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
10
我挑着秧把担子，紧跟在大许的身后。他的前面走着礼贵，他们的肩膀上也都挑着秧把担子。田埂狭窄，两边的水田就像是摊开来的烙饼，一边已经被耙平，镜子一样地反射着天光，依稀还有白云飘过。另一边的水田正在灌水。一架水车竖立在河边上，为巧领着吴刚和另一个男劳力猴在架子上，赤着脚拼命踩踏。木链上的刮板顺着水槽正把河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水田里。
我们挑着担子经过时，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这时节忙天忙地的，谁都没有说闲话的工夫。
桑木扁担在我的肩膀上吱吱嘎嘎地响着，富于弹性和节奏，整个人的身体不禁随之起起伏伏。如果不是脖子酸疼、体力不支的话，我还是很喜欢挑担子的。但如果你一天挑到晚，而且一星期来天天如此，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那田埂湿滑不已，我穿着雨靴，脚不把地，为保持平衡消耗了更多的体力。到后来我已无心观赏四周春耕夏忙的大好景象，只是低头看路。视野里是大许晃动不已的小腿。他也穿着雨靴，卷着裤子，在靴筒和裤腿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腿肚子，肌腱分明，显得尤其饱满。倒是礼贵小腿细嶙嶙的，但走得飞快。这时候礼贵已经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脖子后面有一块圆圆的担茧，像个扁柿子似的趴在那里。
礼贵把我们甩出去很远，已经走得没有了人影。开始的时候大许还想赶上去，后来也不指望了。他索性慢下来。他一慢，我也跟着慢了下来。
这时，眼前的水田里已不再是空无一物，依稀浮现出一层淡薄的绿色，老庄子上的人在田里插上了秧。再走一段，就看见那些插秧的人了。大多是妇女，也夹杂着几个半大的孩子，通通弯腰撅腚，一只手上攥着秧把，一只手抠出一小撮稻秧，向水田里栽去。边栽边退，秧苗条条行行，远远看去整齐得就像小学生的练习本。退得最远的那个人是邵娜。她插得最快，把其他的人远远地撂在了前面。以邵娜为界，她前面的水田一片云雾似的淡绿，身后的水田则如同镜面。我和大许挑着秧把担子过来时，看见邵娜正一阵猛插，就像鸡啄米似的。听见响动，她也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
我和大许放下担子，提起秧把向水田里扔去，扔得七零八落的。既要尽量分散，又要分布均匀，送秧把的活儿技术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一环节了。不单需要膂力，更重要的还在准头。由于没人监督（礼贵不在），我故意瞄准了邵娜，扬起手臂，秧把朝她飞了过去，差一点没砸在她身上。落下后顿时泥水飞溅，邵娜的衣裤被打湿了一大片。邵娜终于直起腰来，一只手叉腰，一只手上捏着稻秧，像老庄子上的妇道那样地破口大骂，“你没长眼睛啊！”
我和大许笑得前仰后合，我太喜欢看见邵娜这个样子了。“不是我扔的，要骂你骂大许。”我说。
大许也不辩解，只是冲邵娜嘻嘻傻笑。邵娜说，“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说，“我来帮你插一路吧。”说着就要去脱雨靴。
“不承你的情！还是省点劲，挑你们的秧把去吧！”说完邵娜弯下腰去，又开始插秧。
她的屁股冲着我们，由于裤子湿了，紧贴着大腿，里面短裤的形状显露无遗。我不禁看了大许一眼，这家伙正盯着邵娜的屁股看呢。
正想喊醒大许，田埂上响起一阵脚步声，礼贵不知何时出现了，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跑过来。他肩膀上的担子不见了，满头满脸的大汗，完全没有了挑秧把时的轻巧劲儿。离得很远，礼贵就冲我们大声吆喝，“赶紧跟我回村上！”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转过身去，向来路上跑去。
我和大许挑着空担子紧随其后。没跑几步，礼贵又回头对我们说，“把畚箕子撂下，只带扁担绳。”
我和大许连忙解下畚箕上的绳子，扔下畚箕，只拿了扁担和绳子，跟着礼贵又跑。路上礼贵告诉我们，这是让我们跟他回家抬凉车子。
凉车子是当地人家的一种卧具，由树棍钉框、中间穿编草绳而成，下面有腿。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简陋的床，但并不是乘凉用的，平时村上人就睡在这种床上。可眼下是大忙时节，又是白天，要这凉车子干什么用呢？它可是卧具，不是农具，况且要三个人抬，简直就是浪费劳动力。一路上我心里直犯嘀咕。
进了礼贵家园子的桥口，一条脏兮兮的土狗吠叫着扑上来，不知道是欢迎礼贵还是要咬我和大许，被礼贵一脚踢到旁边去了。礼贵冲进屋里，一直来到里屋，在一张凉车子前面站住。他抬手掀掉凉车子上的席子，指示我和大许将凉车子往外面抬。我们一人一头抬着凉车子向门外走去，礼贵一个鱼跃跳坐上来，我们的肩膀不禁向下一沉。只见礼贵蹾了蹾身子，又跳了下去。“不成，这凉车子不结实，经不住。”说着他又冲向另一张凉车子。
屋里有两张凉车子，另外还有几张凉车子在其他屋里。礼贵家的儿女多，因此凉车子也多。他领着我们在他家的四间草房里跑进跑出，掀掉了所有凉车子上的席子、稻草和破被子。每张凉车子礼贵都要求我和大许抬起来，然后他跳上去试一试，最后总算选定了一张结实的。我和大许把扁担绳放在上面，把凉车子抬了出来。
礼贵走在前面，因是空身，走得飞快。我和大许在后面紧赶慢赶。那凉车子虽然不重，但抬起来很不方便。前面的人甩不开腿，后面的人看不见脚下的路。后来我们干脆把凉车子举了起来，一直举过了头顶。
我和大许高举凉车子，紧跟礼贵，在田埂上面走了很久，最后来到老坟地旁边的一块水田前面。那块田已经灌了水，但还没有耙过，一条条的泥块、土垡凸起在水面上，整块水田看上去就像是花的。礼贵脱下脚上的布鞋，鞋底相对一合，夹在腋下就走了下去。我和大许来不及脱下雨靴，也跟着走了下去。稀里哗啦地在水田里蹚着，带起的泥水都灌到靴筒里去了。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闺女。它不是站着，而是卧在水田里。明明是一头黄牛，却像水牛那样大半个身子浮在水面上。闺女的脑袋下面垫着两只倒扣在一起的畚箕，否则的话鼻子就浸到水里去了。一些泡沫从它的嘴角冒出来，就像螃蟹吐泡泡似的。礼九一身泥水，正趴在闺女身上。他一会儿扒开闺女的眼睛瞧瞧，一会儿又伏下身去，将耳朵贴在后者的身上听。对我们的到来置若罔闻。
“你这是咋的啦？是老啦，还是病啦？”礼九对闺女说。
春耕生产开始以后，礼九就回到了老庄子上。这一阵，他更是起早贪黑地驾着闺女犁地耙田。此刻，一张笨重的木耙陷在水田里，由于自身的重量正逐渐下沉，已经快被泥水淹没了。在木耙和闺女之间拖着两根粗大的麻绳，也浸透了泥水，很难辨认了。
礼贵指挥我们将凉车子安放在水田里，四个人开始往上面抬闺女，礼贵、礼九抬前面，我和大许抬后面。终于，闺女被湿淋淋地掀上了凉车子。凉车子的四条腿向下陷去，木头框子看不见了，闺女就像是漂浮在水上。然后，在泥水中摸索着系上绳子，扁担穿入绳扣，仍然是礼贵、礼九在前，我和大许在后，把凉车子和上面的闺女担了起来。又黑又沉的牛身压得凉车子上的草绳向下兜去。
“闺女真重呀。”我说。
“有啥重的？”礼九说，“瘦成这样子，也就二百多斤，前两年少说也有四五百斤！”
大许接口说，“二百多斤，平均一个人也就七十来斤，不重不重，轻巧得很！”
他这么说，自然是想在礼贵面前表现一番。实际上大许和我一样，被闺女压得龇牙咧嘴的，脚底下踉踉跄跄。幸好礼贵他们在前面，看不见大许的表情。只听礼贵说，“不是轻巧活就不叫你们来了！”
把闺女抬上田头，稍事休息，我们就抬着它向老庄子的方向奔去。由于走田埂不方便，绕了不少路。一路上，水田里插秧的妇女纷纷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向这边瞭望。我在想，如果换成我也会觉得奇怪的：四个人抬着凉车子，上面卧着的却是一头牛，真可谓百年不遇。礼贵对大伙儿的好奇似乎很不满，一路上挥着手说，“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还不赶紧栽秧！偷懒耍滑的……”
终于到了瓦屋，跨过门槛进了院子。闺女被抬进牛屋里，凉车子落地。趁着最后一把力气，我们把闺女抬了下去，安置在一摊稻草上。礼九连忙扯过一把稻草，擦拭湿透了的牛身。他再次伏下身去，把耳朵贴在闺女身上。闺女发出很响的喘息声，就像刚才不是我们抬它进来的，而是它抬我们进来的。
礼九脑袋不离牛身，歪着头、翻着眼睛对礼贵说，“莫不是吃了发霉的山芋干，得了瘟病？歇几天瞧瞧。要是得了老病，就没有指望喽。”
礼贵跺着脚道，“这事情弄的，早不病晚不病，偏偏是这当口！还有四十亩水田没耙呢，等着栽秧，眼瞅着就要收麦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闺女站都站不起来了。”
大许在旁边插嘴说，“那就人当牛用，拉耙耙田。”
“人有人的活，要栽秧，要抽水，还要挑肥上粪、点稖头……”礼贵说，“再说了，四五个男子汉也抵不上一头牛的力气，人的力气短。”
这时礼九站了起来。他解开扎在腰上的草绳，紧了紧衣服，又重新扎上了。“那咋办呢？”他说。
礼贵解下烟荷包，装了一袋烟，边抽边琢磨着。
只听大许大声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定胜天！”
礼贵、礼九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也不便多嘴。牛屋里此时只能听见闺女沉重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礼贵说，“回地里干活！”
我和大许跟着他走出牛屋，在瓦屋的院子里仍能听见闺女的喘息，呼噜呼噜的，像人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在邵娜的草披里听见的隔壁福爷爷的哮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