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缩影与宿命

从钟山往西，经过三个湖，就能看见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江东门纪念馆。

这座纪念馆像一艘从地底驶出的巨舰，龙骨锋利，坚不可摧，船舱里收藏着这个城市最悲怆的记忆，一半在地底，一半在水面。

沿着纪念馆气氛凝重的灰黑色的大理石墙面向东走，在船首左侧，中国南京云锦博物馆色彩明艳的雕花门楼拔地而起，城市的气场瞬间明亮。

这两座情感意义完全不同的馆，就这样以地标建筑的形式，在一种奇妙的巧合中隔巷相望。

经年累月，城市中生命和时间流过的痕迹以集体记忆的形式成为城市地理的坐标，为城市赋予了个性与身份，再不会轻易被抹除或忘记。甚至它们本身也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为城市的未来提供起点和参照。

庞大的纪念馆里，平民的骸骨刻印着将要亡国灭种的恐惧。而数步之遥，这恐惧在轻柔鲜艳的云锦织物铺开的那一刻，就已注定。

这是王朝的宿命，也是城市的宿命。

那些消失的地标都已隐藏在城市的记忆中，成为动机、符号与寓言。

洪武二年（1369）冬，浅处的湖水都结上冰冻，尚染局大堂内，一字排开的大花楼织机直矗房梁；三层楼高的织机架上，拽花工和织手两两配合，哈着白气，在上万根丝线铺成的织面上，通经断纬，妆金敷彩，为刚刚诞生的大明王朝赶织库锦、妆花。

这锦缎颜色瑰丽，金彩交辉，与刚刚建成、没有一丝雕饰的明朝宫室形成了鲜明对比。朱元璋很喜欢这种强烈对比带来的戏剧性，这让他从心理上更加适应皇帝这个角色。

一次和阶下大小官员讨论西北边患时，一位官阶低微的武将说到兴奋处，居然跨步上前，拉过右副将军冯盛的手臂，直嚷了句：“照我说就先取元顺帝，扩廓帖木儿肯定不战而降，不战而降啊！”冯盛点头，一时间，满庭官员喧辩起来，杂乱的声浪搅在一起。朱元璋顿时有种仍在淮西军帐之感，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摆摆手示意退朝。

左相国李善长立即注意到这殿前的喧哗已不再合时宜。作为明朝开国的大礼使，李善长明白，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在成为开国帝王的那一刻，就已不再能容忍尊卑无序。朱元璋要九五之尊的高贵威仪，南京城要帝王之都的赫赫气象，被异族统治了二百七十年的中华需要华夏归心的礼乐精神。

洪武四年（1371），在朱元璋的要求下，织染局、供应机房织工人数一再扩大，没多久，又加设神帛堂。皇家所用织物上的挖花妆彩愈加繁复，朱元璋对服饰花色的执着也愈加稳定。两年前，朱元璋刚登帝位就立即下诏“复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1370），皇帝、太子、亲王、文武官员衣服的制式、服色、纹饰更是细细定好。到后来贩夫走卒、商贾妓奴该穿什么式样、能用什么衣料，甚至使用什么色彩和图案，朱元璋都要亲自过问，严密规定。

云锦所对应的服色一丝不苟地标记了帝后将相的尊严和百官的品阶。直到崇祯年间，大明内外受敌时，还有武将们因衣服上不按品级用补子，被皇帝重重申饬。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明令禁止商贾穿绸、纱、绡质地的衣服，农家是可以穿的，但农家只要一人经商，全家就再不许穿绸、纱、绡。雨天，常人可戴斗笠，商人休想，他们的服饰往往和仆役、娼优、下贱并列。朱元璋不信任商业，他厌恶所有的变数。

本来应该成为即将到来的16世纪最活跃力量的商贾阶层，遭遇了自唐宋以来，最苛刻的压迫。本该自由的思想在明代的八股取士中异化，科举取士，取的读经书之士，考的是八股陈见，所有个人见解都被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所有当官的路径都经过思想严密的筛查，文化的生命力渐渐在这套严密的包裹中偃旗息鼓。

这是文化上最伟大的创举，也是文化上最严密的专制。这是读书人的天堂，也是读书人的地狱，就像云锦。云锦是王朝等级制中最高的表征，它来自农桑，也穷尽了农桑社会对“华”这个字的终极想象。它看似最繁华，却也最早见证了王朝的腐朽。

朱元璋非常满意他所带领的王朝，堆金簇锦的盛世之象让他以为自己的王朝已如汉唐，却不知大明与汉唐外向而开放的气象早已背道而驰。

他认为，对一个王朝而言，没有比衣食更为重要的东西。禁止商业，在他看来，就是扼制一切贪恋、欲望与懒惰的源头。

商人的子孙不能参加科举，最需要流通的行当没有通行证就不能随意外出……中国商人遭受数千年来最苛刻的对待。而同时期的欧洲却正从死气沉沉的中世纪中醒来，资本主义的力量迅速勃发，城市因为商业的力量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文艺复兴的燎原之火也正在赋予人类文明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就在世界即将转型的关键时期，明朝正式实施海禁令，全面禁止华人出海与移民。

朱元璋笃定地相信上古时期黄帝“垂衣裳则天下治”的寓言，相信他带领下的王朝将用“以农为本”的方式江山永固。

他掌舵的这艘中国巨轮，航向渐偏，直到崇祯用三尺白绫将它抛锚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

崇祯帝的失败是一场既不妥协也无从变革、回天乏力却又不肯死心的最后挣扎。来自关外的满洲人以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成了汉人新的皇帝，他们几乎全面接管了明代留下的中国，如皇宫、官制、科举等。

如果说明代是一个封闭的大农庄，那么清代更像是一些农庄的集合体，除了某些政策上的宽严程度不同，服饰冠发上的区别明显，明清根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两种形态。

清朝统治者们也同样热爱云锦，南京城内日益鼎盛的云锦织造，甚至超过了大明。鼎盛时三万多台织机，九十余万人口的南京城有近三十万人以此为生，以至于同时期很多国家将南京称为“丝帛之城”。

这些华丽灿烂的锦缎，并不能挽救王朝的衰败。

华夏的巨轮从大明开国始，侥幸驶过几处宽阔的河面后，在晚清深陷于内陆泥泞的河床上，来自海洋的文明轻易将它击穿。千疮百孔之间，个别的瞭望者这才意识到，也许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错了。

以锦帛闻名的南京城，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处。

王朝的代表耆英与英方代表接触谈判后，眼睛不大的耆英晃着自己头顶上色泽鲜艳的孔雀花翎给年轻的道光皇帝写下了他真诚的报告。

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西方国家是可怜的，没有礼乐制度，缺乏王朝品格，除了奇技淫巧之外，实在不配与中华相提并论。

这种坚固的愚昧至少积攒了六百年。

哪怕帝制真正结束，民国真正建立，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弭这几百年的巨大差距。

1937年，日军兵临城下，仓促的民国中央政府唯有用一场必败的尊严之战，为近代中国重生一个伟大的城市，以及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华。

1937年，被屠城的南京，让“中国不会亡”的信念成为信仰，三十万遇难同胞的骸骨激荡出一种神圣的共鸣，这种共鸣超越了狭隘的情感，升腾成一个城市的使命感。

江东门纪念馆，巨大的历史之舰破土而出，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纪念建筑之一，城市创伤的集体记忆也在这里成为人类的永恒记忆。

那些城市过去的荣耀与光鲜在这座庞大如舰队般的黑色纪念馆前不得不变得沉默。

云锦铺开的那一刻，城墙开始了王朝向内的漫长铺垫，失去活力的读书人被驯服在八股之中，处境凄惨的商人与严重脱离实际的税役制度，将王朝慢慢耗空，海船与科技一并消失在这场自我陶醉的美梦里。

六百年后，日军的屠城彻底终结了城市的过去，这是王朝的宿命，它终将被来自海上的新生力量打败。这也是城市的宿命，它曾经有多荣耀，此刻就有多悲怆。城市里，三十万死去的同胞成为新的星星。从此，古老的星宿与天命不再拥有预言的能力。

这一天成为历史航道转向的终点。

六千年历史文化在消失的地标里标记了久远的密码，在六百年的城市宿命中缩影了华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