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童子军
中国童子军的源头
清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自满自欺的岁月一去不复返，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步伐大大加快。由于清朝的科举教育制度在末期已经腐化到了极点，引起国内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积极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童子军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情况下迅速传入中国。清末中国教育界掀起一股变革教育制度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教育变革思想纷纷出现，其中传播范围最广的当属军国民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讲究尚武，反对中国古代盛行的“重文轻武”的旧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拥护者认为清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是造成中国在列强的侵略战争中接连失利的重要原因，要想加强国防就要放弃陈旧的“重文轻武”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与童子军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并成为中国童子军发展的思想源头。
20世纪，童子军作为一种学育结合的儿童团体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创始人是英国人贝登堡。贝登堡希望通过建立童子军组织，让儿童在大自然里进行军事训练和游戏，以此提高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抗压能力。童子军教育有利于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性格、树立服务社会的远大理想、成为遵纪守法的爱国公民。
武昌文华学院的严家麟教员借鉴国外的童子军教育形式，集结自愿儿童成立中国第一队童子军，称为“文华童子军”，此为中国童子军教育的早期实践开端，从思想走向了实践。其他民间童子军组织也逐渐筹备成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童子军团体有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和上海“中华童子军总会”等。
中国童子军的发展
中国早期童子军教育几乎是照抄英美童子军的套路，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发达程度落后于西方国家数百年，以及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差异较大，因此从英美国家照搬过来的童子军教育在中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困难。首先，参与儿童人数较少，教员基本是外国人，课程大多采用英文教学，主要在租界活动，影响有限。其次，早期童子军的创办者大多是教会学校等国外流传进来的基督教组织，此时的童子军处于自由发展的阶段，政府没有对童子军教育进行直接干涉，只要求活动的童子军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即可。发展童子军教育面临的资金和教师资源两大问题都是创办者和支持人士自行解决的。由于此时童子军教育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尚短，合格的童子军教师资源比较缺乏，童子军的创始人们只好采取开设童子军教官培训班等措施来培养童子军教师，但却只是杯水车薪。童子军活动所需的资金主要依靠童子军组织者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向社会上流人士和富商巨贾募捐。总的来说，中国早期的童子军教育完全处于民办的状态，没有出现过多的政府干涉。
多种原因导致中国童子军早期发展缓慢，后来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教育家悟出了中国童子军教育必须走中国化道路的道理，将西方童子军教育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童子军教育的大发展。
中国童子军的统一化与异化
前两个时期童子军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教育界人士及政府的关注，但因为当时军阀混战，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军阀集团各自为政、互不买账。这导致中国童子军教育注重形式，极不统一。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势如破竹，国民党成立政府上台执政的局势已形成，童子军教育在全国也开始走上统一化的道路，最后发展到几乎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步，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分权，其组织、训练活动及课程等方面都打上了国民党的印记。
童子军的异化阶段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童子军渐渐为国民党当局所控制，异化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后期，即在抗战时期，童子军的活动主要侧重于参与抗日战争。一直到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基本上其组织管理制度没有什么变化。
国民党对中国童子军加大控制力度导致中国童子军的异化。国民党对童子军的逐步控制，也就是童子军的异化过程，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逐层攫取领导权、步步加强控制的手段而最终完成的。早期童子军属于民办团体，中国早期童子军教育没有脱离世界童子军教育发展的潮流。“童子军教育为青年运动极好工具，而我国之童子军，系仿自欧美，徒具形式，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之一工具，本党为求童子军训练之一致，力量之集中，与组织之统一起见，决议中央青年部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直接统辖国民政府区域内之童子军。”[1]出于对中国早期童子军发展缓慢、民办童子军组织纪律散漫、效率低下的不满和认为童子军教育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又一工具，国民党决定对中国童子军进行整顿改组。1926年国民党开始控制童子军的组建，成立国民党童子军，至此中国童子军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国民党决定将童子军教育交给政府青年部管理，从多个方面加强对童子军教育的掌控。
在随后的1927年8月，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党化教育之意义及其方案》文件。其中在所列的教育方针第五条中明确规定“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认为中国民众外受列强的威逼欺凌，内受军阀和封建主义余孽的压迫。只有从儿童入手，鼓励尚武精神的培养，强化军事训练，才可以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提高国际地位。紧接着，各小学皆须成立童子军组织，中学及大学一律增加军事训练课程。这一文件的颁布，明确将童子军训练列入学校教育中，既是对前面提倡童子军教育的回应，也是为以后童子军形成全国统一之势作铺垫。
但由于国民党当时主要专注于打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余部，进行北伐的斗争，无暇顾及童子军教育，因此中国童子军事业这个时候也没有获得较大的进步。之后，国民党方面又成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并采取一揽子措施，渐渐统一童子军编制。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方面更加注重对中国童子军教育的统一化、政府化管理。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一职由丁淮汾担任，在他的倡议下，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直接归中央训练部管理，并任命张忠仁为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张忠仁是继严家麟以来在童子军教育发展过程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在他之前，童子军事业在中国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然而，各地方的童子军运动大多没有统一的、全国范围的指挥机构，缺乏领导核心，而且随着办理者个人的兴趣而变化，童子军纪律松散，意见不统一。张忠仁担任国民党童子军司令后，从全国童子军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入手，核准颁布了各级机构的组织条例，并开始举办童子军团、服务员、童子军的三项登记，使全国童子军开始有了纵的组织系统。在童子军训练方面，厘定颁布了童子军的三级训练合格标准。另外，鉴于当时国内童子军学术研究风气不振，学术研究一片荒芜的情形，加上领导童子军事业的干部和教练多因循敷衍，很少肯在童子军学术研究上下功夫研究进修，张忠仁邀集了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商讨。1929年12月18日，在张忠仁的倡导下，正式成立了“童子军学术研究会”，此会成为中国童子军事业的“催生素供应中心”，为中国童子军的发展提供理论研究指导。所有这些，都为童子军的统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28年5月31日，第142次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按照《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总章》的规定，国民党童子军的基本编制同国民党军队基本相同，省及其以下与前江苏省童子军编制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规定在军以上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名义委任司令一人，副司令一至二人管理童子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这时期实际上成为童子军最高领导机关。
1929年，依照张忠仁的建议，国民党中央把“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改为“中国童子军”，选任何应钦为司令。这一变动，实际上提高了童子军组织的政治地位，有利于童子军事业的发展。
1930年6月14日，中央训练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请改组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稍后中常会即议决将童子军行政最高机关定名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主要负责指导各地成立理事会，办理童子军、服务员、团部三项登记，处理日常例行公文，解答有关童子军之各种咨询问题等。如果说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的成立是国民党在其所辖范围内对童子军的收编及取得领导权的过程的话，那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的成立则是进一步对全国童子军收编和领导的过程。自此，童子军行政在国民党统治区渐臻统一。中国童子军司令部设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总参谋长一人。此部负责对外发号施令事宜，以司令及总参谋长名义发出。因为司令部组织规程尚未规定，所以司令部工作人员统一由筹备处工作人员兼任。自此，中国童子军归国民党管辖。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成立后，视童子军教育为复兴民族之基本工作，并且扩大了童子军组织，积极整顿，进行各省童子军之总检阅，开展全国童子军大露营活动。但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收到长足之效。国民党有关人员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又提出组织中国童子军总会案，得到国民党中央第16次常会通过后遂组织筹备处。在筹备期间，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所有事务由前中央训练部（后改组为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办理。直到1933年6月27日，筹备处正式成立，负责办理筹备总会事宜。
按规定，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内分总务、训务、财务及工程四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组之下设课，每课设总干事若干人，录事若干。它是筹备成立正式总会的机关，在总会成立前，还要负责维持原有童子军的发展，包括童子军的一切内部事务，如办理登记、指导各地童子军活动、编审课程、发行刊物等。
最后，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完成了中央对童子军的掌控。1935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自此它成为领导全国童子军事业发展的最高机关。中国童子军以总会的名义对外，由全国理事会负责执行命令及办理一切事务。总会设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以曾任国家最高职务者为限。会长仅是荣誉职，是中国童子军的最高荣誉领袖，并不负行政职责。实际执行政职务者是全国理事会，其理事由各省市童子军理事会就会中各选一人，教育部就会员中聘任十人充任，由理事中互选一人为理事长，互推常务理事四人，理事会内设秘书处，设主任秘书一人，秘书二人，并设训育、总务、组织和公用四科。各科设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若干人。除特别事项外，理事会每六个月开会一次。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之下还设有中国童子军荣誉评判委员会，主持一切有关全国童子军荣誉之审查与评判。
异化后的中国童子军和欧美各国的童子军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欧美各国童子军属于民间组织，不隶属于任何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政府只能对童子军进行方向性的指导而没有直接控制和指挥童子军的权力。而中国童子军从原本的民间组织逐渐变为国民党下属的组织之一，国民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指挥童子军。国民党设立“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是中国童子军异化进程的开端。国民党下令，每一名初中生都要加入童子军，把童子军教育列为中等教育的必修课程。
2.思想方面。西方童子军训练注重培养公民意识和个人性格，强调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增强童子军成员的荣誉感和纪律性，西方童子军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儿童的成长。而中国童子军的训练强调政治思想的方面，向童子军成员灌输忠党爱国的思想，把童子军异化成政治工具。国民党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把中国童子军的发展纳入政府控制的领域内。蒋介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充分体现了国民党治理童子军的主要方针政策：“只有团体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自由。”[2]
国民政府不是将童子军看成松散的儿童组织，而是革命的预备队。
中国各地童子军发展的差异
一、四川地区
四川地区的童子军的发展过程和沿海地区的存在一些较大的区别。
首先，四川地区的童子军成立时间比沿海地区晚，没有经历过其他省份童子军所经历的自由发展阶段，而是在成立之初就直接受到国民政府的管辖。四川童子军在接受国民党的统一化管理后，迅速走上党化发展的轨道，被添加上了浓厚的党派政治色彩。
其次，四川地区的童子军的主要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童子军教育被国民党当作强化国民训练的基础性工程，国民党高层认为中国正在面临国家可能被消灭、国民可能将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时刻，为了救国保种，就必须对各个公民进行武装、进行训练，而这一切就要从对儿童的训练开始抓起。国民党方面认为训练儿童的最佳方法就是发展童子军教育。运用儿童的力量加大战争胜利的概率在国外早有先例：德国曾派遣童子军在战场担任救护工作，法国曾派遣童子军搜寻制造武器的原材料，英国曾派遣童子军保护交通要道等。基于这样的认识，国民党希望童子军能分担部分战争的压力，为民族解放事业添砖加瓦。
抗日救亡是四川童子军活动的主旋律，故此参与战时服务就成为四川童子军的主要活动内容。四川童子军多次参与救护战场伤兵、救助流亡难民、运输军需物资的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江苏地区
江苏地区童子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时江苏省的上海格致公学校长康普发起并召集了童子军教育会议，很快在上海建立起童子军。随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也办起了童子军团，并由该校体育教师顾拯来担任教练员。此为江苏省童子军创建之始。后来，顾拯来又在福建集美学校办起了中国第一个海上童子军团，简称“海童军”，只是后来没有发展。1929年春，江苏省会移至镇江。此时国民党省党部内设有一名童子军指导员，由徐国治担任，负责指导江苏全省的童子军组织发展工作，为发展各县童子军教育组织培养教练人员。
抗战爆发后，江苏省童子军理事会发动全省童子军每人至少捐一角钱以“江苏童子军号”名义捐一架飞机。同时组织各地童子军参加战地服务团支援抗战。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人物是镇江人杨惠敏，一个年仅15岁的女青年，她竟然独自趟过苏州河向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使上海人为之振奋。她的义举一夜之间传遍全国。
三、京津地区
童子军教育是民国时期京津地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曾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并有良好的表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反响，对当今社会及青少年教育也有很大启示。就全国范围来讲，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在各时期的发展并非十分突出，尤其是与南方沿海省市相比，其规模水平等皆有很大差距，但就华北地区而言，其成绩位居前列。
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因20世纪初国内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以及教会教育的发展而产生，受南方城市童军教育运动的影响而启动，开展较早。相对自由的发展时期（1914—1927年），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组织大都是在当地教育部门和民间团体倡导下，以中小学为主体，由自主、自愿加入的热心人士组织成立。政府教育部门虽采取了一些措施谋求统一发展，但发挥作用有限，然而开展的活动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令人瞩目。在快速异化发展时期（1928—1937年），国民党控制了童子军的领导权并对童子军施以全方面“党化”“三民主义化”改造。京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在当地相关机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宗旨和制度，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系统，并开展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京津童子军组织训练的制度化、标准化，训练目的的明确化，课程内容的统一化、标准化也在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下来。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沦陷，一些学校南迁，童子军教育运动陷入低潮。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在许多层面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政府部门的介入，教育团体的倡导，热心人士的奔走，使得京津童子军突破了教会教育的范畴，开始本土化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童子军教育基地。国民党对童子军的控制使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纳入政府发展轨道，由民间社会团体到党政机关管辖，从而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理念分歧的状况，有利于加强管理与合作，并且其部分教育纲领将西方童子军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优良品质相结合，在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童子军的介绍与研究较以前更加全面精深。其次，童子军教育本身的迅速发展及许多举措使京津地区儿童的德、智、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一些实践活动服务了国家和社会，也提高了童子军自身的能力，培养了其爱国尚武的民族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品质。最后，童子军教育在京津地区的传入及发展，符合时代的要求，对传统教育思想有较大冲击，促进了中国教育向现代化的转变，其中部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比照价值和借鉴功用。由于种种因素，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开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课程训练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许多教育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上违背了教育的本意和初衷，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没有给予教育安全、充分、和谐、健康发展的条件，而后者是最主要因素。在当时大部分公民许多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童子军教育发展的命运可想而知，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可谓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历程和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童子军在淞沪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淞沪抗战是爆发在日本法西斯开始局部侵华后尚未全面侵华时期的中日交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采取“以华治华”的战略方针，欲扶持傀儡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为了掩人耳目和转移中国爱国人士反抗的关注焦点，日本关东军派遣间谍和武官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人民发出抗争的怒号，汇集成反抗日本借故侵略的阵营。在抗日救亡的阵营里出现了装束和普通的中国军队不同而贡献卓著的由儿童组成的抗战团体，那就是童子军。参与淞沪抗战的童子军团体主要是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和上海市童子军理事会战地服务团。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又称“五十团”，以单独组织的形式参与战时服务。五十团的成员在淞沪会战爆发后被迅速召集起来，在上海红十字会的指挥下参与抢救战区难民的工作。在日军的炮火下坚持战时服务工作：运输军需物资、救护受伤的士兵、抢救在战争中受伤的人。
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结束
总之，中国童子军和儿童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众多童子军组成抗日服务团，勇敢地参加对日作战，负担起运输、救护、慰问、募捐等工作。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抗日儿童小英雄。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疲于应付共产党，对童子军的控制松动了，各省的童子军理事会由原本的国民政府中央统一领导改成省政府自行领导，中国童子军运动自此渐露颓势。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溃逃到台湾，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飘扬着，童子军团体也随着国民党的溃逃而从中国大陆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