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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下面的生产队里，日子照旧。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总算盖好。它位于老庄子的东边，离村子的主体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栋泥墙草顶的房子。屋顶上的麦草开始时倒是金黄耀眼的。

我们从村西搬到了村东，从瓦屋搬到了草房里。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大许、吴刚，不包括邵娜。后者没有搬过来。

住在瓦屋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和邵娜在谈对象。大概是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过来。实际上，当时我们只是有一点暧昧，最多不过是眉来眼去。连我们自己都不落实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邵娜一个人留在瓦屋的东厢房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村子上的光棍经常前去骚扰，隔着院墙往里面扔砂礓，或者走到东边的窗户下，故意大声咳嗽。礼九自然没办法制止，他本人避嫌还来不及呢。由于邵娜的这一处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过去陪她。直到光棍们打熬不住，回家睡觉去了，我这才离开瓦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村上的人会问我，“昨天吃过晚饭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狗。每天晚饭以后狗吠声将我从村东送到村西，然后再一阵狗吠把我送回来。村上的人睡不着觉，等着听狗叫。由于影响了贫下中农正常的作息，我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了。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我和邵娜谈对象在老庄子上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彼此表白过，顺水推舟的情况也许倒是有的。

礼九仍然和闺女相依为命。但此人有一个癖好，就是每年冬天要出门要饭，第二年春耕开始的时候才会回到村子上。我们下来以前，礼九离村的那几个月里，闺女是村上的人轮流喂养的。我们下来的第一年，仍照旧章。但那时我已经在积极要求喂养闺女了。直到第二年的冬天，这一光荣的任务才终于落到了我的肩上。条件是不记工分，队上的活照干。

我开始喂闺女的那个冬天正好是我们搬到知青屋里去的那个冬天，因此我更有理由往瓦屋跑了，给闺女加水上料劈柴生火。可老庄子上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礼九离开是给我挪窝子，我喂闺女是钻空子。完全地无视历史事实。难道他们不知道礼九要饭不是从今年开始的？我要求喂养闺女也不是现在的事？

夜幕降临，古老的瓦屋里阴影重重。北风呼啸怒号，闺女窸窸窣窣地反刍着草料。门窗紧闭的主屋那边不时地会传出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拄着拐棍走路。我不由得想起了村上人的说法，那瓦屋是姓范的第一代先人盖的，他们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搬出来。村上人的意思是瓦屋后来成了老范家的祠堂，用来供奉祖先的牌位。明知道如此，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禁有了某种保护邵娜的冲动，她对我也有了明显的依赖之感。邵娜说她很后悔没有和我们一起搬到知青屋去，但看看又不像。总之邵娜既后悔又不后悔，心思比较难以捉摸。

后来，我干脆连晚饭也去邵娜那里吃了。她每天做两个人的晚饭。吃饭的时候，邵娜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自然不是每次都有菜特别是肉可夹。没菜可夹的时候，她就帮我搛饭里面的稗子、小石子，生怕磕了我的牙。邵娜还经常给我洗头，为我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帮我挤脸上的粉刺以及挖我两边的耳朵。总之她围着我忙个不停，我则听任她的摆布。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甚至很少说话。这就是我和邵娜谈对象的一般性内容，说出来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每次，我去邵娜那里的时候，大许总是酸溜溜地说，“快活去了。”回到知青屋以后，他又说，“快活回来了。”

我说事情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邵娜不过是为我做饭、洗衣服。她为我做的那些事，以前也为他大许和吴刚做过。只不过现在邵娜伺候的对象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此而已。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忙里忙外，闲不下来，只不过没有为他们忙了。大许说，“打死我也不信！”

不要说是大许、吴刚，就是老庄子上的贫下中农也不相信我和邵娜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时有人向队干部反映，说是我留在瓦屋过夜，天亮了才回知青屋。又说村上的狗可以做证。我诅咒发誓、向毛主席保证也无济于事，自然也无法指责那些乱叫的狗。这件事后来越发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最后还是福爷爷提议，让邵娜搬进他家东山墙那儿支的一间草披子里，风波才总算平息。

福爷爷是老庄子上的长辈，虽说成分是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他家的东山墙接了一间草披子，里面放着一口红皮棺材，那是福爷爷的寿材，草披子是专门为此而盖的，里面除了寿材什么都没有。礼贵让人在墙角上砌了一个土灶，草披子的顶上竖了一截烟囱，邵娜就搬过去了。甚至连床都不用支，铺盖往寿材上一铺，就是现成的床。只不过那床有点奇怪，前高后低，比较狭窄。下面的红漆虽然被遮住了，但棺材的形状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问邵娜，“睡在这样的床上你不觉得害怕吗？”

她回答，“不但不怕，反而觉得安心。谁敢碰福爷爷的寿材？”

的确如此，不仅村子上的光棍们不敢，我也不敢。

说这话的时候，邵娜半躺在福爷爷的寿材上，正在为我织一件毛线衣。我则坐在一只倒扣的笆斗上面，距离对方有两尺多远。织毛衣的线是邵娜从她的一件旧毛衣上拆的。她织了拆，拆了再织，已经反复多次了。因为打毛线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毛线有限，而时光无限。有时候需要绕毛线，我就伸直两条胳膊，抻住毛线，邵娜将其缠绕成球，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线相连。古老而幽远的寂静中，隔壁传来了福爷爷咳嗽咯痰的声音。

实际上，福爷爷并不干涉我们谈对象。自从邵娜搬过来以后，村上人的议论便戛然而止了。就像我们的事得到了某种批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邵娜那里吃饭，仍然是深更半夜地回知青屋，老庄子上的狗也准时吠叫。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就是大不一样了。

不仅邵娜觉得受到了福爷爷的庇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和邵娜来往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找什么借口。有时候我甚至想，即使我在邵娜的草披里过夜，老庄子上的人也不会说什么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在我是因为害怕那口棺材。邵娜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