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总体架构
城市史是现代史学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传统史学只关注政治及大人物的历史，而现代史学尤其是新史学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也纳入研究范畴，其中就包括城市的发展演变。而全球化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独特现象，正如彼得·弗兰科潘指出的那样：“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是生活的事实，它提供了机会，制造了问题，并推动了技术进步。”[98]自古以来的全球化历程，使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以城市的演变规律为对象的城市史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史研究传统可追溯至18世纪。但将城市史设为一门综合学科或独立研究领域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动荡和各种激进运动造成的城市危机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从整体到局部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城市史的研究内容在空间上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20世纪初至40年代研究起步时期的城市史仍是传统的方志式城市史，类似于方志或传记，多为对城市个案的经验性记载，是典型的事件史，学理性不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城市发展出现很多新现象，如城市郊区化或逆城市化、城市连绵带和巨型城市地区等，“城市”这个概念本身在迭代，城市史的研究范畴亦随之发生变动——研究的空间领域扩大，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联更为密切、综述与概论性质的成果逐渐精微，各类专题研究日盛，呈现出系统化和深入化的态势，如从时段上就细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时期。
城市史的基础研究方法是历史学方法，但借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受历史学影响，城市史最基本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编年式的描述研究与纪事式的分析研究。描述型城市史属于传统史学方法，是个案研究或城市传记，利用解剖学的方式研究城市的各种内部组织与结构；而分析型城市史是新史学方法，注重城市变化的过程及变化的社会空间作用因素和结果，不是对文化、物质、环境和结构等组成部分进行简单相加，而是精确分析它们在特有的空间组织下的相互作用，揭示基本机制。但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仍如血肉般不可分离，共同构成城市史的微观结构与总体框架研究。在新史学兴起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城市史借用，其中以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最为常用，此外还有考古学、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心理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方法。
历史学者从事城市形态研究，是将城市作为历史发展的载体，透过城市看历史。这样，城市便成为一个有兴衰演变规律的“生物”，而不是仅供学者观察剖析的“死物”。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缩影，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99]同理，西亚文明的发展史，亦可视为西亚文明基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目的，建立或再造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等各级各类城市，并建构和完善城市网络共同体的历史。基于这种认知，本书在纵向上将西亚城市发展分为城邦主导时期、原生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阿拉伯帝国时期、伊儿汗国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七个阶段，上起约公元前7000年以杰里科为代表的西亚乃至世界最早城市的兴起，下迄公元1922年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在横向上从“政治生态”“发展概览”“典型城市”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以期立体呈现不同阶段西亚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管理等方面的大致样貌。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6页。
[3]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出现于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安条克的希腊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325—395）所著《历史》一书第23册中。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887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简称《中国》）第一卷初版中使用Seidenstrassen （Sild Road）一词，并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从公元前117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和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为西域交通路线”。参见[俄]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丝绸之路史前史》，梅维恒英译、李春长汉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D.Waugh，“Richthofen's ‘Silk Roads’：Toward the Archaeology of a Concept”，The Silk Road5/1 （2007），pp.1-10。目前国内学术界将由河西走廊经新疆到中亚的古代商路称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或“丝绸之路”，而其他交通线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等陆上和海上线路，成为广义“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流通之路，更是古代中国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之路。
[5]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孙秉莹、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3页。
[6] 转引自[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8页。
[7] 王敦书于1996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新亚书院合办的“古代、中世纪之政治与宗教”学术讨论会上的宣读文章《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中国古史学界关于古代城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转引自解光云《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6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10]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11] [英]戈登·柴尔德：《城市革命》，陈洪波译，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第6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1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1、91、4页。
[13] J.Rennell，The Geographical System of Herodotus Examined and Explained，Charleston：Nabu Press，2011，p.210.
[14] 塞浦路斯古称阿拉西亚。该岛位于地中海东北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面积9251平方千米，为地中海第三大岛，北距安纳托利亚40千米，东距叙利亚—巴勒斯坦96.55千米，南距埃及尼罗河三角洲402.3千米。自古以来，该岛以盛产铜闻名遐迩，“塞浦路斯”的希腊语意即为“产铜之岛”。现今的塞浦路斯是亚洲国家，从地理位置上属于西亚，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欧洲密不可分。
[15] 中东国家包括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塞浦路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共17个，即不包括西亚国家中的阿富汗以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高加索三国，但包括了北非的埃及。有时阿富汗也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一起被视为中亚国家，合称大中亚6国，理由是“这一区域最大的河流——阿姆河南北两岸在历史和文化上从来是无法分割的”，“它是西亚，但又不是西亚；它是南亚，但又不是南亚；它是中亚，但又好像不是中亚。更准确地说，它在中亚通往西亚和南亚的十字路口，或者地处中亚、西亚、南亚的十字路口”。参见潘志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的地缘政治》，《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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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车效梅、郑敏：《“丝绸之路”与13—14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第30—44、157—158页。
[97] 参见孙宝国《国内外西亚城市文化发展研究现状评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0页。
[98] G.Clark，Global Cities：A Short History，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p.35.
[99] A.S.Gilbert，ed.，Cities and Urbanization：Canadi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oronto：Copp Clark Pitman，1990，pre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