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光明时代

我们的叙述始于意大利东海岸，那是在约公元430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群工匠走进一座小小的礼拜堂，把内顶变成了天蓝色。我们认为，这些在拉韦纳城中劳作的匠人受命于一位名叫加拉·普拉西狄亚的女性，她是罗马帝国皇帝的妹妹，也是西哥特人的王后，最后成了西罗马帝国的摄政。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罗马、拉韦纳兴建或修复了许多教堂。她下令装修这座小礼拜堂，或许是想用它安置圣物，或许是打算将它当作自己的陵墓，又或许是用它来安葬她那死于婴儿期的儿子。我们有一些猜测，却无法证实。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这座建筑，曾经在这里，工匠们将浸染了天青石色的不规则方形小玻璃片一块块嵌进新抹的灰浆，把建筑的内顶变为最浓郁的天蓝色。他们又用浸染了金色的小玻璃片做成星星，填满这片内顶天空。在蓝色的墙壁上，工匠们把白色、黄色、橘色的玻璃片混在一起，拼成了伊甸园的花丛。马赛克镶嵌画技艺历史悠久，不过这个蓝色天空和金色星辰的世界中所描绘的人物，来自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一段复杂但并非剧变的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权力的平衡、文化的规范、关于人类存在的最深层意义的理念，都将转变。

直到今天，每一片马赛克玻璃在阳光或烛光的映照下，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都闪耀着光辉，又将光辉相互反射，或映入观众眼中。近1600年过去了，这处空间仍然像真正的星空那样闪烁。

在建筑内部的一面墙上，好牧人形象的耶稣端坐在羊群中。其他画作中的好牧人形象是让基督将一只羊扛在肩上，突出表现了基督的粗朴人性。但在这幅画中，羊站在一边，看着耶稣，用鼻子蹭着他的手。画中的耶稣身穿漂亮的金色长袍——工匠（们）这么做，可能是试图强调他的神性，寻求一种真实，而非寻求古典时代晚期有更多人性的艺术。在另一面墙上，一位男性圣徒直面一座灼热的铁烤架。他或许是圣劳伦斯，如今是厨师的守护圣徒，不过因其殉道经历而闻名——他被活活烧死，却足够平静，死前还要求行刑的百夫长将他翻一个面，因为他的另一面已烤得恰到好处。他或许又是圣文森特，在伊比利亚半岛（加拉正是在那里度过了做西哥特王后的时光）家喻户晓，他眼睁睁看着异教徒烧掉了自己的书，之后被处以火刑。无论如何，墙上描绘的这些故事——以及在5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虚构的，由时代、文化、地域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既展现了延续性，又体现出重大的变革。

为这段历史标定起点和终点是专断的，它们会框定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我们的叙述将摆脱“黑暗时代”的迷思，这一关于中世纪世界的认识延续了数百年，为中世纪世界蒙上一层阴影，让它只是得到模糊的理解，固定不变，与我们心目中对现代世界的期许完全相反。因此，让我们暂时忘掉那些老生常谈的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转折点吧，例如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410年罗马的劫掠，或者476年“末代”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的废黜。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认定中世纪存在，而且有起点和终点，那就不必从衰落、黑暗或死亡讲起，而尽可以从这个闪着光芒的、神圣而宁静的空间开始。当然，我们这样做，不是要抹除过去的暴力，代之以天真的怀旧之情，而是要开辟还未注定的路径。转换视角后，那些在其他叙事中惯常被边缘化的人物就进入了视线焦点。另辟蹊径，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他的可能。

将近1000年后的1321年，我们可以在这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同一座建筑中结束中世纪的历史。在这里，我们能够再次确证延续性，标示变革，跟随中世纪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脚步，徜徉在拉韦纳的诸教堂中，从同样的马赛克镶嵌画里汲取灵感——他曾写下包罗宇宙万物的宏大想象。但丁被家乡佛罗伦萨放逐，在拉韦纳王公的宫廷中了结余生。他去过威尼斯，见过修建于12世纪早期的工业化造船厂，他将它写入《地狱篇》。除了造船厂，我们还在《地狱篇》里看到了教宗和佛罗伦萨人，他们都承受着永恒的折磨。但丁痛恨教宗制和佛罗伦萨中世纪民主制下的派系政治，并咒骂它们。但在拉韦纳，他似乎被加拉·普拉西狄亚陵墓的宁静，被隔壁圣维塔莱教堂里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马赛克镶嵌画的壮丽所打动。正是在拉韦纳，或许就在这座近1000年前建造的教堂的闪烁星空下，他有了灵感，完成了《神曲》最后一部分——《天堂篇》。

但丁的著作是中世纪，也是任何时代中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他牢牢立足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的转折点，从全世界和1000年来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宗教积淀中汲取灵感。《神曲》沉溺于死亡和黑暗，也捕捉美好和光明；但丁从地狱、炼狱最终上升到天堂，看到了作为纯粹光明的上帝，以此完结。或许，置身于这座教堂中的虔诚观众，在注视着马赛克镶嵌画所展现的星空时，会想象出同样的历程，将他们的思绪投向那光明的天堂。光明时代的开启和终结，由对沐浴光明的希望来界定。

当然，中世纪的美并不都是神圣的，至少并不仅仅与神相关。加拉·普拉西狄亚陵墓附近的拜占庭皇帝群像也属于中世纪，这不仅是因为中世纪千千万万个意大利诸城居民或穿过亚得里亚海来到这座帝国城市的游客，都曾将目光投向它们，也因为它们嵌入了多层含义。它们是地中海世界和中世纪世界的象征，这两个世界一直是流动的，有开放的边界，到处都可以看到人口流动和文化融合。

我们既用眼睛看，也用耳朵听。我们听到，海员的行话中混杂着多种语言，欧洲、亚洲、北非都有说多语言的共同特点。在一些市场上，犹太人说拉丁语，基督徒说希腊语，每一个人都会说阿拉伯语。椰子、生姜、鹦鹉随威尼斯商船运达，最终被运往中世纪英格兰的港口。一直住在不列颠的北非人拥有深色皮肤，地中海沿岸爱讲关于猥琐神父、浪荡女人、容易上当的丈夫的故事的法国农民，也有深色皮肤。

中世纪既然有个开头，就必须有个结尾，否则就谈不上“中世纪”了。因此，我们选择14世纪的但丁作为一个可能的结尾。但丁之后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明确摒弃中世纪，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重生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我们也可以把中世纪的终点划定在14世纪晚些时候，瘟疫席卷亚洲、欧洲、北非、中东之时。或者，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结束于15世纪，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整个地中海东部，创造了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从印度洋一度延伸至维也纳城下，将与信仰基督教的法兰西人结盟，与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作战。有人甚至认为，中世纪只有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废除君主制时方告终结。

但这些时刻最终都令人不满意。若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包括但丁的这些意大利人正是之前几个世纪的产物，其自身就很有“中世纪”特质。瘟疫之所以能传播到欧洲，就是借助了欧洲和亚洲多个世纪以来的联系。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于草原和城市之间数代人的交流互动。这个民族充分沉浸在关于宗教经典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争论阐释（它们从波斯到伊比利亚来回传播）所营造的智识文化之中，这个民族携带着奢侈品和病菌，穿越各个地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只因为中世纪的人常常小范围试验代议民主制，并且有长期反抗威权的历史。这些民族、瘟疫、艺术、政府、战争，都属于中世纪世界。

如果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结尾，如果一切历史时刻都与之前发生的事密切相关，那么我们为何要想象出一个中世纪呢？确实，历史并没有起点或终点。能够明确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意大利人懊丧于他们那个丑陋时代的政治混乱和战争，决心将怀旧之情连接到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世界，利用遥远的过去，斩断他们与过去千年历史的联系。此后，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强权及其知识分子（通常他们自己就是中世纪研究的先驱或学者！）试图为其创造的新世界秩序寻找历史依据，以辩解和说明为何白人——本质上是现代概念，但植根于中世纪——有权统治世界。他们发现，中世纪的原始民族国家（proto-nations）很有用，可以指向他们的现代国家的起源，可以指明中世纪与希腊和罗马的联系，以及中世纪政体的独立性和独特的传统。这些现代思想家用虚构的“欧洲”和“西方文明”概念，像一根线一样把现代世界串在一起。他们看向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野蛮。他们看向中世纪和古典欧洲的历史，想象着那些跟他们一样的白人面孔在回望着他们。但他们完全搞错了。

今天，中世纪成了某种悖论。当人们想把某个现实中的问题——极端暴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甚至是取得驾驶执照的漫长过程（牵涉了许多官僚主义弊病）——踢回到过去时，都可以称其为“中世纪的”。然而，当白人至上主义者要为白人寻找起源故事时，他们也会看向中世纪，抓住那些金灿灿的精美手工艺品、宏伟的城堡和大教堂，以提出一种简化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纯粹父权军国主义，为他们的偏执背书。这段历史既好又坏，既清晰又晦暗。关于“黑暗时代”的迷思在大众文化中存活得相当好，留出了想象的空间，人们希望它是什么样的，它就能变成什么样的。如果不能看透这层黑暗，人们的想象就会失控疯狂，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目之所及的小事上，并夸大其重要性。这就为那些看起来清楚又有用的迷思留下了空间，对那些心怀危险意图的人很有利。

我们叙述的历史要比这混乱得多。

光明时代有大教堂穹顶上染色玻璃的美丽和光辉，有建造这些教堂的人民的血与汗，有教会的黄金圣物，有虔诚信徒的奉献和善行，也有为信仰之争而打的战争以及以恐惧和不宽容为名被烧焦的异端分子。光明时代揭示了但丁之前约1000年间在欧洲相互交织的文化的渗透特质。光明时代从欧洲向外看，并不局限于欧洲。光明时代的人知道——正如中世纪的人自身那样——一个更加广阔的、球形的世界。

光明时代的人说不同的语言，归属不同的宗教传统——或同一传统的不同变体。例如，世上有多个基督教（Christianity，大写C）教会，只有一个天主教（catholic，小写c，意为“普世”）教会。不过在欧洲和地中海各地，也有穆斯林、犹太人、多神教徒。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体，在各方面都和普通人类一样热爱、渴望、憎恨，并相互友善。他们也经常记录自己的生活，搞艺术，或留下物质遗存，在1000年后被发掘出来，让我们至今仍能利用。

光明时代的科学家们仰望天空，测量星辰，建造大学，为欧洲在全球科学革命中的贡献打下基础，同时并未放弃对神的信仰。那时也有人像现在一样，限制争论，告发思想犯罪，压抑自由，消灭异己。光明时代站在历史的关键位置和节点上，因为它蕴含着人性固有的所有可能性。但时至今日，这些闪光之处往往隐藏在许多糟糕的历史叙述中，隐藏在大众对“黑暗时代”的顽固成见中，这些叙述和成见经常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者所造成和强化的。我们有时在中世纪的怪诞中狂欢，忘记了讲解我们与它的联系。然而同时，我们又会固执地坚持这些联系，忘记了现实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我们都是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者，常年钻研原始资料，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许更重要的是，已经有数百名学者挣脱了“黑暗时代”那套老旧叙述，他们的著作揭示了这段历史的更复杂、更有趣的景象，让我们从中受益。我们的同事和导师帮我们把欧洲放在关于贸易、宗教、人口流动、疾病的更加广阔的全球体系中观察。我们了解了中世纪关于宽容的观念，还有等级和种族差异等观念的形成。我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美，还有其他令人震惊的无知。中世纪史的学者们构建出封建主义体系，又将它摧毁，代之以姻亲和等级制的复杂网络的理念，这一网络随着重大观念和各地方特殊传统而流变。我们现在对中世纪的性、暴力、性别、美、读物、仇恨、宽容、政治、经济，以及其他一切人类活动、人类本身及其创造物都有更多的了解。中世纪史的学者们串通一气，创造了“黑暗时代”这一概念，甚至今日还将中世纪历史用于服务那些令人讨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也愿意承认错误，正努力拆除这套学说。

在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当下，中世纪似乎不断闯入现代社会，但常常体现在大众文化中的关于中世纪的刻板印象，在我们历史学者看来却难以辨别。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中世纪的兴趣受到激增的中世纪幻想文学，例如《权力的游戏》、历史频道的《维京人》，或电子游戏《十字军之王》和《刺客信条》系列的激发。但有时候，这种兴趣也受到当下的事件或掌权者的评论的激发，例如政客使用“中世纪的”来描述一道墙，或用“西方文明”来指代白人民族主义。有时候，极右翼势力会正面运用中世纪的标志，它们被描画在弗吉尼亚游行者的盾牌上，飘扬在冲击美国国会人群的旗帜上，或分散在新西兰屠杀犯的长篇大论中。左翼有时候也喜欢用这类词汇，把一道墙或者一些特别恐怖的暴行称作“中世纪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一形容词被用作贬义词——代表“落后”，代表我们早已超越的、被现代社会甩在后面的东西。看来，“黑暗时代”仍将长期存留在人们的话语中。

这一切揭示出，政治左翼和右翼都对历史的大致特征有一致认识。他们都会援引“黑暗时代”，来声称某事是“中世纪的”——右翼表达对某些失去的事物的怀念，左翼则表达对某种应该被遗忘的过去的鄙视。学生们来上中世纪历史课，找寻着黑暗和粗粝，部分是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在描绘性、强奸、折磨情节时，为了辩解，而宣称其展示的是“真实的”中世纪。这些影视剧在描绘宽容、美好、爱时，却从不如此主张。但中世纪以及光明时代，包含上述所有内容——光明与黑暗，人性与恐怖（不过，唉，龙并没有很多）。

这是一本重新讲述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书。我们将以跟随加拉·普拉西狄亚的旅程、诡计、胜利、悲剧开始，简单地重绘5世纪的历史。我们的叙述前提只有一个：罗马并未倾覆。

有些事在继续，有些事也在变化。权力的重心转移到伟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随后是伊斯兰多个新帝国的城市中心。耶路撒冷始终停留在中世纪早期的人的想象中，但其历史并不像后来的史书中所叙述的那样，总是充满争斗，始终惊心动魄。在遥远的北方，当一头大象踏过德意志的土地时，人们会对时间的本质产生幻想和忧虑。城市从未消失，但确实在缩小，不论人口还是重要性都不及以往，因为人们在寻求稳定的过程中发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新组织方式。这种稳定来源于对上帝和信仰的新思考，它就像一束火花，将激发出学术和文化生活的繁盛。但这束火花也将点燃人们眼中的仇恨之火，吞噬一切被认为在真理之外的异类。此后，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城市逐渐扩大，教堂的尖塔耸向天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尽管从未断绝，却在几个世纪中不断消耗、衰弱，带来新的理念和病菌，也创造出适宜的情境，让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诗人得以追随一位已故罗马皇后的脚步。欢迎来到《光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