻辑概念区分；又指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名位区分；同时，“名分”也被崇尚名分者提升到“天地之本”的高度。
《荀子·正名篇》中说：
《荀子·富国篇》中又说：
前一段话表明了，荀子也认为名是从“不明”中产生的，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贵贱不明，同异不别”，是名产生的原因；而“名”即是用来“明”“分”的，“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正说明了“名”的“明分”功能。同时，由此亦可看出，名分既具有“辨同异”的逻辑认识论意义，又具有“明贵贱”的政治伦理学色彩，而逻辑认识功能与政治伦理功能又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明是非”的问题，既属于认识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就像胡适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是非。而后一段话则又表明了，荀子正是把名分提高到“天下之本”的高度来看待的。在荀子看来：名分是“天下之本利”，人君就是专门“管分之枢要”的。美“分”是“美天下之本”；安“分”是“安天下之本”；贵“分”也就是“贵天下之本”。
人们一提到“名分”，往往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政治伦理学上的概念，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分”不仅具有政治伦理含义，也具有更原初的区分百物的逻辑、概念意义。它不仅是用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也是辨别同异进行认识思维的工具。只是这后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被遮蔽了。为了打破人们一看到“名分”这一词汇仅仅想到它的政治伦理意义的固有偏见，我们用“名—分”来表示更为源始的、含蕴更为丰富的名的“明分”功能，而用“名分”来专指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伦理意义上的作为合成概念使用的“名分”。“名—分”作为中国古代所理解的“名”的最本质的属性和最基本的功能，它相当于希腊人所理解的内在于“逻各斯”中的“逻辑”和“理性”。或者说，在源始的“名—分”概念中，蕴含着中国古代所理解的“逻辑”和“理性”。如果说政治伦理学专有意义上的“名分”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那种宽泛意义上的“名—分”可称得上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基本范畴。正因为“名—分”本身包含着逻辑意义，中国古代的“名学”也被视作中国古代的“逻辑学”。
只是在中国古代，虽然孔子也在“名物”的意义上使用过“名”（孔子在谈“诗”的作用时就曾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谈“正名”问题时主要是在政治伦理学意义上使用“名”的，而儒家哲学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这使得“名”的政治伦理学含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突出。人们虽然也谈论“名物”“形名”“名实”关系，强调名的概念区分或逻辑指称意义，但这种概念区分意义或者是与政治伦理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是从否定的角度被关注的。如老子、庄子、王弼都谈到名言概念的区分功能，但又都是从根本上否定名言概念区分性的。在中国古代早期哲学中，尽管也出现了后期墨家那样的比较纯粹的逻辑著作，但从整体上看，它毕竟不占主导趋势。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没有发展出纯粹的逻辑认知兴趣，名对物的逻辑区分不是最终目的。按照荀子的观点：“是非之形”，是为了“守法之吏，诵数之儒”“有法可依”“有数可据”，达到天下“大治”也即建立“和谐”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实用目的。“名”在这里主要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或政治教化的工具。名的逻辑意义与政治伦理意义的结合，限制了纯粹理论（科学）兴趣的发展，导致了“知”“行”合一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哲学的兴盛；而对概念区分的否定，则限制了语言向逻辑化、概念化方向发展，使得中国语言没有形成分析性的、形式化的语法和词形系统，倒是促生了语言的意象化或诗化形态。这与西方逻各斯语言观的特征和功能大为不同。
在西方，逻各斯被视作宇宙万物共同遵守的理性规律，人们借助逻各斯主要是为了发现真理和认识事物，包括认识人类自身和发现至高无上的宇宙原理，逻各斯是真理的本原和思维的工具，是人们理智地认识、说话与行事的依据。而在中国古代，人们既要借助“名”认识事物，更要借助“名”“治理”万物与“化成”天下。名不仅是认识的工具，更是“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与西方传统更加强调逻各斯与理性、与认识的关系不同，中国古代更加重视名与政治伦理教化的关系。
在西方，之所以把逻各斯视作真理的本原和思维的工具，作为人们理智地认识、说话的依据，是因为逻各斯的内在本质即被视为“理性”和“逻辑”。而“名”之所以成为一种政化工具和象征工具，被视作“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视野中，“名”即“名—分”，名分即意味着“名教”。苏与在《春秋繁露义证》中说：“故分曰名分，教曰名教，分与教者皆生于名。”[91]这正说明“名”与“分”是密不可分的，而名分又是与名教紧密相连的，分与教都是从名中产生的。在这种“名—分”语言观视野中，名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名中是有物的，名与实是对应的；二是因为名能把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等区分开，使“分”“明”起来；再就是它可以让人遵照这种“名—分”进行政治伦理的教化活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都把“正名”作为治理天下，建立合理、和谐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前提和根本。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提出“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名不正”是礼乐崩坏、刑罚不中、人不知如何正确行动以至天下大乱的根源，要让他治理国家，他必先正乎名。而“正名”，也即“正名分”，正名分，首先是“正名实”。正名实的核心问题是名实对应，但名实相符的目的还是确立名分。所谓确立名分，根据儒家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根据名位、角色确立义务或职分。即每一名位有其应尽之职分，也有应享之权利；有其应尽之礼数，也有其应享之礼遇。名位与职分、权利、礼数与礼遇之间的对应，即名实相符。如果某一名位或角色不能尽到这一名位所要求的职分、义务，或者享受、使用了这一名位所不应享受、使用的礼节、权力等，都是名实不符。正名首先就是要使名实相符，用孔子的话说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用胡适的话说，正名“首先是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和制度，使它们的名代表它们所应代表的东西”，“使真正的关系、义务和制度尽可能符合它们理想中的涵义”[92]。综合起来，正名也就是使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把君、臣、父、子区分开，确立君臣之名分，恢复君臣之礼义，使每一个社会角色按照这一角色之名所要求他的那个东西来行事，建立起井然不紊的社会政治道德秩序。对儒家来说，每一名位所要求的东西，都是通过“礼”表现出来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春秋左传·庄公十八年》）。因此，儒家正名重视“名”与“礼”的关系。正“名”分是重建理想秩序、实现“礼治”的基础。
与儒家强调名—分与礼治的关系不同，以法家为代表的各家则特别强调名—分与法治的关系。法家叫人遵从法制而行动，“正名审分”则成为“法治”的基础。《尹文子》中说：“政，名法也。”正表达了名法与政治的关系。但不管强调名—分与法治的关系，还是强调名—分与礼治的关系，除道家之外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各家各派（包括受到黄老思想影响的派别），都是特别强调名—分（名分）与“治”的关系的，是主张“以名为治”的。“名”被看成“天地之纲”“圣人之符”，“正名”被视作“为政之本”“至治之务”。《管子》中说：“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申不害曰：“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群书治要》引《申子·大体》）《吕氏春秋》中说：“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也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按照苏与的解释：“理者，分也。”[93]可以看出，董仲舒也是把“名”“分”提到“天地大义”的高度来看待的。由以上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突出的“重名”倾向。而“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视野中，“名”是可以明“分”的，而“分”定则国“治”，“审名定分”乃“治”之根本。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伦理文化的“逻辑”和“理性”。在古代中国，天下大治几乎是所有哲学派别、所有文人志士的共同理想，因此重名崇分也几乎是除道家哲学之外的所有哲学派别的共通特征。[94]
道家哲学虽是反对名—分的，但对道家来说，名同样也意味着“名—分”。名—分虽然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但在现实世界中、在他们的哲学中，“名”却是无法去除的。“自古至今，其名不去。”因此，中国传统中的“名”（Name）这一概念，实际上与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类似，是一个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概念，而名之“名—分”本质与逻各斯之“理性、逻辑”灵魂又极具有可比性。但与逻各斯作为思维的工具、理性的原理、真理的本原不同，在中国古代，名主要是被当作天地的“纲纪”，政化的“准绳”、道义的“门户”来看待的。名主要是政治教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它象征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