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前及明代唐诗选本发展概况

第一节 明前唐诗选本编选概况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瑰宝，《全唐诗》中收载唐代诗人过两千，诗篇近五万，此外散佚者尚多。面对浩渺如烟的诗歌海洋，世人要想撷其精华而讽咏之，多感烟海苍茫而不得津要。因此，自唐代以来，选家辈出，代有名编。纵观其发展历程，我们可大致将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唐五代——萌生阶段；宋金元——发展阶段；明代——兴盛阶段；清代——集大成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链条中，明代唐诗选本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唐诗编选取得的成就及特点的形成皆建立于前人探索实践的基础之上，故不能孤立对待之。因而，在开展本书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明前的唐诗编选与刊刻情况进行简单的线性梳理。

一、唐五代唐诗选本

唐诗选本是伴随着唐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对于唐人选唐诗的情况，清代王士祯就曾编选过《十种唐诗选》，收集了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佚名《搜玉集》、令狐楚《御览诗》、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9种唐人选唐诗，以及宋代姚铉《唐文粹》中的古诗。今人对唐人选唐诗也有搜辑统计，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中辑录达37种；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中统计达137种；而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则辑录了《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玉台后集》《才调集》《箧中集》《搜玉集》《御览诗》《极玄集》《又玄集》《国秀集》13种。

统观唐代的唐诗编选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阶段性倾向较为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唐初至大足元年（701）前后；二是大足元年（701）前后至安史之乱前[1]。前一阶段主要是通代选本，将唐诗附在其他朝代诗后，与前代诗歌合编一处，而没有单独的唐诗选本。这时的唐诗编选大体缺乏编选者的独立意识、个性意识，更多的是模拟前朝选本的样子进行编选，这当然是与唐前期诗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编选者对本朝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及审美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在通选之中更重前代诗歌，所选唐诗数量很少，也没有什么独到的评价。

真正能体现编选者独立意识的是后一阶段出现的专选唐人诗作的选本。这些选本从三个方面对后世唐诗选本的编撰产生影响：

（一）此时出现的专选唐诗的断代诗选反映出选家成熟的选诗观念与严格的选诗标准。这些诗选大都是编选者对之前或当下唐诗创作的一种直接体认，体现出他们独到、敏锐的诗学洞察力。选家的诗学观念，如对诗歌流变、诗歌质素的认识，都通过选诗的方式表现出来，并直接决定着他的选诗标准。这种现象表明，作为一种诗歌批评形态的唐诗选本已经出现并发展起来，代表了这一时期唐人选唐诗的巨大成就。而这种借选本阐发诗学观念的方法也就为后世许多唐诗选本的编选者继承与发扬。在这方面有几部很具代表性的唐诗选本，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分上、中、下三卷，选录玄宗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常建、王维、李白等24人诗共计234首，可见这是一部专选盛唐的诗歌选本。书前有序、集论各一篇，序中针对南朝诗风“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2]的弊病，标举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歌。他所运用的“风骨”“兴象”“声律”等范畴都标示出殷璠对盛唐诗歌精神的深刻而又独到的把握。元结辑《箧中集》，选取7人诗24首，7人皆为元结生前好友，且仕途失意、生活困穷。此集针对盛唐、中唐之际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3]的创作风气，大力提倡古体诗，所选24首诗皆为古体，并标举雅正，以质朴高古作为选诗标准。高仲武所辑《中兴间气集》，分上、下两卷，选取至德至大历年间26位诗人诗作134首。在书前序言中，他承袭了传统诗学“缘情”与“言志”的论述，在中唐诗歌复兴的时代诗坛中高举“风雅”大旗，逐一评述自《文选》以来诸多诗歌选集的弊端，并借此提出了自己的选录标准：“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4]这也是他对中唐前期诗歌风气之新变特征所作的总结与把握。以上选本都是通过选取唐代某一阶段或某一类诗人来标举他们的诗歌批评观念。至晚唐五代时期，随着唐诗的不断发展，选家也有了对整个唐诗的发展历程作全面观照的机会，因而更加注重在整体把握唐诗发展的基础上凸显自己的批评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顾陶的《唐诗类选》，其收录初唐至晚唐诗作共计1232首，是当时卷帙最大的一部唐诗通代选本。此集以“雅正”为标准，不仅选取“关切时病”“风韵特标”之诗，且又不废俚俗华艳之作，可谓兼收并蓄。更为可贵的是，编选者能够对李、杜两位大家的独特地位予以充分认识并且大力推崇。在这部选本中已经体现出选家对唐诗的综合整理与全面认识了。此外还有唐末韦庄的《又玄集》，选诗范围也包罗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各体各派都有代表作选入，并且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以“清词丽句”作为选诗标准，倡导一种清新婉丽的诗风。五代韦縠的《才调集》，共十卷，选诗范围同样是遍及初、盛、中、晚，然以晚唐为多，初唐最少，古律杂歌，各体皆选。所选诗歌多为清丽风流之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縠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未为无见。”[5]在韦穀看来，最能够救五代粗疏浅弱之文敝的，当只有晚唐秾丽宏敞之作，从中可见其选诗宗趣。

（二）在选诗体例上，唐人选唐诗也为后代唐诗选本的编撰提供了范式。唐诗选本的体例在后代的不断成熟与完备，离不开唐人在唐诗选本早期阶段所做的努力。以现存的唐人选唐诗而言，大部分是以诗人所处时代先后为序来进行编排，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中兴间气集》等。也有按题材内容分类纂集的，如《唐诗类选》等。而在选集正文之前，一般还要以选家的自序冠于其首，如《箧中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唐诗类选》《极玄集》等，自序中主要述及选家的编选缘起、编选动机、编选宗旨及去取标准等，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自序中首次提出了“兴象”这一文学理论范畴，不仅代表了他对盛唐诗歌风貌的深刻认识，而且对后世诗论家把握唐诗独特艺术价值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序言成为选诗正文之外的另一种独特的诗歌批评方式，后代唐诗选本也大都采取作序的方式来直接彰显选家的诗学观念。此外，在《又玄集》的编选体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那就是并未将方外、女性诗人穿插在其他诗人之中，而是集中置于全集最后一卷的卷末，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独特的选诗编排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直接影响到其后韦縠《才调集》的编选体例，并且为后世许多选唐诗者所继承与发展。当然，在早期的一些唐人选唐诗的编选体例上仍出现混乱不清等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对后世选本所起的作用，那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与选家个人素养、水平有关，而且与唐诗自身的发展和唐诗选本早期体制的不完备分不开。

（三）开创了选诗与评点相结合的编选方式，对后世唐诗选本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唐代以前出现的诗文选本，或只选不评，或评而不选。如萧统《昭明文选》只注重文本的提供，而缺少直接表明批评意向的评点；而钟嵘的《诗品》又重在批评，而缺乏作品的完整提供。殷璠却首创评选结合的体例，借选诗明确表达自己的诗歌批评观。《河岳英灵集》中除有序和集论直接概括其选诗宗旨及诗歌发展源流外，又于集中每位诗人名下缀有简短的评语，或简介其生平，或总括其创作风格，每有精辟论述。如评王维云：“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6]准确地把握住了王维诗歌的主要特征。评李白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7]将李白的个性与其文章之纵逸、诗歌之尚奇风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又如评储光羲：“储公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8]评王季友：“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悲夫！”[9]等等，这些精辟的评点，体现出选家对所选诗人及其诗歌风格特征的精到把握，颇多真知灼见。殷璠之后，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亦是如此，将选与评结合，虽然评点内容、深度各不相同，但在体例上非常接近，都是先总论大体，然后列举佳句，只不过高仲武摘句较多，这当然也是大历时期追求雕琢诗风的一种体现。这种选评结合的编选方式，既能够总论自己的批评理念，又能够针对具体的诗人诗作发表议论，有的放矢，具体而微但不琐碎，生动细致而不空洞。这样一种选、评结合的选本体例不断为后世选家所继承，成为唐以后唐诗选本的一种主要样式。

总之，唐人选唐诗所开创出来的选诗体例、标准及其所体现出的诗学思想，对后世唐诗的编选皆产生很大影响。当然，唐代的唐诗编选仍属于萌生、初创阶段，其编选历程是与唐诗的发展共同进行的，因而对唐诗的整体性认识还不够深入、成熟，并且在编选体例上尚存在诸多问题，这还有待于后世唐诗选家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二、宋代唐诗选本

宋代唐诗选本继唐代而来，宋人对唐诗选本的编撰是在其特殊的诗学与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宋代文人面对唐诗这座巍然高耸却又难以逾越的高峰，一直在摸索着自身的发展道路。如何从唐诗当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开创诗歌创作的新局面，成为此时文人士子不断思索的问题。因而，自赵宋建制后的六七十年中，诗坛便流行起了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此“三体”都是在对唐诗传统的直接模仿学习中切入的，体现出宋人试图通过对整个唐诗传统的承习来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当代诗学模式。此外，两宋时期推行“偃武修文”的文化政策，统治者非常重视文治，因而造成了书院兴盛，教育发达，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加之此时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活字印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出书效率，有力地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在这样的诗学与文化背景下，宋人从多方面开始了他们对唐诗的关注，比如在对唐诗文献的整理加工上，有对唐人别集的辑佚、校勘，还有对唐人别集进行的集注和编年，其中的“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五百家注柳”，可谓盛况空前。与此同时，宋人在对唐人诗歌的编选上也取得了较大成绩。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所辑，现可知的宋代唐诗选本达到三十多种，而当时实际诞生的唐诗选本数量应不止于此。

宋代的唐诗选本，在选诗形式上，有通选有唐一代诗作的，如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亦有分体而选的，如佚名《唐五言诗》、佚名《唐七言诗》、林清之《唐绝句选》、周弼《三体诗法》；还有分题而选的《唐省试诗集》等。不少选本或附以序跋，或添加评点，为后人更好地研究唐人与唐诗积累了资料。纵览宋人编选的这几十种唐诗选本，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三点：

首先，宋代的某些唐诗选本体现出宋人对诗学问题的深入思考。面对唐诗的巅峰之势，宋人在编选唐诗时，关于如何学习唐诗、如何在学习中寻求突破成为其思考的实际问题。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弼的《三体唐诗》，这部唐诗选本将诗歌体式与诗法相联系，专门探讨七绝、七律、五律三种体式的特点及其创作方法。周弼编选《三体唐诗》是针对南宋中后期诗坛上江西诗派因重意而出现的枯瘠瘦硬的弊端，以及晚唐体堆垛景物、过于实化的偏颇，通过选诗以及讨论诗法的方式试图开辟出一条学唐、趋唐的道路。选家通过对诗法的探讨，将创作之道归结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总之，《三体唐诗》作为唐诗选本，将选诗与探讨近体诗作法紧密结合，也就是将标举唐诗传统的实践与诗学理论的探讨有机联系在一起，丰富了作为文学批评方式之一的诗歌选本的内容，使其成为具有浓厚诗学思辨意味的批评形式。

其次，宋代专选某一诗歌体式的选本大量出现，数量占到整个宋人唐诗选本的一半以上。如绝句选、五言诗选、七言诗选、律诗选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刘克庄《唐五七言绝句》，赵蕃、韩淲《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周弼《三体唐诗》等。尤其是南宋时期，自洪迈向宋孝宗进呈了《万首唐人绝句》，受到孝宗的赏识，在此影响下，唐人绝句在宋流行起来，出现了时天彝的《续唐绝句》，柯梦得的《唐绝句选》，林清之的《唐绝句选》，赵蕃、韩淲合选、谢枋得注的《注解唐诗绝句》，胡次焱的《赘笺唐绝句》，刘克庄的《唐五七言绝句》《唐绝句续选》等选本，可谓盛极一时。这种专体唐诗选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使得选本作为诗学范本的作用大大加强，像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原只为儿童发蒙所用，刘克庄的《唐五七言绝句》也是专供刚入学的孩子读书用的通俗读物，当然这种指导初学的目的也为诗话、评点本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专体唐诗选的集中出现，表明宋人对诗歌体式的高度关注，而辨体也恰恰是诗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宋代诗学领域学术性倾向的加强，这也对明人诗歌辨体意识的增强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在宋代唐诗选本中出现了评点本。虽然在唐人选唐诗中也有评点出现，但那时的评点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状态，基本不是直接与具体的诗歌文本结合，而是出现在序、论中或掺杂于诗人小传中。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宋人对唐人、唐诗的评点开始兴起。如圈点的出现以及之后评点与批语、评语的结合，使其成为一种紧密结合文本的研究形态。当时在诗歌评点方面较为著名的是刘辰翁、谢枋得。其中，刘辰翁曾投入了大量精力评点唐人诗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评点大家，他所评点的唐诗选本有《刘辰翁批点三唐人集》《盛唐四名家集》《唐百家诗选》等。宋代唐诗的评点虽说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却在评点用语、手法、符号等方面对后世唐诗的评点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元代唐诗选本

元代的唐诗编选在整个唐诗选本的发展历程中处于相对沉寂的阶段，由于元蒙统治者在文化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以正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的发展策略，造成其与传统文化的疏隔，因而在传播条件及受众数量等方面对唐诗选本的编选产生了一定限制，据《唐诗选本提要》统计，现可知的元代唐诗选本也就十种左右，在数量上远不及宋代，更无法和明清两代相比肩。不过在南宋诗学氛围影响还较为浓厚的元初以及倡导传统诗文雅文学的元代后期，唐诗的编选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杨士弘的《唐音》。因为《唐音》不仅在唐诗编选领域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并且对明代诗学思想以及唐诗选本的编撰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音》的编选有其特殊的诗学背景。元代诗学兼承金与南宋，“弃宋归唐”“宗唐得古”是其基本归向。但元人宗唐与南宋人不同，南宋人是借宗唐来建立有宋一代之诗歌体制，而元人宗唐则是借唐以明诗之正变。元人宗唐根本上是整个元代文坛的复古思潮在诗坛的直接反应，伴随着整个文坛针对南宋文风而起的复古求雅之风，元人论诗也越过宋诗而直接宗唐，特别是宗盛唐。在此诗学大背景下，一部《唐音》也以选本的形式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特色。《唐音》共15卷，选录唐人各体诗1341首，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个部分。第1卷为始音，仅选录王、杨、卢、骆四家诗93首。第2至第14卷为正音，选69家诗885首，以初、盛唐诗为主体，分体编次。第15卷为遗响，选诗363首，不以诗体编次，收录从初盛至晚唐间，或存诗不多不足以名“家”者，或音调不纯不得列为“正格”者，旁及方外、闺秀、无名氏之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因世多全集而未加选录。通观整部《唐音》，其成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元代“宗唐”的大背景下，《唐音》成为第一个明确表明以盛唐为宗的唐诗选本。在此之前的许多唐诗选本大都是略盛唐而主中、晚唐诗，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好问《唐诗鼓吹》等。而杨士弘则通过独到的构思和体例安排，显现出其独特的诗学观念，他将严羽在《沧浪诗话》所倡导的诗学理论首次运用于选诗当中，大大推进了宗盛唐的诗学潮流，他的主张亦开启了有明一代崇尚盛唐的诗歌风气。二是《唐音》中对“四唐”的划分、对唐诗流变的概括，体现出杨士弘明确的诗史意识。杨氏之前的选唐诗者往往不太注意对唐诗初、盛、中、晚的阶段划分，即便是通选四唐的选本，也并未对其诗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概括描述。在唐诗的分期上，从南宋末年严羽《沧浪诗话》的“五唐说”到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四唐说”的正式提出，处于二者之间的《唐音》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实际上已经具备“四唐”的规模了。虽然从表面上看《唐音》是将唐诗划分为“初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是“三唐说”，但是它又单独将初唐四杰归为“始音”，并总结这一阶段的特征为：“开唐音之端”，音律“未能皆纯”。实际已经将初唐看作是与盛唐有别的独立阶段了，而这对高棅“四唐说”的理论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的。以“四唐”来区分唐诗也成为了明、清两朝非常普遍的唐诗划分法。三是《唐音》是第一部从源流正变的角度来编选唐诗的选本，其体例结构、编选宗旨等都对整个明代诗坛的复古思潮有着深刻的影响，明人评选唐诗，基本上未脱此书之窠臼。其中受《唐音》影响最大的当属明初的高棅，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推崇盛唐的倾向和按“四唐”“九品”之体例概括唐诗源流正变的做法，都是直接秉承《唐音》而来。而《唐音》“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的这种审音辨体的诗歌观念及其所建立的展示整个唐诗发展流变的编选体系都对后世唐诗的编选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人对《唐音》多有好评，三杨之一的杨士奇跋《唐音》时称：“此编所选，可谓精矣。”[10]又跋《录杨伯谦乐府》说：“前此选唐者皆不及也。”[11]而《唐音》本身一直到明代中叶还屡有刻本，到明后期地位依然未减，胡应麟曾评价：“唐至宋元，选诗迨数十家……数百余年未有得要领者，独杨伯谦《唐音》颇具只眼。”[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