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亚得里亚海上闪光的繁星
让我们回到皇后加拉·普拉西狄亚在拉韦纳的小礼拜堂。这座礼拜堂兴建于5世纪，现代人认为这是一座陵墓，但她从未埋骨于此。尽管现在人们开始关注这位皇后，不过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她却常常被忽略。这些记载常常围绕着男人、流血、战斗展开，只有当她成为儿子的摄政、手握大权时才会提到她。但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女性和这个空间，就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欧洲中世纪——其中罗马并未倾覆——的“开端”。
这座陵墓所包围的一方小小的天地，代表了罗马帝国转入确实与之前不同的新的基督教时代后，罗马的信仰、艺术、政治、技艺的传承。这座陵墓的捐资人足迹跨越整个地中海世界：她生于君士坦丁堡，幼年时期搬到意大利，此后迁居法兰西、西班牙，再回到意大利，去往君士坦丁堡，最后又回到意大利。在拉韦纳，她以年幼的儿子的名义，于423年掌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如此，她同过去5个世纪以来罗马的任何一位统治者并无区别，无论男女（当然，女性始终在罗马的派系、权力、王座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到450年她去世时，罗马帝国正处于危机和转变的关头，但这种危机与帝国从前所遭遇的种种危机相比，无论从性质还是严重程度上看，都没有什么区别。罗马帝国始终存在派系斗争，始终面临外部威胁。它一直是绵延数千英里①、可以渗透的帝国，这里产生了美，流露了柔情，同时也展现了近乎无限的暴力。
加拉·普拉西狄亚陵墓中的星星，为何能在这一方宁静、祥和的空间中闪耀着如此灿烂的光芒？答案就藏在5世纪工匠的天才技艺之中。在陵墓最高的穹顶上，密密匝匝地挤满金色的星星；而在稍低的地方，装饰着像花朵一样的星星，它们悬浮在青金石蓝玻璃嵌成的天空中。从观众的视角看，这些漂亮的红色、金色和白色图案就像万花筒；一些深色的条纹给这片静止的马赛克玻璃赋予了动感。发亮的雪花石膏墙壁加强了光线——无论是阳光还是闪烁的烛光——让这些金色的星星看上去好像是自身散发光芒。地板故意做了抬升，使观众更加靠近天花板，强化了神秘的感觉。地中海世界的古代圣殿——包括多神教和犹太教——长久以来依靠控制光线、描绘天空的手段，将大地和天堂聚合于观众的视线和脑海中。这种传统延续到了加拉所生活的基督教时代。对虔诚的信徒而言，这种并列布局能让天空与大地相交，让观众感到二者似乎都是真实存在的，且触手可及。
这时候的罗马和罗马帝国是什么样的呢？至少从14世纪，或许甚至可以说从加拉·普拉西狄亚的时代起，人们就以5世纪头10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宗教混乱来论证罗马帝国的衰亡。的确，410年，哥特将军、部落首领阿拉里克率领大军洗劫了罗马，这支军队中的许多人的血统都能追溯到近期进入罗马帝国疆域的日耳曼人身上。的确，476年，军队领袖奥多亚克废黜了时任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但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这样看来，西罗马帝国似乎在那时就终结了。
合起来看，这两个事件通常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另一个时代的起点。著名主教希波的奥古斯丁与加拉·普拉西狄亚是同时代人，不过奥古斯丁要稍早一些。他用巨著《上帝之城》的整个第一卷来解释罗马城在410年遭受的暴行。他认为，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错，历史确实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现代，这种叙事在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再次出现（最有名的一次），后来又被反复提起（当然，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直到今天。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是所谓“罗马的衰亡”以及“黑暗时代”的起点。
但现实要比这更复杂一些。
476年，奥多亚克确实废黜了一位罗马皇帝，但他做此事时，他的身份是君士坦丁堡另一位罗马皇帝的扈从；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将东、西两个罗马帝国再次合为一体，归于小亚细亚的单一统治者治下。这一先例被后人所因循。在接下来数个世纪，西欧统治者想方设法寻找自身同地中海东部那个仍然存在的罗马帝国的联系，以主张自己有政治合法性。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任何一个时期的欧洲或地中海的任何统治者，都要拿出自己与罗马帝国的可信联系，并且都要追溯到奥古斯都，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通常情况下，不止一位统治者主张自己有“罗马性”，而且他们的主张都同样可信，即使他们与罗马的联系的具体性质可能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即便中世纪的人认为自己并不受一位罗马皇帝任何有意义的统治，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卷入了罗马帝国遗产所塑造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尤其是通过基督教）之中。
此外，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在本地区的精英阶层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即便彼时权力中心已经转移到拉韦纳和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系，因怀旧情绪和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而被加强，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但罗马城的重要性也是现世存在的。在这一时期，罗马仍然是社会和文化创造的中心，尤其是罗马贵族女性在城市的治理和权力架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点，把我们拉回到加拉·普拉西狄亚和她那辉煌的星空穹顶上。
从425年到437年，加拉帮助年幼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425—455年在位）统治西罗马帝国，直到他年满18岁时正式登上皇位。她的统治中心在拉韦纳，这座城在402年才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当时，加拉同父异母的哥哥、罗马皇帝霍诺留斯一世（393—423年在位）将首都从米兰迁到这里。之所以迁都于此，是因为这里靠近亚得里亚海岸，便于前往地中海东部，能够强化帝国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同时，城市周边的沼泽地有助于抵挡外敌入侵。加拉在这里统治时，似乎建造了一片宏伟而神圣的建筑群，但只有这座小小的十字形礼拜堂留存至今。人们口耳相传，将它称为加拉的陵墓，但没有证据表明她葬于此地。不过，即便她在意大利东海岸这座城市统治着罗马帝国，她也从未失去以罗马城为首、罗马城一直延续的信念。
大约在450年，当加拉的生命走向尽头时，她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侄子和侄女，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和他的姐姐普尔喀丽亚。加拉俨然严厉的姑母，质问他们为何忽视了信仰，要求他们一起行动起来，因为（她认为）地中海东部的基督教会已摇摇欲坠。另一方面，她表示，她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三世受到罗马主教即教宗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的善待。利奥在加拉一行“抵达罗马古城时”亲自迎接，并告诉她，地中海东部的教会纷争已经威胁到了帝国对基督教的支持，而这一支持是从君士坦丁时代延续至今的。她必须做点什么了。因此，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关键在于主张了她的地位，她在信中自称是“最虔诚、富足、永恒的奥古斯塔（Augusta）和母亲”，以罗马的秩序和古老，来对比时髦的君士坦丁堡的种种混乱。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听从罗马主教（利奥）的号令，因为（第一任罗马主教）圣彼得“第一次给首主教增了光，值得领受天堂的钥匙”。加拉在信中有些许责备皇帝侄子，“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维持罗马的荣耀，因为这座伟大的城市是大地的女主人；我们还应极其小心地行事，以免我们的家族在过去所守护的一切，在今天遭受侵害”。换句话说，即便在5世纪中期，距罗马被哥特人“劫掠”已过去数十年，加拉依然自如地宣称罗马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罗马是帝国的中心。东罗马帝国应当对西方的前辈更加恭顺。
加拉·普拉西狄亚在约450年来到罗马。这并非她第一次到访。在她60年的人生中，她来过很多次，包括约410年那次，当时西哥特人围困了罗马城，进城洗劫后离去，后来再次进城，可能又劫掠了一番，然后将加拉投入监牢。
与加拉同时代的基督徒对罗马的遭遇有不同看法。教父哲罗姆认为，这是十分恶劣的事件。他在罗马帝国巴勒斯坦行省的耶路撒冷附近，向住在意大利的通信者写信，声称410年的事件——他从1000多英里外的有利位置看——是一场灾难，他说：“罗马帝国的首都被一场可怕的大火吞没，全世界的罗马人都变成了流亡者。”
而其他人却更加乐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这不是罗马第一次遭遇内部或外部的暴力侵害。当然，奥古斯丁有自己的议题。他想为基督教开罪，因为多神教徒指责基督教信仰是410年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他注意到，从罗马城的漫长历史看，这次劫掠称不上什么不同寻常的灾难——当然也不是帝国灭亡的灾变。奥古斯丁（和之后他著名的学生奥罗修斯）写道，“云集的众神”在异教时代保卫着罗马，却让罗马城频繁遭受烈火和战争。世人之城总是充斥着摩擦与争端，而罗马——既非城市也非帝国——并非例外。
历史学家们从自身的环境出发来看问题，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也一样。在上述例子中，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看清真正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更进一步，看清其背后的意义。在当时的人看来，哲罗姆自称为修士，他避世而居，更专注于灵魂的事务。他对罗马灾难的评论出自一封回信，来信人询问他是否应当嫁出自己的女儿。他之所以这样描绘罗马的困境，是想要吓唬他的朋友（来信人），让那人把女儿送去做修女，以免遭遇性暴力（这与哲罗姆的禁欲主义理想相关联）。奥古斯丁是主教，在中世纪，这一职务兼具治理和牧灵双重属性。因此，他的目光更长远，将这一事件置于以永恒为终点的神圣历史的宏大范围中看待。与此同时，他还要确保自己的信众，也就是同时代的罗马人，不会陷入恐慌。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要简单粗暴地忽略教父们的作品，而是要超越他们的字句及其背后的神学目的，来评价帝国的崛起与衰落。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别的证据。
那我们从哥特人说起吧。410年洗劫罗马的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关于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历史叙事不知从何而来，与其他许多将崩溃归结于外来暴力的叙事一样，需要被温和地放到关于人口迁移、调和、变革的更为复杂的历程中考察。“日耳曼人”——一个不太严谨的词，用来指代通过语言、宗教、文化相似性连接在一起的许多不同的族群——和其他来自欧洲北部、东部以及亚洲西北部、中部的族群，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越过罗马帝国边境，进进出出。有时候他们为劫掠而来，有时候又作为盟军同罗马人并肩作战；通常，他们是与罗马通商的贸易伙伴；此外，特别是自4世纪头10年的末期起，他们又是寻求庇护的难民。4世纪70年代，一场大饥荒暴发，一大群哥特人进入欧洲东部，其中大部分进入罗马帝国的色雷斯行省即巴尔干地区。罗马帝国官员本应救助这些难民，却强迫他们进入难民营，让他们挨饿至死。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哥特人不得不把儿女卖为奴隶，换来给狗吃的食物，只为了不至于饿死（根据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的叙述）。如果这些故事是真的，难怪哥特人一抓住机会就反抗罗马帝国了。
人们很容易关注在这之后的残酷战争（这可以理解），包括378年著名的哈德良堡战役，哥特人在这次战役中出乎意料地取胜，甚至杀掉了罗马皇帝瓦伦斯。但随后到来的和平也同样重要。哥特人同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一世签订了协议，在欧洲东南部大规模定居，并在此后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实际上变成了罗马人，甚至加入了罗马帝国各地的军团。但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再一次干扰，使哥特人——如今我们称之为“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踏入意大利的战场，反抗西罗马帝国。
军事斗争和外交利用、愚行、结盟、背叛、极限援救、偏狭的顽固，引发了三次围城战，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在410年占领和洗劫了罗马，这个过程成了传奇的素材。阿拉里克与罗马将军斯提利科（其人自己就是拥有一半汪达尔血统的日耳曼人）交战，后者统领其他日耳曼人军队，组成罗马大军的主力。后来，阿拉里克同斯提利科结盟。再后来，皇帝霍诺留斯一世处决了斯提利科和他的儿子，还有他许多部下的家人。剩下的罗马士兵逃到阿拉里克军中，使他的军队迅速壮大，无人能挡。即便如此，当这位西哥特将军包围罗马时，他仍在努力寻求和平。
当阿拉里克向罗马城进军时，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取得胜利；相反，他或许真的害怕自己获胜。他并非一定想要把战争推向这个结局。阿拉里克，一名哥特将军，统领着一支主要由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他很可能觉得他与历史上其他罗马将军一样，要面对那个强大的禁忌（此禁忌甚至在困扰罗马历史的许多内战中仍然存在），即决不能率军攻入这座神圣之城。换句话说，他将自己视为罗马人。罗马会延续下去，因而他想要恢复同伟大帝国的联盟——不过他要做主导的那一方。
然而战争却持续了下去，阿拉里克最终洗劫了罗马。哥特人在加拉·普拉西狄亚的住所找到了她，在整个战争期间，她一直住在那里，在保卫罗马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加拉是打破皇帝霍诺留斯和将军斯提利科同盟的楔子，正是她指控斯提利科的妻子、她自己的亲戚塞雷娜与哥特人密谋（很可能是冤枉的），并导致其被绞死。加拉在她自己的历史中，从头到尾都是主动的行动者，她本身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加拉逃过了410年的第一次洗劫。不久后，阿拉里克因病去世，新的哥特领袖阿陶尔夫（411—415年在位）似乎返回了罗马，将加拉·普拉西狄亚作为战俘关了起来（关于整件事的经过，我们的史料有点模糊不清，但加拉最终落入阿陶尔夫手中，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阿陶尔夫很快就离开了意大利，向法兰西南部进发，随后翻越比利牛斯山前往伊比利亚。后来我们知道，在414年，加拉和阿陶尔夫结婚了。她在婚礼上穿着丝绸衣，他把从罗马拿走的战利品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她。
因为加拉·普拉西狄亚同有权势的男性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将她仅仅视为权力游戏中的一件物品。我们无法得知，加拉嫁给阿陶尔夫是否出于自愿，但带有外交目的的婚姻在罗马贵族中很常见，无论男女。考虑到加拉在罗马皇帝与西哥特人的战争过程中扳倒斯提利科的作用，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她此举或许是同哥哥合作，想要一劳永逸地平息哥特战争。的确，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罗马帝国毁灭的标志，而是表示哥特人渴望成为罗马人，罗马人也愿意嫁给日耳曼“入侵者”，从而将一个通过征服获得的政权同罗马帝国的统治遗产结合在一起。
约达尼斯，一位拥有哥特血统的君士坦丁堡官员（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工作很常见），在550年写了一部哥特人的历史，其中谈到了这次婚姻：“阿陶尔夫被加拉·普拉西狄亚的高贵、美貌、贞洁迷住了，因此，他在艾米利亚地区一个城镇的朱利安广场举行合法婚礼，娶她为妻。当蛮族得知二人结合的消息时，他们更加恐惧了，因为罗马帝国和哥特人现在结成了一体。”约达尼斯断言罗马人和哥特人凭这一次婚姻就联合起来，似乎是过于急躁了，因为意大利半岛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仍然战乱纷纷。但这恰恰表明，约达尼斯及其东罗马帝国的同僚们并不认为，日耳曼人的迁徙是罗马崩溃的证据。一群群人在罗马帝国来来去去，寻求职位和地位，他们通常保留了自身认同的某些要素，但这又不妨碍他们成为罗马人的同等的意识。
无论如何，加拉的婚姻生活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她和丈夫搬到西班牙，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罗马附属国，还有了一个儿子狄奥多西——哥特国王的儿子取了一个合适的罗马皇族的名字。然而，这个婴儿还不到一岁就因病夭折了，他被放入一具小银棺，埋葬在巴塞罗那城墙外的一座教堂里。第二年，阿陶尔夫在浴缸中被一名恼怒的仆人谋杀。阿陶尔夫的兄弟西格里克为甩开加拉这个权力竞争者，命令她从巴塞罗那离开西班牙。但还没等到加拉动身，西格里克被另一名西哥特人瓦利亚谋杀了。瓦利亚同罗马媾和，条件之一就是让加拉回归意大利。她后来确实回到了意大利，并于417年嫁给西罗马帝国的大将军康斯坦提乌斯。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女儿霍诺丽亚和儿子瓦伦提尼安。421年，康斯坦提乌斯被加拉的哥哥霍诺留斯擢升为共治皇帝，好运似乎又一次降临到她身上。
但这次好运没持续多久。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康斯坦提乌斯三世因病去世。
加拉的丈夫死后，霍诺留斯皇帝就将大权收归己有，对妹妹的权势则越来越疑心，最终强迫她带着孩子逃离意大利。加拉往东走，在君士坦丁堡避难，度过了几年。不过好运很快再次降临，加拉于425年胜利返回拉韦纳，她的哥哥霍诺留斯已经死了，她的侄子和庇护者——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军队替她击败了政敌。当时，她的儿子瓦伦提尼安才6岁，在罗马元老院被推为西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这主要归功于加拉同罗马将军弗拉维斯·埃提乌斯（他很受帝国的日耳曼人欢迎）达成了协议，任命埃提乌斯为西罗马帝国的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之后，加拉就在拉韦纳定居，在往后的12年以摄政身份统治着西罗马帝国。
自始至终，加拉都展现了在东、西罗马帝国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的才能。国王、皇帝、将军、兄弟、表亲都倒下了，而加拉·普拉西狄亚一直屹立不倒，最终看着自己的儿子平稳登上皇位，成为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我们可以说，在5世纪早期，加拉本身就代表了罗马帝国的延续性。她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有记载表明，她亲自参与设计了教堂的马赛克壁画；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信件显示，她的神学修养深厚，有自信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能够同主教、修士、皇帝探讨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以及圣母马利亚的角色问题。
约450年，当加拉快60岁时，她和儿子来到罗马，见到了教宗利奥。这次旅行不过是例行公事，平平无奇，但加拉生了病，在450年晚些时候逝于罗马。她被安葬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临死前，她还完成了另一件事，把未能长大成人的儿子狄奥多西——多年前在西班牙夭折的孩子——迁葬于圣彼得大教堂。至于这个孩子的尸骨是怎么被运到罗马的，就无从得知了。是加拉派人去把小银棺接回来的吗？抑或是她一直为儿子的夭折而悲伤，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小银棺？或许，她下令在拉韦纳修筑那座小礼拜堂，不是为安置自己或任何圣徒的遗物，而是希望用那蓝色的穹顶来庇护和慰藉她死去的孩子。也许是在罗马生病后，她才改变了主意。
加拉的一生展现了一个依然活着又无疑正经历变迁的罗马帝国的故事。在这个复杂的故事中，新宗教、新族群与尚存的观念和风俗相融合，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打造了舞台。一种新的皇权形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统治者通过与各个基督教团体和宗教领袖保持密切联系，来主张其合法性，这种形式变成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和高卢（高卢即将成为法兰克人的王国，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法国）大部分地区的规范。新来的族群急切地寻求与罗马皇室和精英家族结盟，并采用罗马的传统。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基于罗马的官僚统治规范，将领地划分为各个行政区域。新兴的修道团体和修士阅读并复制拉丁文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更全面地讲述他们的故事。罗马帝国不断变化，但仍然延续，存在于实践以及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统治者的心中。
我们必须记住，作为“帝国”的罗马发生了变化，但其实罗马本身一直是变动不居的。从一开始，变化就是罗马历史的一部分。罗马的权力中心曾转移，罗马的势力范围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再走向碎片化。从另一方面看，所谓罗马“衰亡”的观念，其基础也是某种关于历史同质性的观念，即历史是静止不变的。这一陈旧的观念认为，罗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前现代民族国家，其理想状态更像是爱德华·吉本所生活的18世纪的大英帝国，而这与古代的实际情况不同。吉本认为，早期基督教粗暴的宗教激情毁掉了罗马的辉煌，使这个纯净、稳定的帝国走向崩溃。不过，吉本那时正担忧于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动荡，他认为激情是十分危险的。他渴望看到一个更加纯粹的意大利，那是他作为业余旅行者在旅途中凝望着罗马和拉韦纳的废墟时，所想象的意大利。对他来说，当罗马学会适应欧洲和地中海世界不断变化的新现实时，罗马就“不复存在”了。日耳曼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罗马人，女性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诸如此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往往不觉得上述种种变化有什么问题。
新的族群或自愿成为罗马人，或像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样，其大量人口在战争结束后被强迫送往奴隶市场，成为分散在帝国各地的奴隶。尽管如此，帝国和帝国的理念依然存在，它已经历了公元69年的四帝之年、3世纪早期的混乱、3世纪80年代的东西方分裂、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崛起，以及最后加拉·普拉西狄亚动荡的一生。历史发生了变化，不过历史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站在加拉在拉韦纳修建的小礼拜堂里，很难认为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仅仅是危险激情的煽动者。基督徒肯定打砸谋杀过，加拉本人或许要对成千上万人的死负责。但是，基督徒也创造了闪耀着星光的建筑。根据一份写于多个世纪之后的文献，加拉为拉韦纳的这座宁静的小礼拜堂定制了一个巨型的金色烛台，烛台正中央镶嵌着她的画像，周围环绕着一圈文字：“我将为我的基督点亮一盏灯。”在此后的1000年里，我们将在各种神圣空间中发现类似的光辉，这些光辉或反射在巴格达的宏伟城墙上，或透过沙特尔大教堂的巨大玫瑰花窗。类似于410年罗马的大火一次又一次被重新点燃，但工匠们继续在天空中悬挂新的星星，让人们能够从中找寻到一丝安宁。
阿拉里克和他的军队洗劫罗马40年后，即便加拉在地中海的对面掌控着帝国的权柄，她依然把罗马称作“大地的女主人”，并且时常回到这座城市。在这个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外国人占据罗马的权力宝座，都并不标志着罗马的崩溃。加拉·普拉西狄亚在圣彼得大教堂那个朴素的坟墓里又躺了至少1000年，她第一个孩子的小银棺安放在她身边。她把死去已久的孩子带回家，带回罗马，让其在这里安息。
①1英里约为1.6千米。（本书脚注为译者注，下文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