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蜀道难》诗研究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人文与艺术分院，浙江 海宁314408 )
摘要：《蜀道难》是王国维在日本期间创作的一首排律，也是他诗歌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在王国维的各种作品集中均有收录。根据王国维当时的往来书信可以推断，《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应在1912年秋。在《蜀道难》中，王国维对受命平息四川保路风潮的清廷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充满着揄扬之情，对他的死以及由此造成的其金石书画收藏的散佚深表惋惜；同时，王国维对于革命党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情绪。
关键词：王国维；《蜀道难》；版本；创作时间；创作主题
一、版本
王国维的排律《蜀道难》最早见于他1913年夏四月在日本期间编印的《壬癸集》
，后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缀林二·诗”，1923年由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南浔)传书堂主人蒋汝藻以聚珍版刊行，后又随《观堂集林》分别编入罗振玉的天津博爱工厂民国十六年(1927年)石印本《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石印本《王静安遗书》、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印行的《王国维全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
二、创作时间
王国维1912年(壬子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阳历12月19日)致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的信中提到：“近作《蜀道难》一首，乃为端午桥尚书方作，谨以誊写版本呈上，唯祈教之。”可知，此诗当作于1912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之前的一段时间。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所撰的《王静安年谱》则云：“壬子三十六岁……二月，作《颐和园词》”。罗(即罗振玉)见而激赏之，为手写，付石印。其后又改订数处，而以夏秋间所作《送狩野博士游欧洲》及《蜀道难》二首附录于《颐和园词》后，署名《壬子三诗》。”赵万里将时间具体到1912年夏秋间，可能的理由有二：首先，在最早收录该诗的《壬癸集》以及之后的各个版本当中，《蜀道难》都是排在《送狩野博士游欧洲》之后。狩野博士即狩野直喜，号君山，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1911年农历十月中，应京都帝国大学诸教授的邀请，王国维随罗振玉携眷到日本避难，寓居日本京都的田中村，受到了在京都的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号“豹轩”)、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和富冈谦藏(号“君撝”)等人的欢迎。为表感谢，王国维曾作诗《定居京都奉答铃木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撝诸君子》。《送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中有“半年会合平安城，只君又作西欧行”之句，当指此事。平安城，即平安京，是日本京都的古称。那么由1911年农历十月后推半年，即1912年农历四五月份，正是夏季，狩野直喜于此时出游欧洲，王国维的《送狩野博士游欧洲》亦当作于此时，而《蜀道难》作于此时或之后，也就可以推知了。其次，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的信中提到《蜀道难》这首诗是因为“前日于《艺文》中得读大著《哀将军曲》，悲壮淋漓，得古乐府妙处。虽微以直率为嫌，而真气自不可掩，贵邦汉诗中实未见此作也”。而《蜀道难》恰恰也是出自乐府旧题，内容恰恰也是悲悼将军之死，这应当不是巧合，因为端方被杀发生在上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七(阳历11月27日)，王国维为什么时隔近一年才写这首《蜀道难》来表示悲悼呢？从王国维这一时期与铃木虎雄通信的内容来看，二人经常将各自的作品寄给对方点评，因此事实很有可能是，王国维在《艺文》上读到铃木虎雄的《哀将军曲》后，深有感触，于是借此机会将之前对于端方之死的感怀创作了这首《蜀道难》。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蜀道难》的创作时间便可以更加确切，因为铃木虎雄所哀之将军乃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他与妻子于1912年9月13日(八月初三)明治天皇殡葬之日双双自杀身亡。铃木虎雄《哀将军曲》的创作乃至发表当于农历八九月间，而王国维《蜀道难》的创作又在其后，故赵万里称《送狩野博士游欧洲》和《蜀道难》“夏秋间作”，十分精当。
三、创作主题
正如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的信中所说，《蜀道难》诗乃为端方所作。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以荫生中举，因办事得力，历任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庚子事变，两宫西幸时，因办“差之安妥”，颇受慈禧太后赏识，之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湖北巡抚、摄湖广总督、摄两江总督、调湖南巡抚、擢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9年慈禧太后梓宫安葬时，因“舆从横冲神路”被劾免官。1911年5月，端方被重新启用以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受命平息保路风潮；9月，端方率领一营湖北新军赴川；11月27日，端方及兄弟被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杀死于四川资州的天上宫。在晚清高官中，端方算是较为开明的一个，他是1905年清政府派去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之一，他回国后所上的奏折和著作为清廷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各地任职期间，端方支持开办了许多新式工厂与学校，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连外国人也评价：“他无疑是清勋贵当中最有进步眼光的人。”
全诗以旧题写新意，起始十句从原本蜀帝杜宇化为杜鹃之悲变为在蜀地死于非命的端方亡魂之悲；随后详细描绘了端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对于金石书画的狂热爱好(从“乾嘉以还盛文物”到“倦眼摩挲穷日夜”)和他被杀的整个过程(从“自谓青山老向禽”到“朱瑒空请王琳首”)；最后八句则抒发了悲伤感慨之情。对照钱塘吴庆坻的《端总督传》和《清史稿·端方传》，可以说，王国维的《蜀道难》是十分尊重历史事实的。考虑到他当时身在日本，获取国内消息的来源十分有限，能做到这点实属难能可贵。
《蜀道难》全诗共104句，从遣词造句来看，王国维无疑对端方是充满揄扬的，对于他的死是充满惋惜的。王国维与端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年5月，“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并署理两江总督，……在苏州省城设立两级师范学堂，将苏州中西学堂改为高等学堂……”，聘任罗振玉为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罗振玉又请王国维担任教习，“主讲心理、伦理、社会诸学”。王国维于当年秋天到苏州就任，虽然未曾与端方见面，但有着罗振玉的关系，对于端方自然也心存感激之情。
此外，端方“笃嗜金石书画……海内孤本精拓，宋明以来名迹，闻风纵萃，悉归储藏。他被革职后，在北京西山筑‘归来庵’隐居，整理撰写《匋斋古玉图》二册，《匋斋藏名画集》一册，《匋斋藏瘗鹤铭两种合册》(墨拓孤本)，《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匋斋吉金录》八卷、续录二卷”。这与王国维对于金石书画的喜爱如出一辙，也会增加他对端方的好感。从《蜀道难》的内容来看，描绘端方对于金石书画的喜好和端方之死对于其收藏的金石书画的损失的诗句就有28句，占全诗的四分之一。可见，王国维的《蜀道难》哀悼的不仅仅是端方本人，还有那些随着端方的死去而散佚的金石书画。
值得注意的是，《蜀道难》一诗虽然描写了端方的惨死，但王国维在诗中对于革命党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敌对情绪。凭借深厚的文史功底，王国维的很多言外之意都借助历史典故的运用来表达。纵观诗中描绘端方被杀前后的多处用典，有些只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借用，如“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用秦末项羽被刘邦包围在垓下“四面楚歌”的典故描绘端方在四川资州被起义的新军围困于天上宫的绝望处境；“杀胡林中作帝羓”，用辽太宗耶律德光被制成干尸的典故描绘起义的新军将端方杀死后，“大家将两颗首级，装在子弹箱内，撒上石灰，以便带回湖北”；“白狄谁归先轸元，朱瑒空请王琳首”，用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与白狄作战时战死，白狄归还其首级和北齐大将王琳被陈朝斩首后，其部下朱瑒请求陈朝归还其首级的典故，叹息端方的首级无人帮助收殓。有些虽然含有对革命党人的些许批评，如“昔闻暴抗汉与明，规摹还使后人惊。和州有庙祠余阙，西楚何亲葬穀城”，用汉高祖与明太祖安葬项羽与余阙的典故，批评革命党人对于前清的官员不够宽容，过于残忍，但总体而言，语气颇为和缓。特别是诗中“彻侯万户金千斤，首级还须赠故人。此意公私君莫问，此时恩怨两难论”四句，这里用了《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将人头送给故人吕马童的典故。这里的吕马童当指武昌首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也是“将军置卫为周防”中的“将军”，他与端方在湖北共事过，应当有一定的交谊，他后来把端方的首级交给了端方的长子陶遗安葬。“此时恩怨两难论”一句透露了王国维当时对革命的一个态度。王国维虽然长期从事于学术研究工作，但从往来书信来看，他对于时政并非漠不关心。对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王国维不可能不了解，因此他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清朝统治的结束，即便怀有一种惯性的悲伤与惆怅之情，但也并不觉得十分惋惜，而是把它看做又一次王朝的更替而已。但是，王国维从正常的人情道德角度出发，对于各地革命过程中对于前清官员和八旗军民的任意屠杀还是十分反对的。加之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和国家逐渐陷入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使得王国维原本对于新政权的些许期待逐渐淡去，而对于前清的悲悼与怀念则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王国维在1917年10月20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才会表示“永(王国维自称)之《蜀道难》颇于忠敏有微辞，他日尚须补过也”。这里的微辞应当主要指的就是诗中对于革命党的态度过于平和，而对于端方的颂扬不太强烈吧。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M]．台北：大通书局，1976.
[2]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3] 李新，孙思白，朱信泉，赵利栋，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二卷) [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