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区域

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区域横跨塞内加尔共和国和冈比亚共和国，面积为33000平方千米。它东西向从坦巴昆达（Tambacounda）到考拉克（Kaolack）延伸250—300千米，南北向从萨卢姆河到冈比亚河纵贯120—150千米（图2.1和图2.2）。该区域共记录有2000个遗址，16800处建筑，其中包括1045个巨石圈、3448个墓冢、9093个石圈和3204个石柱（Gallay et al.,1981,1982; Martin,Becker,1984）。双圈石阵是一个特殊类别，其中有十余个已经被编目，有4个被挖掘，主要涉及提埃科纳—布苏拉（Tiekene-Boussoura）遗址（Thilmans&Descamps,1974,1975）、凯尔—巴切（Ker-Batch）遗址（Ozanne,1965）和西内—恩加耶纳遗址（Holl &Bocoum,2006,2014; Holl et al.,2007）。

殖民时期进行的发掘工作使人们掌握了塞内冈比亚巨石圈的规模和复杂性。20世纪下半叶启动的研究计划按照更加规范严格的现场流程进行。70年代，提尔曼斯和德尚（G.Thilmans & C.Descamps,1974,1975;Thilmans et al.,1980）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目标是掌握塞内冈比亚巨石圈的历史编年脉络和区域特征。他们在4个地点进行了挖掘：西部的西内—恩加耶纳，中部的提埃科纳—布苏拉和考迪亚姆（Kodiam），以及东部的萨雷—迪乌尔德（Saré-Diouldé）（图2.2）。马丁和贝克尔（Martin&Becker,1984）对整个巨石圈区域最重要的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绘。加莱等（Gallay et al.,1981,1982; Gallay,2006,2010）专注于西部的一个重要巨石墓地，在姆博洛普—托贝（Mbolop-Tobe）发掘了两处石圈。英属冈比亚巨石圈考古队的负责人奥扎内（P.Ozanne,1965）在冈比亚山谷的两个遗址--凯尔-巴切和瓦苏（Wassu）进行了试验性发掘。拉波尔特等（Laporte et al.,2007-2009; Laporte,2010）等最近在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瓦纳尔（Wanar）遗址启动了一项发掘计划。过去十年，在塞内加尔巨石圈区域西侧的小宝伯隆河流域也开展了一个区域考古计划--“西内-恩加耶纳考古项目”（Sine Ngayene Archaeological Project）（Holl&Bocoum,2006,2014,2017; Holl et al.,2007）。

图2.1 塞内加尔—冈比亚各类遗址分布

（图片来源：http://sundrara.com/histo-geo/prehistoire-et-protohistoire-au-senegal）

图2.2 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分布

（图片来源：A.Gallay et al.,1881）

事实上，居住地、墓地、巨石采石场和炼铁作坊明显是构成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区域文化景观的不同元素。大小不一的巨石圈和石块为纪念逝者而矗立，专用于这些神圣的墓葬地。巨石建筑的形状和大小各异，或孤立于一隅，或被组织形成大大小小的墓地，主要沿河道分布（图2.2）。那么，巨石墓地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分布是否依据一个清晰可辨的逻辑？

塞内冈比亚巨石建筑为何如此富于变化，原因仍不为人所知。对特定形式的选择是否与被埋葬者的社会地位、年龄或性别有关？这些建筑都是为埋葬逝者而建，种类繁多，呈现了丰富繁杂的墓葬礼仪。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殖民时期，最初是由业余考古学家开展，后在20世纪下半叶由专业人士进行。人们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假设来解释这些神秘石圈的存在及其功能。

塞内冈比亚巨石圈最初被认为是“迦太基建筑师”的作品，或是西吉尔马萨（Sidjilmasa），即今天的塔赫特（Tahert）的犹太石匠行会成员的作品，或被视为太阳崇拜的表达（Jouenne,1930; Parker,1923）。人们基本上都从丧葬的角度去理解塞内冈比亚的巨石圈，认为它们构成了早期的单人或多人墓冢，并可能伴随有活人殉葬的习俗（Cros et al.,2012; Gallay et al.,1982,Thilmans et al.,1980）。塞内加尔中西部小宝伯隆河流域的区域考古计划根据两个类型的标准提出了新的假设，为研究塞内冈比亚巨石圈现象开辟了新的视角。

首先，巨石墓地反映了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农民、牧民、猎人、渔民和采集者在萨赫勒和苏丹—几内亚湿润地带之间的过渡地带采取的精妙的领土战略。这种领土标记从定义上看就具有累积性，长远看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构建起文化景观。

其次，埋葬方式极其多样，且二次埋葬的情况占绝对优势比例。最精心设计的形式是在一个石圈中进行集体二次埋葬，这体现的是“祖先的生产模式”问题[1]。

简言之，从其与空间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看，领土权是巨石圈现象的基本驱动力。从最简单的定义角度，领土是一个“利己团体”开展行动的空间框架，是掌控空间入口和控制空间的倾向。这些（领土标记）进程受到生存系统条件的制约，通过多种形式运作，具有不同的规模。一块领土可以通过一定数量的标志性建筑物来限定边界，得到保护。它也可以是一个松散的地块网络，如取水处、牧场、季节性营地等。一般来说，群落的每个成员只感知到劳埃德和迪肯所说的“客观环境”（Lloyd & Dicken,1977: 316-317）的一部分，这个空间意识窗口也被称为“行为环境”或“行动空间”，是感知、接收和诠释环境信号的框架。然而，需要着重明确的是，“客观环境”传输的信息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实际接收。正是这一小部分，也只有这一小部分，决定了每个个体的行为空间。这个行为空间之外的任何事件都不会对有意识的决策产生影响。

一个特定的人类群落与其领土的关系可以分解为几个嵌套在一起的层次。在塞内冈比亚巨石圈，巨石圈建造者所在的群落组织成由农民、牧民、狩猎采集者和渔民群居的村庄。村庄构成了基本的领土单位和空间单位，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这个单位内进行。种植区和放牧区位于这样的空间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相当于维塔-芬齐和黑格斯（VitaFinzi & Higgs,1970）所说的“定居区域”（site catchment area），即人们的乡土。定居区包括群体生活和繁衍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它包括小村庄，那里有住宅和日常生活设施，还包括围墙和牲畜圈、得到一定修缮维护的供水点以及附近的牧场。定居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一些土地休耕，同时新的地块被开垦出来进行耕种。在四季分明的气候区，小村庄周围的土地每年轮作，提供可相互替代和补充的资源。这些小村庄通过联盟（通婚和政治结盟）和多种交流网络相互联系，因而形成了社会体系的串联，其日常空间在旷日持久中得以社会化、固定化。这种标记特定地理空间的累积过程，伴随着反复出现的物质符号和象征符号，最终孕育出了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