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特区为何能在国家经济起飞中起作用：不同逻辑与主张

对于经济特区为何能在国家经济起飞中起作用，国际上存在以下三种主张。

非均衡发展论。Litwack 和 Qian提出了一种转型经济中特区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经济特区采取重点投资或财政激励的措施，且促成“非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的“汇聚效应”是一种使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优决策，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有效避免落入“低均衡陷阱”。Maurice、Luo和Huffel提出，中国通过“地理集聚”实施对外开放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特区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在地理分布上实施“极化战略”，进而在经济特区形成增长极后，再逐渐将影响力辐射到其他地区。

经济试验论。Chao Paul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区别发展的“试验田”。中国建立了几个经济特区来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Jean Germain Gros则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更像是一种半工业化的“试验田”。“试验田”内的企业享有独有的自由市场环境，只受到较少的政府干预。Howell Jude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的试验性体现了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思想，保障了经济发展的安全性。樊纲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改革，一旦出现了体制不协调的问题，就会造成较大范围的混乱，所需的改革成本会非常大，因此，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先在局部范围内试行改革的某些政策，以最小的代价，来节省全局的“信息成本”。

国际大循环论。依据国际大循环理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特区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业务。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包括外贸在内的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则是这种对外开放政策实行的开始。

关于经济特区的扩散价值，Chao Paul认为，中国经济特区对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启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创造财富和经济增长方面，开放的市场经济更具有效率；二是一个有外商参与的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还因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使社会受益；三是新经济措施的执行者要能够小心地规划和监管。Jean Germain Gros认为，在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重要的，国家必须为经济特区创造必要的条件，甚至在初创阶段给予财政投入。所以，他指出，中国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一个经验是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机构，以及获得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下属官员们的支持。而Graham则认为，经济特区只是一个次优选择，对于全面实施改革比较困难的经济体来说，实行建立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的战略是“发展竞技场上的有用武器”，他认为，中国吸引外资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早期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但这一原因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发展。经济特区思想必须被历史地看待，其他国家实施这一战略并不会必然地取得同样的成功。

Litwack和Qian提出了一种转型经济中的特区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转型初期，国家在经济特区采取重点投资和财政激励，且促成“非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的“汇聚效应”是一种最优决策，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有效避免落入“低均衡陷阱”。这种非均衡发展先在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出现，然后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形成正的“溢出效应”，并逐渐由非均衡发展转为均衡发展。这样经济特区则可以通过减少制度成本，成为整个国家经济转型的催化剂。他们揭示了经济特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认为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转型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方式为其他国家与地区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经验。

Joseph Eugene Stiglitz根据转型国家的经济事实研究得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外，组织和社会资本对经济转型发展也很重要，这种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各种制度和关系等。由此，国家可以通过资本和价值观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等途径来完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在规范的竞争环境中健康发展。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研究了欧洲在1500～1850年兴起的历史，他们发现在间接或更多直接的制度影响下，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欧洲的发展。在具有通往大西洋的交通基础和初始制度的先决条件下，大西洋贸易体制的变化，例如政治体制、产权制度等，为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无论引入资本、投入政府财政、坚定的政府意志，还是空间上的增长极建立等，都只能说是经济特区存在的现象逻辑，不是经济特区战略路径形成的理论原因。笔者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够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没有解决低水平消费与投资的恶性循环的问题。因此，仅以消费与投资的视角解释增长困境是循环论证，严重缺乏说服力。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长期增长停滞的背后原因是制度锁定使得外生投资冲击或消费冲击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正是制度锁定这一因素使一国经济处于某种低效率状态，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均衡长期得不到打破。显然，建设经济特区是打破贫困发展均衡的工具，这当然又是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