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内容和基本文献
余嘉锡先生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22]《总目》亦是通过类目、总序、小序、提要，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典籍进行评价，以此对古代学术进行一次总结和评述。本书研究内容着重于《总目》的四部提要，兼顾于其总序、小序、案语以及书前乾隆圣谕、凡例、表文和类目，以纵向的宏观历史考察与横向的具体文献对勘研究相结合为基本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实证与理论、比较与分析、文献计量与演绎、历史与辩证等基本方法，来研究《总目》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具体而言，本书首先从《总目》的编纂背景入手，探讨《总目》学术思想产生的学术条件、时代背景、学术思潮、文化条件等问题，继之阐释《总目》的纂修和作者问题，析理《总目》在目录学、学术史上的学术源流。然后从文献资料入手，以武英殿本《总目》为底本，与分纂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进行比勘研究，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语言文字等方面比较异同，从中梳理《总目》学术思想内涵和方法论，主要研究《总目》经学思想、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方法论，最后总结《总目》在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上的成败得失和影响。
1.研究内容
本书一反过去单纯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总目》的目录版本、考据学上的价值和辨证，而是从思想史、学术批评史角度揭示《总目》的经学观、史学观、诸子学观、文学观，进一步凸显其学术史地位和价值。基于此，本书分为八个部分进行阐释，即：绪论篇、背景篇、纂修篇、经学篇、史学篇、诸子学篇、文学篇及结语篇。其中绪论篇为本书的总纲，主要阐述本书研究的缘起、学术背景、基本内容、基本思路、学术方法及意义。背景篇、纂修篇为本书的背景论，分析《总目》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考察纂修过程、考辨作者问题及其思想学术倾向，为研究《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前提。经学篇、史学篇、子学篇、文学篇为本书的主体部分，也是本书的重点部分，重点阐述《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结语篇主要是对本书作简短总结，并作出一些研究结论。本书研究难点主要是运用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与《总目》比勘，从评骘意见、篇目内容、风格体例、语言文字等方面比较异同，从中发现《总目》的学术规律、学术思想及方法论。
（1）《总目》纂修的时代与学术背景。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百年来的文治武功、励精图治，到乾隆时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鼎盛景象。盛世修典，最能展现其时代要求的当是《四库全书》纂修。与《四库全书》同步，目录学精品《总目》也应运而生。《总目》的产生是与清代前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的。学界凡是涉及《总目》纂修研究，对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思潮背景多有关注，本书有必要揭示影响《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外在因素：一是对《总目》产生的目录学基础进行历史梳理，阐释其产生的学术机理；二是探讨《总目》产生的“康乾盛世”时代背景与文化政策，以及对《总目》的影响；三是探讨《总目》产生的乾嘉学术思潮，阐释《总目》的学术思想基础；四是探讨《总目》产生的实体条件，即《四库全书》与《总目》的关系问题。
（2）《总目》的纂修与学术思想趋向。《总目》纂修因纷繁的政治、复杂的人事、烦琐的程序、反复的修改，而决定其产生曲折、迟缓。对于《总目》的作者问题，学界意见纷纭，有“馆臣说”、“纪昀说”、“乾隆说”。笔者认为，《总目》应为以纪昀为主导的集体创作成果。《总目》是在分纂官所撰提要基础上，经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反复修改、润饰而成，那么，《总目》对分纂官分纂提要究竟作了哪些改动，从中又反映出何种思想倾向，就成为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同时四库馆开馆之时，正值清代汉学方兴未艾之际，馆内担任纂修和辑佚等工作的众多学者，形成汉、宋两阵营的激烈对抗，给纂修工作带来重要影响。本书重点剖析影响《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内在因素：一是通过对《总目》编纂缘起、过程的考察，进而考辨《总目》作者问题；二是探讨《总目》与分纂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的初步比较，探寻基本规律，为阐述经、史、子、集等诸方面思想作铺垫；三是探讨《总目》思想倾向及政治立场、《总目》纂修官的著述态度、《总目》学术思想倾向，以探寻其学术基本思想及其考证方法。
（3）《总目》的经学思想与方法论。经学思想和方法是《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中重点阐述对象，这一思想和方法论贯穿于全书，成为其史学观、子学观、文学观的主导思想。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如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23]、黄爱平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24]作了深入探讨。周积明主要是从学术思潮来阐释《总目》的经学观，但没有与《总目》产生的背景联系起来。而黄爱平注意宏观与微观结合，注重学术与时代特征的内在联系，弥补了周积明研究的缺憾。但二者都没有涉足《总目》的方法论。基于此，本书主要宏观研讨《总目》经部学术源流并微观理析其经学思想和方法论：一是阐述《总目》经学的学术源流，即经部的发展流变与清代乾嘉经学的新变历程；二是比勘《总目》经部提要与分纂稿，探讨《总目》的经学思想；三是比较《总目》经部提要与四家分纂稿，揭示《总目》的经学方法。
（4）《总目》的史学思想与方法论。对于《总目》史学思想研究，学界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周少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是从宏观角度研究《总目》史学思想，主要探讨《总目》历史编纂学思想[25]；周积明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观》，是从“以史为鉴”、“以史蓄德”、“以史证史”的角度阐释《总目》的史学观[26]；华世銧的《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则对《总目》的史部提要价值进行总结探讨[27]。此外，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28]、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等对《总目》史学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一些探讨。本书主要宏观研讨《总目》史部学术源流并微观理析其史学思想和方法论：一是阐述《总目》史学的学术源流，即史部的发展流变与清代乾嘉史学的嬗变；二是比勘《总目》史部提要与分纂稿，探讨《总目》的史学思想；三是比较《总目》史部提要与分纂稿，揭示《总目》的史学考证方法。
（5）《总目》的诸子学思想与方法论。与《总目》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方法论研究相比，其诸子学思想及方法论探讨方面，研究者寥寥，成果很少，是目前《总目》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其实，《总目》诸子学思想及方法论研究内容蕴藏丰富，可供拓展的研究论题特别繁多。子部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内容最为庞杂的一部，《总目》一改过去斥诸子学为异端的传统，开始重视诸子学。这是因为乾嘉时期在经、史考证需要的带动下，诸子学也走出了理学时代的“异端”境地，回到了“子为六经羽翼”的学术体系中。《总目》中诸子学继承了明清之际诸子学的一些特点，但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何深化和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本书优先考虑的一个论题。本书将重点宏观研讨《总目》子部学术源流并微观理析其诸子学思想和方法论：一是阐述《总目》诸子学的学术源流，即子部的发展流变与清代乾嘉诸子学的嬗变；二是比勘《总目》子部提要与分纂稿，探讨《总目》的诸子学思想；三是比较《总目》子部提要与分纂稿，揭示《总目》的诸子学方法。
（6）《总目》的文学思想与批评论。《总目》的集部分类、提要、大小序，全面总结了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流变，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经典性资料。对于《总目》文学思想及批评方法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前期成果，奠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在总体上研究《总目》诗文理论方面，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一个突出典型，其对《总目》关于文学情义起源说、诗歌美学理想、文学鉴赏论、作者理论等方面作了阐述，对《总目》文学思想解析系统严密翔实，但其只是关注正统的诗文论，对于词曲以及小说等非正统文学观则视而不见。其他的研究则是从某一诗文专题探讨《总目》的文学思想。如邵毅平的《评〈四库全书总目〉晚明文风观》谈到《总目》对晚明文风的态度[29]；李金善的《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梳理了《总目》对历代各类《楚辞》著作收录的取舍情况，以及对它们的论述[30]；季野的《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在对矛盾冲突与困惑无奈的揭示中，展示了时代在《总目》小说论上的印迹[31]；吴承学的《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对《总目》诗文评类提要进行系统研究[32]，等等。对于《总目》的文学思想及其批评方法研究，本书主要宏观研讨《总目》集部学术源流并微观理析其文学思想和方法论：一是阐述《总目》文学的学术源流，即集部的发展流变与清代乾嘉文学的复建；二是比勘《总目》集部提要与分纂稿，探讨《总目》的文学思想；三是比较《总目》集部提要与分纂稿，揭示《总目》的文学批评特征和小说思想。
2.基本文献
《总目》是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提要目录。提及“四库提要”，它有“提要分纂稿”、“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别。“提要分纂稿”，简称“分纂稿”，也称“原撰提要”、“分纂提要”，是分纂官根据个人专长分工分头执笔对原书所作的提要初稿，基本上反映了分纂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书前提要”，又称“阁书提要”、“原本提要”、“库本提要”，是指分纂官所纂提要经总纂官改定或重作后，冠于《四库全书》所收各书之前的提要，原来有七阁提要，现仅有文渊、文溯、文津、文澜四阁提要。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是由总纂官、总目协纂官经再三修改、润饰而最终定稿的提要，简称《总目》提要。从以上概念中可以看出，三者成稿的时间先后，“提要分纂稿”成稿在前，“书前提要”成稿其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定稿最后，也是最为成熟的提要。
相对于《四库全书》与《总目》纂修过程，三种提要稿次第产生。所以三种提要稿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既有显著区别，又有紧密联系，是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提要体系。对于三者的关系研究，学术界也早已注意，且众说纷纭。有对三者内容比较异同的，有对书前提要本身比较异同的，还有专题研究其中问题的，等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研究：（1）关于“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关系问题，陈垣、黄爱平、司马朝军均有研究。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中把《总目》与阁书提要进行比较，《总目》较之于阁书提要有以下差异：一是文字上的润饰；二是体例上的整齐划一；三是少量内容上的增删；四是较少部分的全篇改写。黄爱平认为，阁书提要还不很成熟，在文字、体例、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反映了分纂官分纂稿向《总目》定稿进行过渡的情况，而《总目》则体例整齐，思想统一，注重指示学术门径，详于内容介绍、文字考订、得失评论乃至源流叙述，在阁书提要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33]。（2）司马朝军在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中对《总目》殿本与库本提要进行比较，《总目》殿本较之库本提要的差异在于：一是体例不同；二是对象不同；三是著录不同；四是少量内容不同，至于评价方面的差异，二者在整个思想倾向上没有大的差异，没有推倒重来的现象[34]。（3）阁本提要之间关系问题。同是阁本提要，因贮藏各阁《四库全书》完成时间不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陈垣、杨家骆、任松如、黄爱平等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黄爱平将阁本提要进行比较，认为阁本提要之间互异的提要为数不多，只是一些详略的不同[35]。（4）司马朝军对《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一是著录数量不同；二是排序不同；三是书名不同；四是少量解题不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在《总目》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体例简明、提要精细，毕竟是其吸收了《总目》的精华[36]。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不管是“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比较，还是阁书提要之间的比较，抑或是《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间的不同，其共同点是目录文献上的差异大一些，至于评价方面的差异，也只是《总目》提要比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更注重分寸感，更为准确，在整个思想体系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更没有完全推倒重来，可见“书前提要”、《总目》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的学术思想方面是基本相同的。至于《总目》提要与分纂提要的差异问题，学术界对此研究远远超过以上研究成果的总和还要多，呈现出持续深入且富有时代的动感，但其成果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二者无论是风格体例，还是思想内容都是迥异的。由于后面专门研究此一问题，这里叙述从略。所以，在本书的研究视野中，不再把“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提要列入研究范围，只就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四家分纂官所撰“分纂稿”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比勘，以见分纂稿与《总目》提要之差异，以此研究《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
《总目》刊行后在其流传过程中产生两大版本系统：殿本系统和浙本系统。对于两种版本系统，王重民先生认为，殿本优于浙本，笔者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他关于浙本翻刻殿本这一说法似乎欠妥[37]。本书赞同崔富章先生的观点，即浙本非源出殿本，其祖本为文澜阁抄本[38]。关于《总目》浙本、殿本的优劣问题，司马朝军在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一书中对《总目》殿本与浙本进行比较，认为殿本与浙本之差异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殿本删繁就简；二是殿本订讹正误；三是殿本顺文足义，进而得出殿本较之于浙本简明、典雅、平实，与王、崔二氏的结论相同[39]。本书采信这一说法，同时也认为，尽管殿本比浙本优，但从二者之差异可以看出，殿本与浙本只是在删、改文字为主，增加文字很少，至于学术思想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同时，浙本也有不少地方补殿本之不足，如浙本保留了三条提要，即《郑敷文书说》、《宋稗类抄》、《卫生十全方·奇疾方》，而殿本则全部去掉。此外，浙本有些提要可用来勘正殿本误字之不足。总之，正是因为殿本优于浙本，并且殿本是为最后之定本，本书把《总目》殿本作为研究对象的首选文献，采用中华书局1997年《总目》整理本，兼及其他版本。
总而言之，本书考、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彰，力求从基本材料入手，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1] 参见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本书所引都是该版本，以下书中注释皆从略。
[2]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
[3]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7页。
[4] 张之洞撰，司马朝军校注：《
轩语详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7] 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卷首《自叙》，台北华正书局1980年版，第3页。
[8] 胡玉缙著，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首《出版说明》，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2页。
[9] 刘乃和：《陈垣对〈四库全书〉研究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
[10] 刘乃和、周少川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1]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卷首《序》，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2]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卷首《引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3] 彭斐章：《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14] 魏徵等：《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2页。
[15] 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3页。
[16] 参见彭斐章《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17]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七《楚辞》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03页。
[18] 《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章句》条，第1974页。
[19] 《总目》卷一四八《楚辞补注》条，第1975页。
[20] 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21] 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2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3] 参见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24]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25] 参见周少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6] 参见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观》，《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
[27] 参见华世銧《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8]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9] 参见邵毅平《评〈四库全书总目〉晚明文风观》，《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
[30] 参见李金善《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1] 参见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小说评论》1997年第4期。
[32] 参见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33]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334页。
[34] 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42页。
[35] 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341页。
[36] 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3页。
[37] 参见王重民《跋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1期。
[38] 参见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
[39] 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