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的父亲周毓麟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父亲。父母生我时，年龄比较大了，所以我生下来是很受宠爱的。我的成长，可以说是在父母精心呵护下非常快乐的一段经历。

父母对我，是捧在手心，有求必应。但是家里有一个很独特的规定：不允许打听父亲的工作。我也就从来不去打听，也从不和小伙伴谈论。每天晚上，家里总是很安静的，母亲批改作业，父亲看书、写文章，所以，有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父亲和母亲一样，也是在学校里教书，直到上初中后，有一位同学问我：你父亲是不是搞原子弹的？我还惊讶地说：不会吧！

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也从来没有电影里搞国防尖端武器的科学家的那种威严，没有那种与普通人不一致的疏离感。我小时候，母亲工作很忙，经常出差，父亲独自带我的时候比较多。父亲总是很慈爱、很耐心地陪伴我，为我洗衣做饭，给我讲故事，给我粘贴连环画、做拼音卡片，他是一个能干的灵巧的父亲。

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很混乱的年代，但是很少从父亲那里听到什么抱怨。他是个平和的人，性格中有点天真率直，喜欢什么，就会很执拗地钻研，他对数学有种偏执的热爱，几十年如一日思考数学、阅读数学、研究数学、谈论数学，他对时政向来不敏感，对名利更是十分淡漠，能够在数学领域自由驰骋，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慈爱和善的父亲，是一位温和体贴的丈夫，也是一位严谨细致的数学工作者，至于功勋、奖状、荣誉称号，对他而言，还不如解决一个数学难题来得快乐。

但这并不是说，父亲天生志向高远，其实他的选择完全出自纯真的天性。父亲和母亲都是上海人，周家的老房子在原来的法租界跑马场附近，临近大世界，是非常热闹繁华的地方。周家家境尚可，父亲的童年过得温馨自在，看老照片，年轻的父亲精神饱满、衣着得体、风度翩翩、神采奕奕。相对宽裕的家庭条件也为他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强大的后盾：父亲考大学时，不顾同学的规劝，不考虑今后就业问题，坚持要学数学；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去山东大学当助教的机会，因为觉得上海比山东安全得多；后来，陈省身先生很欣赏他，要带他去台湾和美国，父亲又一次谢绝。很多人认为这是父亲爱国与高风亮节，但是父亲从来不认可这种“拔高”的说法。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他说，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家在上海，父母妻子在上海，离家万里，到时回不了家乡、见不到爹娘，可怎么办？

大概这是他从小读私塾、背古籍，培养出来的一种单纯的家园情怀吧。

留下来了，其实对共产党也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天早晨所见，让他极为震撼：他亲眼见到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和衣躺在街道上休息，没有进民宅，更没有滋扰商铺。

父亲和母亲带着对新政权的好感，离开上海，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就职，后来院系调整又到了北京大学。在学校里，除了做研究，他也主动接受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还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组织政治学习、开思想动员会、为抗美援朝捐款等，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改变。要知道，当年因为没有提交一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读书心得，他没能领取国民政府颁发的大学毕业证！

1957年，父亲到苏联留学，放弃拓扑学研究，改学偏微分方程。也就是在苏联时，他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自己的确在思想上和业务上有所提高，就郑重提出了入党的申请。1960年，当国家调他去从事核武器研究时，他没有丝毫踌躇，愉快接受了调动，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

因为父亲很早就有个想法，数学就是要用的，为国家建设服务是数学工作者的职责。所以，他在拓扑学研究做得极为顺利的时候，就有心做一点应用方面的研究，对他来说，放弃已经小有所成的专业投身新的研究领域，是研究能力上新的提升。

在一位科学工作者的黄金研究岁月，他毫不犹豫多次转变自己的专业，致力于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做贡献，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当原子弹理论突破时期，苏联撤走专家，他并没有失去信心或表示愤怒。他曾经不止一次坦言：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苏联人帮忙，我们也能造出原子弹。他不仅说到了，更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在核武器研究中，他作为一位数学工作者，取得了众多不可磨灭的杰出成就。

六十岁以后，有一段时期，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卧床住院期间还坚持做研究。当看到他与同事讨论工作时脸上飞扬的神采，在心疼之余，我也不得不感叹：这样始终心有牵挂、始终执着追求的一生也真是很有意义！

今年父亲已经九十三岁了，与数学结缘七十余年。回顾他的研究生涯，我想，从家园情怀延伸出来的博大的家国情怀，使得他的科学人生充满智慧，充满自信。

我一直很佩服父亲母亲：他们真诚地用心地生活，也对生活真诚地付出，他们一生践行“感恩”，因此他们的一生中没有违背心性的遗憾，当然也就没有虚伪投机的失意。

父亲身上那种谦和、真诚、执着、严谨的特点，既是我接受到的第一份教育，也应当成为我们家庭中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我爱我的父亲母亲。我对他们那一代人和他们的经历充满敬意。

周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