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的选择

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乾嘉时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的总结和繁荣伴随“康乾盛世”悄然而现，而最能展现其总结和繁荣特色的当是《四库全书》纂修。与气魄浩大的《四库全书》同步，集大成的《总目》是为古典文化进入成熟、总结阶段的精品。《总目》是在充分总结历代目录学经验教训基础上建构起古代完备、系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同时，古代丰富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理论为《总目》积累了丰厚的学术基础。而更为重要的是发轫于明末清初、成熟于清代中期的乾嘉学术思潮，为《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学术路向。清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需要，顺应了盛世修书的潮流。四库馆臣身处文化成熟的制高点，以睿智、深切的眼力审视中国千年的学术文化长流，在《总目》中阐释其核心学术思想，对其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当然，作为清代官修目录，它是宣传封建正统思想、为巩固清代的统治服务的工具。

《总目》本身就是一门学术，前人对《总目》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精品迭出，可以相信，对其学术研究还要延续下去。结合过去及现在对《总目》研究的实际情况，深刻揭示《总目》学术思想产生发展的外在原因与内在理路，深入阐释其学术思想的基本内涵，辩证观照其思想与方法论的优劣、缺失，全面探讨其学术贡献和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研究，探求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源流特别是与乾嘉学术之关系

目录学属于学术文化的范畴，它与学术文化关系密切。一方面它受到一定历史时期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反映着每个历史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状况。因此，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发展变化息息相通，是中国古代学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功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是不容忽视的。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类分群书为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其分类总结了先秦至汉代的学术文化，涉及经学、哲学、诸子学、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军事学等方方面面，基本上记录了此一时期学术发展源流及其思想文化情况，客观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面貌及其水平。无怪乎日本东北大学教授金谷治在其《〈汉书·艺文志〉的意义——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一文，借助《艺文志》研究了西汉末目录学家刘向的思想，进一步阐释《艺文志》学术文化意义和价值[13]。《隋书·经籍志》是唐初编纂的官修目录。其经、史、子、集四部著录隋代现存藏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并附注有著录之书与亡佚之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总计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七卷，记载了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典籍著录情况，反映了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的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阐释了目录的作用，“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14]，就是用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教人处世“其教有适，其用无穷”[15]。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省拨出专款，专题研究“中世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以《隋书·经籍志》为中心”的项目[16]。从中发现古籍目录《隋书·经籍志》与东汉至隋时期学术文化的关系。

清代乾隆时编纂的《总目》对此前历代图书分类法和学术发展状况作了总结，将古代社会目录学推向了高峰。纪昀、陆锡熊等总纂的《总目》二百卷，总计著录典籍一万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著录之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著录存目之书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总目》收录了清乾隆之前历代典籍，反映了古代的学术发展源流。《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总目》将“经”放在首位，所收十三经，推扬古代社会儒家正统思想。史部收录各类历史书籍，集部收诗文集，内容相对单纯。而其子部所收都是无类可归之书，内容庞杂。《总目》对于其中“异端”之书大加窜改、抽毁，意图彻底消弭民族民主思想和反清意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清代前期考据学兴盛，汉宋学术争鸣中以汉学胜出，其他学术如史学、诸子学、文学、自然科学、西学等都进入学术穴结期，《总目》必然反映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情况。可以这么说，《汉书·艺文志》反映了秦以前远古时期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反映了东汉至隋代中古时期学术文化，而《总目》则是对两千多年古代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总结。因此，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研究，深入研究和阐释清代学术思想及学术特点，亦可厘清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源流之关系。

2.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可以理析中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潮尤其是与乾嘉学术思想之关系问题

目录学与学术思潮的关系尤为密切。每一时期重大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潮，都会在书目著作中得到反映，并直接影响着目录学发展。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曾对目录学的分类、大小序及提要产生过重要影响。如目录之提要，它与所处时代及提要撰写者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同一部书，不同时代的人或者同一时代不同的人评价它，都会得出不同看法。这里仅以《楚辞》集提要为例。战国后期，在我国南方楚国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其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为伟大诗人屈原。其后楚地一些诗人（如宋玉等）学习、模仿楚辞体，并有所发展。楚汉之际以至于西汉，楚辞体颇为流行，出现了一批以楚辞体（或称骚体）创作的作品。汉成帝时，刘向搜集、整理楚辞体作品，编成十六卷《楚辞》集，成为编辑楚辞最早的本子。集中除了屈原、宋玉的作品之外，还收录了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以及刘向自己的作品。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时，把《楚辞》集中的作品划分到诗赋略中。汉代自武帝以后经学盛行，各种学术都受到经学钳制。楚辞本是文学作品，被经学家们穿凿附会，丧失文学个性，成为统治阶级施行教化的工具。作为提要目录的《别录》，其关于《楚辞》集的评论与刘安、班固、王逸一样，也是受到当时经学思想影响，其叙录在为《楚辞》创通大义、章解句释时，沾上了汉儒说经习气，造成许多谬解。至宋时，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理学产生。受理学思想影响，宋代对《楚辞》集的评介与前代情况就不同了。南宋晁公武云：“（屈）平自伤忠而被谤，乃作《离骚经》以讽，不见省纳。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复作《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自沉汨罗以死。其后，楚宋玉作《九辩》、《招魂》，汉贾谊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隐士》，东方朔作《七谏》，严忌作《哀时命》，王褒作《九怀》，刘向作《九叹》，皆拟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17]晁公武认为“平自伤忠而被谤，乃作《离骚经》以讽”、“哀平之死于忠”，乃是把《楚辞》集主题诠注为忠心、忠诚，显然受到宋代理学思想影响。

清代的《总目》，分别对各个时期关于《楚辞》集的观点、结论进行缜密辨析，对刘向以下《楚辞》集的整理、研究作了全面总结。针对汉、宋时期对《楚辞》集的不同看法，《总目》辨析说：“然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而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18]此说符合历史事实，合乎《楚辞》集本意，可称公允。《楚辞补注》认为，“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兴祖是编，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19]。这是以清代汉学的立场、观点，考察汉、宋对《楚辞》集的研究状况，对《楚辞》集作出的总结性评价，结论烙上了清代学术印记。所以说，古籍目录提要不但使我们了解了一部书的整理、流传过程，书中大旨、作者生平及人品学术等情况，还使我们一睹不同时代学术观点、学术思潮之风貌。通过《总目》提要这一研究载体，可以理析《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初步构建起《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研究的框架，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具有整体性、多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体系，并深入研究《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价值，探求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思潮之关系。

3.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能够深入挖掘四库馆分纂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现存的分纂稿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总目》学术价值，对推进“总目学”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总目》的研究，大体而言，有两种思路，一是文献学的治学路径，如考辨补正、目录版本等研究，此为《总目》研究主流。周积明在《〈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一文指出，“纵览晚清以降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不难发现，其研究方法大体沿袭刊误、补正、考核、纠谬的朴学学术路数”[20]。这种研究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为代表。但是这种学术路数，存在视角单一的缺陷。另一种就是学术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路径，着重学术批评和思想文化层面探讨。“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理应得到关于自身目录学价值的高度评价，这是毫无疑义的。从目录学角度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稍有轻视的重要方面。”[21]但是，《总目》学术特征并不仅限于文献领域，尚有广阔开发空间。因此，本书意在从《总目》的文本出发，力图把学术史研究与《总目》研究相结合，以此解读和析理《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

本书研究中对现存比较多的四家分纂稿，即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的分纂稿进一步深入研究，引用资料力求丰富翔实，并有新的开拓。现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分纂官分纂稿犹有四家，这就是邵晋涵史部及其他各部书提要三十七篇，收入《南江文钞》。姚鼐经、史、子、集各部书提要八十八篇，收入《惜抱轩书录》。翁方纲经、史、子、集各部书提要凡一千余篇，编成《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此外，余集的《秋室学古录》中尚有《诗经》各书提要七篇。翁方纲、邵晋涵、姚鼐、余集四家分纂稿与《总目》对勘，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语言文字都有不同程度改易，有的则几乎另起炉灶，全篇改写。过去学术界对此四家分纂稿关注甚少，即使有的研究者关注，要么笔触不深，要么从文献角度进行简单比对，未能深入挖掘。本书以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和《总目》的四部提要为研究对象，从目录学史、学术史及思想史的高度宏观关照，以两种文献资料的微观对勘、考辨，深入系统地研究《总目》的经学思想、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并提出独创性的观点，以此推进“总目学”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

4.通过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可以批判继承《总目》学术思想、学术方法，镜鉴学术研究，净化治学学风，这也是研究《总目》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现实学术意义

《总目》从其产生至今，是学术界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书和学术经典，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学术的渊薮。在这份珍贵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精华，也包含着封建学术各种糟粕。四库馆一大批汉学家热衷于钻进故纸堆，从事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他们大多唯经是从，唯圣是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他们研究中有许多缺失。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不仅是《总目》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也是今天学术研究中，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识和理解《总目》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具有普遍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