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它为后世建立了内容广博、风格多样的诗歌范型。唐以后，唐诗的传播与接受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诗学传承体系。其中，唐诗选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唐诗选本既是唐人别集之外唐诗传播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同时又成为唐诗批评的重要手段。“选”是选本最根本的批评方式，在一部唐诗选本中，首先能够体现选家批评思想的是入选作品部分，这也是整部选本的主体所在。在这一部分里，选家出于某种编选动机，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宗旨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通过选、删、增补、编等行为将其所收集来的诗歌按照一定的体例顺次进行排列，并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排列以及对每个阶段诗人入选数量、每位诗人选诗数量等比例分配来直接体现选家的选择意图乃至诗学思想。此外，很多唐诗选本还借助一些其他的批评方式，其中包括附属于这些选本的序、跋、凡例、批点和评注等来展现自身的价值、体现选家的批评观。例如序和凡例部分，主要是直接阐述选家的编选缘由、编选宗旨、取舍标准，甚至在某些选本的序或凡例中直接就将选家本人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寓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作为一个指挥者制约着此后整部选本的“选”的行为。而选本的批点和评注部分则是将选者、作者及读者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这应当说是最能体现出选本批评价值的一个部分。从对字句的训释解读，到对整首诗的把握，从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考证，到对作品的理性观照，无不鲜明地彰显出选家个人的批评个性。而读者通过阅读选家所作的评注批点，也能够更深刻地把握、了解选家的批评观念。因此，作为一种文学典籍形式、作为一种诗学批评方式，选本无疑具有深厚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内涵，同时，也承载着许多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
唐诗编选自唐代就已有之，至明代，在继承前代唐诗传播与接受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其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诗学批评环境，形成了专属于有明一代唐诗选本的特点与成就。明代唐诗选本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不但体现了明人在唐代诗歌文献整理方面的卓越成绩，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明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也丰富了明代诗学的理论成果。因此，对明代文学批评的深入研究，不能忽视唐诗选本这一重要领域。不过从目前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和已发表的论文总体情况来看，关于明代唐诗选本的专门研究开展得尚不够系统深入，其中有的是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穷尽式的著录；有的是将明代唐诗选本放在唐诗学的研究体系中，把其作为构成明代唐诗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有的则是对明代较为重要的一些唐诗选本作个案式的研究。而从选本本身入手，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总体、系统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唐诗选本来研究明人之诗歌批评观念还不多见。明代一部部唐诗选本的产生是其特定文学思潮甚至社会思潮的直接产物，这些选本当中都体现了明代文人怎样的文学批评观？它们是如何体现的？其发展脉络如何？明代唐诗选本的特点与成就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去开展研究。正基于此，本书试图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总体性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在唐诗选学研究领域、在明代诗歌批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文学选本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部文学选本的诞生往往要经过选家有目的的斟酌遴选，不仅对时人或后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同时也从中反映出选家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观念。鲁迅先生曾说过：“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1]古代文人就已非常重视选本的作用，他们在编选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选本的研究。在各种文学选本中，唐诗选本数量众多，在诗歌批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诗的编选自唐代就已有之，而对唐诗选本的研究、关注到明代已渐成风气，如胡应麟就曾在他的《诗薮》中设有专章对唐诗选本进行讨论，古人对唐诗选本的重视由此可见。历代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唐诗选本也为后人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开通了新的研究渠道，拓宽了研究的领域。面对这样一笔丰富的文学、诗学遗产，从近代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者对唐诗选本的研究利用经历了由个别关注到逐步升温的过程。在近代，选本尤其是唐诗选本的价值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如朱自清、朱东润、方孝岳等几位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有所论及。如朱自清先生曾经撰写《〈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介绍了《唐诗三百首》的版本及其在古代的流传情况，而重点是对其中某些具体诗篇的赏析指导。方孝岳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也都曾涉及一些在文学批评史中占重要地位的选本。郑振铎、施蛰存两位先生亦作过几十种选本的提要，鲁迅先生的《集外集·选本》则专门论述了选本的作用。但是1949年以来，各种文学批评史却又很少提及，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在唐诗选本的研究方面尚显薄弱。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研究者开始对唐诗选本投入一定的精力，特别是对历代唐诗选本的基础性研究已经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部：一部是孙琴安先生的《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按，此书修订版于200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改名为《唐诗选本提要》），该书将唐代至清代留存下来的唐诗选本作了系统勾稽，在研究资料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上具有开拓之功；另一部是陈伯海、朱易安两位先生合著的《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版；按，在此书基础上，作者又后续增订而成《唐诗书目总录》，为“唐诗学书系”重要组成部分，于201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样对历代唐诗选本书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辑录。两书梳理唐至清代的唐诗选本书目，介绍选本编写及版本存佚情况，为唐诗选本研究作了扎实的目录学工作。除此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某些唐诗选本的个案研究上，以目前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明代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就论述的内容来看，有的是通过《诗归》的解读对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周子瑜的《从钟惺〈诗归序〉看他的诗学观点》〔《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王恺的《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甘肃社会科学》1986.4）；有的则是从艺术鉴赏、美学、选诗标准、评选特色等不同角度分别对《诗归》进行研究，如王恺的《“美耻同归谗独受，此中真赏在孤行”——从〈诗归〉看钟惺、谭元春的艺术鉴赏观》〔《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5.2〕及其《钟、谭〈诗归〉的风格理论浅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刘建国的《简论〈诗归〉选诗与评价诗人的标准》（《中国文学研究》1987.4）、羊春秋的《论〈诗归〉的美学价值》（《中国韵文学刊》1987.1）等。这些文章都从《诗归》这部诗歌选本入手，并将其与竟陵派的诗歌理论相联系，为竟陵派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另外一个研究重点是唐人选唐诗中的几部集子，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珍华、傅璇琮的《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中国韵文学刊》1988.2），该文把《河岳英灵集》放在整个唐人选唐诗的发展过程中，在对殷璠的诗歌批评与理论观念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对唐人选唐诗的演进作概括的考察，并通过考察比较从两个方面凸显了《河岳英灵集》的价值：一是殷璠试图通过《河岳英灵集》中对盛唐诗歌的评选提出他的诗歌主张，那就是诗要有“神来、气来、情来”；二是殷璠在此集中提出了几个值得作理论探索的美学概念，如三“来”说、“兴象”说以及声律理论。文章以发展的眼光通过比较的方法对《河岳英灵集》进行研究，得出了较为切实可信的结论。运用此方法进行选本研究的还有一篇很具代表性的论文是蒋寅的《从〈河岳英灵集〉到〈中兴间气集〉——关于大历诗风演变的抽样分析与假说》，文章从唐诗本的角度来勘察盛唐至中唐诗风的转变，主要考察殷璠《河岳英灵集》、元结《箧中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通过对三部唐诗选本在选诗、评点等方面的对照比较，总结出了这种诗风的变化：（l）在诗型上，由重乐府歌行古风等转向偏重律诗，尤其是五律。（2）在审美趣味上，“移风骨之赏于情致”，崇尚六朝清新婉丽、工于形似的诗风。（3）在创作倾向上，由风骚并举转向独倡风雅，继承《诗经》比兴怨刺批判现实的传统。（4）在题材选取上，由重乐府及“感兴”“古意”之类直抒胸臆的咏怀内容转向重赠行之类的纪事、应酬内容[2]。通过唐诗选本探讨诗风转变，为唐诗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诸如此类的文章对以后的研究者进行相关个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法。
进入90年代，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遍检所见唐代文献，爬梳钩沉，整理唐诗选本书目，提及137种，存目51种，继续为唐诗文献的整理做了细致扎实的工作。不过此时的研究仍集中于唐人选唐诗，其中一些基础性工作仍在继续，如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在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的《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辑，不但补充了新的材料，改选了较好的本子，而且重新根据有关版本及材料作了校记，改正了原书或过去刻本中的一些错误，为后人进行唐诗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延续了80年代对唐人选唐诗中个案选本的研究，此阶段在《河岳英灵集》研究方面又有文章相继发表，如杨胜宽的《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杜甫研究学刊》1994.1）等，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对《河岳英灵集》中某些概念的阐释，如“兴象”“风骨”“声律”等。而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此时学界在《河岳英灵集》研究方面最为系统、全面的学术成果，该书不仅载有经过重新校订的《河岳英灵集》，而且对其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如对《河岳英灵集》中音律说的探索、对盛唐诗风与殷璠诗论的阐析等。此外，对唐人选唐诗中另外一部重要的集子《中兴间气集》也有相关文章发表，如王运熙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学术研究》1990.4），结合中唐前期的诗坛风气阐释《中兴间气集》“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选诗标准，并对其选诗价值及失误之处作了客观评价。孟二冬的《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北京大学学报》1999.4），高林广、卢宇苗的《试论〈中兴间气集〉的诗学本体与审美准则——兼及中唐前期之诗学旨趣》〔《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两篇文章的研究思路与王文基本一致。除了对唐人选本的研究之外，此阶段学界在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方面亦有相关论文发表，其中有影响的如朱易安的《明人选唐三部曲：从〈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归〉看明人的崇唐文化心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2），通过考察明代三种唐诗选本的编纂和流传，依次展示了明人唐诗观念演变的过程以及明代诗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文章从选本入手，揭示出了明人崇尚唐诗的文化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得以产生的文化机制，将考察视野横向扩展，拓展了对明代唐诗学史的把握。陈国球先生的著作《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于1990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该书从唐诗传承的角度来研究明代复古诗论，很多地方都牵涉到明代唐诗的选编、刊刻问题，其中第五章“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论”专门谈到了《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选》三部明代唐诗选本的代表作与复古诗论的关系问题，后又将其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2）上，文章由选本的兴替来揭示唐诗在明代的接受情况，并将其与复古诗论相连接，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该文将明人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说的关系阐述得甚为清晰。
通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唐诗选本的总体研究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二十年中，研究者对唐人选唐诗的关注明显多于宋、金、元、明、清各个阶段的唐诗选本，尤其是对十种唐人选唐诗中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关注较多，对明、清两代众多的唐诗选本的研究却仅仅局限于《诗归》《唐诗品汇》《唐诗选》《唐诗评选》《唐诗三百首》等少数几部，成果数量也很少，而对宋、金、元时期唐诗选本的研究就更少了。
进入21世纪，唐诗选本的研究进入了飞跃阶段，学界出现了“选本研究热”。二十年来学界不仅在专著、论文的出版、发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两个阶段，并且在研究的范围视角、深度广度上较之前也都有了相当大的拓展，尤其是宋、元、明、清唐诗选本研究引起关注，成为研究热点，唐诗选本个案研究、断代研究以及唐诗选本与诗歌流派、唐诗选本与文学思潮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名唐诗选本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成就，如詹福瑞主持“历代唐诗选本丛书”整理工作，出版了《唐诗合解笺注》（2000）、《唐诗鼓吹评注》（2000）、《唐诗解》（2001）、《唐音评注》（2006）（以上四种均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尚有黄永年等点校《王荆公唐百家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葛景春等点校《唐诗品汇》（中华书局2015年版）等。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点校整理出版的唐诗选本有30余种，这对深入进行唐诗选本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下面分唐宋金元、明、清三个时期进行综述：
一、唐宋金元时期唐诗选本的研究。对唐人选唐诗的研究是学界在唐诗选本研究中开展较早的领域，其中既有整体性研究也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在整体性研究方面，吕玉华的专著《唐人选唐诗述论》（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赵立新《唐人选唐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1）、孙桂平《唐人选唐诗研究》（南京大学，2007）、石树芳《唐人选唐诗研究》（浙江大学，2013）三篇博士论文，既将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考查，同时也进一步分析其中具体选本的编选情况及特色。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视野开阔，对唐诗选本研究考证多有新意。在个案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发表相关论文160余篇，涉及唐代唐诗选本中的9部，关注程度由重至轻依次为《河岳英灵集》（68篇）、《中兴间气集》（19篇）、《才调集》（18篇）、《箧中集》（17篇）、《御览诗》（13篇）、《极玄集》（10篇）、《搜玉小集》（7篇）、《又玄集》（6篇）、《国秀集》（3篇）。其中2000年以后的成果明显增多，对《河岳英灵集》的研究程度亦远超其他选本。此外，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共收选本16种，是近年来唐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的代表作。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目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陈伯海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是唐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前者收书目总录2740种，后者收唐至清末民初唐诗研究资料千余篇，两书对唐诗选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宋、金、元时期唐诗选本数量有限，使其很少作为研究对象被前人关注，但是在进入2000年后，学界对宋、金、元唐诗选本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萧瑞峰博士论文《宋代唐诗学》（浙江大学，2001）在部分章节对宋代唐诗选本进行论述。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对南宋时期唐诗选本进行了探讨。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对存世的五种南宋唐诗选本——《唐诗绝句》《众妙集》《二妙集》《唐诗三体家法》《唐僧弘秀集》做了细密的个案研究，并且从南宋唐诗选本与南宋诗歌创作、批评互动的角度入手，对选本的编选倾向及其与选家、诗坛的诗学观念、诗歌风貌间的联系进行论述，并阐明了选本的诗史意义。通过选本研究，该书对姚贾诗派的确认、“江湖”诗风的成因、南宋“宗唐”诗学的流变等问题，进行了扎实可信、富有新意的论述。赵鸿飞的硕士论文《宋代唐诗选本研究》（复旦大学，2005）主要探讨宋代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与宋代特殊的学术背景、学术潮流和文学风会，特别是诗歌流派的交融互动关系。个案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其中包括硕士论文7篇，主要集中在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13篇）以及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13篇）两部选本的研究上，其次为《三体唐诗》（10篇）、《众妙集》（3篇）、《二妙集》（3篇）、《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2篇）、《唐僧弘秀集》（2篇）、《分门纂类唐歌诗》（2篇）、《唐诗绝句》（1篇）。其中2000年以后的成果如杨艳红的硕士论文《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研究》（西北大学，2008），考述了《唐百家诗选》的编者、成书背景、编选意图及流传情况，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该选本在宋、清两代的刊刻经过及版本源流情况，并结合北宋前期的文化背景及王安石的文学观，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唐百家诗选》所选诗人及所选诗歌的特点，并且结合《唐百家诗选》的选诗特点，论述了该选本的诗学价值和在考证、校勘、辑佚等方面的文献价值。此外，王洁的硕士论文《〈唐百家诗选〉与王安石诗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1）、王雅婷《〈万首唐人绝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朱建新《〈三体唐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栾潇潇《〈众妙集〉研究》（鲁东大学，2012）等，都对宋代唐诗选本做了个案分析。
金代唐诗选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好问《唐诗鼓吹》，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张立荣《元好问〈唐诗鼓吹〉研究》（山西大学，2003）、李玉燕《〈唐诗鼓吹〉考探》（厦门大学，2006），二文都就选者辨析、版本源流、为何不选李杜、韩孟、元白六家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前者侧重于《唐诗鼓吹》所体现的诗学思想，后者更侧重于对其文献价值的考探，并且在入选诗歌内容方面，前者认为其偏重于感怀离乱诗，而后者则认为不只局限于感时伤乱，酬赠、送别、奉和、悼念的作品均占很大分量。
元代唐诗选本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杨士弘《唐音》，王建军的硕士论文《〈唐音〉简论》（上海师范大学，2003）从编者杨士弘考、《唐音》版本考析、《唐音》选诗简评三个方面对《唐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万驰《〈唐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6），对《唐音》在明代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重点探究《唐音》对明代唐诗学特别是唐诗选本的影响，论述了明人如何接受并重新阐释《唐音》的情况。张天羽《〈唐音〉及其接受研究》（云南民族大学，2016），重点探讨《唐音》产生的年代、内容与版本，以及《唐音》的接受问题。陶文鹏、魏祖钦《〈唐音〉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6春之卷）则不仅涉及了《唐音》的版本、体例内容等问题，而且对其注本及评点本亦作了分析评价。张红《论〈唐音〉的唐诗学史地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3）、王守雪《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殷都学刊》2000.4）分别着手于《唐音》对明代唐诗学的开启作用，及《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明代复古诗派格调说的导引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以上成果都反映出今人对宋、金、元唐诗选本的研究在不断深入。
二、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在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产生了相当丰厚的成果，相继有一些代表性专著问世，如查清华的《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和孙春青的《明代唐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查书是陈伯海先生主编的《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第三编的扩充，孙书是她的博士论文。这两本书虽然名字不同，但主要内容谈论的却都是明代唐诗学的问题，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探讨明代唐诗批评的历史发展进程，唐诗选本作为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书当中都大量涉及。金生奎的《明代唐诗选本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唐诗选本进行了全面性的著录，将孙琴安先生的《唐诗选本提要》中的216种明代选本扩充为323种，并结合明代诗学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归类。对明代几部重要的唐诗选本的版本源流问题进行考证，但是从诗学批评的角度对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稍嫌简略。在个案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共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7篇。主要集中于高棅《唐诗品汇》（26篇），钟惺、谭元春《诗归》（24篇），李攀龙《唐诗选》（6篇），张之象《唐诗类苑》（6篇），唐汝询《唐诗解》（6篇）等。其中2000年以后的论文成果主要有陈敏的硕士论文《〈诗归〉与竟陵派的论诗纲领》（山东师范大学，2000），主要把《诗归》作为竟陵派论诗的形象化图解，通过对《诗归》的研究解读竟陵派的诗论纲领。王松景《〈诗归〉研究》（南京大学，2012），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诗归》的诗学主旨、审美范畴、评选特色等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毕伟玉的硕士论文《李攀龙〈唐诗选〉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3），重点研究《唐诗选》的版本源流及其派生的评点本。查屏球的《“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见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评点论文集》），对《唐诗选》在明代的评点与刊刻的情况进行了考证。此外还有苏晓辰硕士论文《试论李攀龙的〈唐诗删〉》（黑龙江大学，2011）、许建业《旧题李攀龙〈唐诗选〉的早期版本及接受现象》（《文学遗产》2018.5）等等。在高棅《唐诗品汇》研究方面，研究者分别从《唐诗品汇》与四唐说的关系、《唐诗品汇》与格调派诗学辨体论的关系、《唐诗品汇》的正变观等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如方锡球《高棅的“四唐七变”说》（《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1）、申东城《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4）、饶龙隼《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南开学报》2004.4）、邓新跃的《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2）等。王顺贵《〈唐诗品汇〉何以成为典范的唐诗选本——论元代三种唐诗选本与〈唐诗品汇〉的关系》（《文学遗产》2013.2），主要分析探讨明初高棅编纂《唐诗品汇》如何继承了元代三部唐诗选本《唐音》《唐诗含弘》《唐人五言排律选》的诗学养料而加以创新，并最终成为唐诗选本领域的一座丰碑。闫霞《文学史意识与盛唐经典观：论高棅的〈唐诗品汇〉》（《文艺评论》2012.10），主要分析了《唐诗品汇》中如何体现高棅的“盛唐经典观”以及这种观念对后代诗学发展的影响，较有新意。此外几篇硕士论文分别关注了明代较为著名的几部唐诗选本，如，高仙《陆时雍〈唐诗镜〉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11）、薛宝生《唐汝询〈唐诗解〉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0）、陈艳芬《〈唐诗归〉与〈唐诗镜〉比较研究》（黑龙江大学，2012）等等。除了以上这些著名的唐诗选本研究较多之外，2000年后，学界也开始关注到一些不太著名的个案选本，如杨波的博士论文《〈唐诗类苑〉研究》（河南大学，2008），论文以明代中期文学思想发展为背景，对张之象编纂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进行作家作品研究，主要对张之象的生平事略、《唐诗类苑》的编纂宗旨、编纂体例、成书和刊刻经过及其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石张燕的硕士论文《〈唐诗画谱〉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重点研究了《唐诗画谱》的编定与流传、编选特点以及《唐诗画谱》对明代诗画谱的突破，通过对明代画谱的格局进行梳理并与《诗余画谱》相比较，进一步阐析《唐诗画谱》在明中后期的新变。沈菲的硕士论文《〈唐风定〉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结合邢昉的家学渊源与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唐风定》的编订经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及交游考述的方法论述该选本的编选特点与诗学思想，并结合邢昉的《石臼前后集》考察其诗学主张与创作实绩的矛盾。此外还有周兴陆《周汝登〈唐诗助道〉浅论》（《浙江社会科学》2014.4）、姚奎《周珽与〈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8）、丁放《〈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与明代唐诗学》（《文学评论》2017.1）等等，都对明代唐诗选本个案展开深入研究。
三、清代唐诗选本的研究。清代留存下来的唐诗选本在历朝历代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广，超过了自唐至明唐诗选本的总和，出现了集大成的繁荣局面。但是如同明代唐诗选本一样，四十年来，学界对清代唐诗选本的总体研究也并不十分丰富，而且大都集中在2000年以后。专门研究者有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同名著作。贺著主要探讨了清代社会特点对唐诗选本的影响、唐诗选本与诗学思潮的关系以及清代唐诗评点的意义；韩著按照时代顺序总结清代唐诗选本特点，亦专门讨论了普及性选本特点以及唐诗选本与清代诗学的关系。二著互有交集，亦相互补充，对清代唐诗选本特点及与诗学关系的论述多有建树。但这些相关研究还难称对清代唐诗选本做到了全面、系统地观照，为进一步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留有广阔空间。且，所涉及选本多集中于王夫之《唐诗评选》、王士禛《神韵集》《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宗》《唐诗别裁集》、翁方纲《唐人七律志縠集》、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三四十种，此数量相较于清唐诗选本的总量，明显不足。而大部分有关清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还是集中于个案，其中关注程度最高的是《唐诗三百首》，有8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其中2000年以后的成果有徐明玉的《蒙学诗歌读本〈唐诗三百首〉研究》（吉林大学，2008），该文通过对题辞的分析阐述了其用作家塾课本和进行诗歌欣赏的编纂目的，通过对诗歌作品的比较与分析，界定了《唐诗三百首》为童蒙教育后期诗歌教材的性质，从儒家诗教主张入手，论述了《唐诗三百首》对古代蒙童的诗教功能。曹战强《〈唐诗三百首〉研究》（河北大学，2009），主要就孙洙的生平、诗学思想及其对《唐诗三百首》选编的影响、《唐诗三百首》的历史定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邹坤峰《〈唐诗三百首〉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则是以《唐诗三百首》的编选特色为中心，通过对清代主要版本的梳理、相关社会文化背景的述评、向西方世界传播情况的介绍，揭示影响《唐诗三百首》对唐诗成功传播的各种因素。其他几篇硕士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对《唐诗三百首》进行了分析论述。单篇论文中有的从唐诗经典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阐述，如王宏林《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文艺理论研究》2013.5），杨鉴生、吴留营《例谈〈唐诗三百首〉中的经典偏失》（《长沙大学学报》2011.7）等；有的对《唐诗三百首》中是否有宋诗进行辨疑，如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文学遗产》2001.5）、李定广《〈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学术界》2007.5）等。
除《唐诗三百首》之外，学界的关注点还集中在王夫之《唐诗评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等几部著名的唐诗选本上，例如陈勇《〈唐诗评选〉考论》（西北师范大学，2005）、孟雪《王夫之〈唐诗评选〉的诗学观》（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蒋愿望《王夫之〈唐诗评选〉研究》（兰州大学，2013）、朱新亮《王船山〈唐诗评选〉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等硕士论文皆是从不同角度对《唐诗评选》作了全面研究。还有几篇文章对《唐诗评选》的选评特色及得失分别进行探讨，如胡光波《王夫之的唐诗观及唐选价值》（《大连大学学报》2006.1）、任慧《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诗标准及评点方法》（《文献》2009.2）等。《唐诗别裁集》研究方面有于海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别裁”研究》（暨南大学，2011）、武菲《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7）等硕士论文都对其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对《唐贤三昧集》的研究除了毛文静《〈唐贤三昧集〉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1）、薛海丹《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研究》（广西大学，2011）两篇硕士论文进行了专门研究外，蒋寅的《〈唐贤三昧集〉与王渔洋诗学》〔《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2000.10〕从王士祯选诗的经过与动机、选诗标准，《唐贤三昧集》理论意义及影响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张寅彭《〈唐贤三昧集〉与诗、禅的分合关系》（《文学遗产》2001.2）则通过分析《唐贤三昧集》中存在诗禅并非相通的情况，来探讨渔洋诗学乃至中国诗学“诗禅相通”原则可信、可行的限度。
此外，20世纪80年代傅璇琮先生开始倡导建立唐诗学，陈伯海、朱易安等先生扬其波，为学界在古典诗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朱易安的《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对唐诗学术史作了纵向研究，还有一些唐诗学的断代研究，如傅明善的《宋代唐诗学》、张红的《元代唐诗学》、孙春青的《明代唐诗学》等。唐诗选本在唐诗学的研究中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陈伯海“唐诗学书系”中的另外两种《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和《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虽未专谈唐诗选本，但选本研究离不开唐诗学的宏观视野，故陈伯海的“唐诗学书系”对推动唐诗选本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还有针对选本作为批评方法进行的研究，如张伯伟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设有专章讨论选本的形成、发展和影响。邹云湖先生出版了博士论文《中国选本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专门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探讨选本的价值。此外，李定广先生于《“唐诗选学”论纲》（《学术界》2016.8）一文中提出了“唐诗选学”的学术概念。他认为“唐诗选学”属于“唐诗学”的一个分支、“唐诗选学”的立足点和重心在唐诗总集，并指出“唐诗选学”一千年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是由重晚唐到重盛唐再到以盛唐为主兼顾三唐，归纳了唐诗选学择优与取类、强大的诗学批评功能、诗学理论价值和诗学文献价值等八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考察四十年来我国在唐诗选本研究方面的总体情况，目的不仅是要梳理唐诗选本研究的发展脉络，指出不同阶段学界在唐诗选本研究内容、思路、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将明代唐诗选本研究放在历代唐诗选本的研究过程中，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突出其研究的必要性。所谓纵向是将其在四十年来的研究情况作线性梳理，考察其研究程度、研究重点的发展变化。从前面所作的勾勒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界对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较少关注到全面研究、从个案分析到整体把握的过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所谓横向则是将明代唐诗选本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唐诗选本研究情况作一个截面比较，寻找其今后研究的空间，如在研究范围的开拓方向、研究思路的多角度变化、研究对象的深入细化等方面是否具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从这种横向比较中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唐人编选唐诗留存下来的仅十余种，而明代唐诗选本却多达二百余种，但是今人对唐人选唐诗的研究却远远多于对明代的关注，无论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总体观照还是个案把握，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明显超过了对明人唐诗选本的研究，个中原因我们暂且不去探讨，重点是通过这种横向比较我们发现了它的潜在研究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行性道路，以使其不断发展完善。
以目前笔者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在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这片领域中，已被开发之处还不多，从前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前人对明代唐诗选本的研究止于两方面：一是对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诗归》等几部著名选本的个案研究较多；二是虽出现了像《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这样的整体性研究专著，但又侧重于文献整理，于诗学理论方面联系不够。而《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明代唐诗接受史》《明代唐诗学》等专著侧重明代诗学的研究，唐诗选本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深度不够。可以说，在专著和论文方面，目前还未出现专门从明代唐诗选本来研究明代诗歌批评的。而恰恰在明代，选本的批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批评家们往往以选诗的方式来标举自己的文学思想，张扬所在流派的文学主张，继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诗歌批评潮流。本书的研究内容即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分析后，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通过对明代众多唐诗选本序、跋、凡例、评点、批注的分析解读，通过对选目的比较，结合明代诗学的发展对明代唐诗选本作总体观照，不仅将唐诗选本在明代的发展脉络进行线性的勾勒评析，更为重要的是，从众多的唐诗选本中挖掘提取明人的文学批评观念，探讨唐诗选本与明代诗歌流派的关系，明代唐诗选本的理论特色，写成一部目前较为集中讨论明代唐诗选本所体现出的明代诗歌观念、诗歌批评的专著。
[1] 《集外集·选本》，《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2]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