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城散记

如有机会能回一次故乡，一定得去陶瓷厂看看景儿。

这个夙愿，是去年春上去北京时，在故宫博物院的石径上徜徉时所萌生的。

耀州青瓷，被陈列在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长廊里。它是我国古老的名瓷之一。在北宋时曾驰名中外，颇为兴盛，与当时的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齐名。仔细看罢，这耀州青瓷，竟产于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

那里，不就是我梦魂牵挂的故乡吗……

儿时，我这偏僻山沟里的牧童，只羡慕十多里外的黄堡镇子的天地。

十岁那年，我考入了镇上的完小念书。当初，它是方圆几十里仅有的一所高级小学。校舍设在早年的古庙院里，雕梁画栋，古柏参天。记得修操场时，一掘几尺都是瓷瓦片。校舍背靠沟壑莽原，面临弯弯漆水。在河水冲刷过的河岸上，也竟是瓷片嵌成的沉积岩层。热天，和小伙伴们在河里玩过水仗，曾被瓷瓦片割破过脚掌子。那滋味儿，想起来也令人不寒而栗。

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镇子上并不以瓷都的美名而令人骄傲。倒是有个陶瓷厂，专门生产粗瓷管子，是用来铺地下水道使的。吃饭用的粗瓷碗，也是由几十里外的陈炉镇烧着几种单调的样式。

早年，爷爷赶着骡子，驮碗去定边换过盐。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背过碗，是扒火车到阎良一带换过粮食的。记得有年腊月，我挑着柿子担儿，跟叔父到陈炉镇换过一次碗，肩膀也压肿了。

在故乡，碗是很金贵的。谁家孩子要是不留神打碎一个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非挨耳光不可。

无怪乎，什么“耀州青瓷”，在我乡思的梦里从来就没有踪影。也许历史课的老师讲到过，是我把故乡的骄傲的历史忘却了。

那阵儿，毕竟还不很懂事啊！

我终于有机会要回一次故乡了。临走前，我专门找来了一些有关资料看。出于对故土的眷恋，虽对耀州青瓷的历史不过略知一二，却竟产生了潜心钻研它的浓烈兴趣。

像哈密瓜不出产在哈密一样，耀州青瓷的产生地也不在今日的耀州区。宋代以后，铜川称同官县，属耀州管辖。黄堡一带的瓷器，是经过车拉、骡马驮、人担到州里销售的。这样，世人便称该地的瓷器为“耀瓷”。

悠悠千年，在这里的陶瓷史上，最有特色的瓷品，莫过于宋代的耀州青瓷了。它以铁为呈色剂，在适度的还原气氛中烧成。其釉色以青中泛绿为佳，莹润如碧玉，剔透若珠贝。胎体的瓷化程度颇高，质地坚硬，外表滑腻，有的呈冰裂纹状。“视其色温温如也，击其声铿铿如也。”做工极其精巧，有“巧若范金，精比琢玉”之美誉。据史书记载，耀瓷，“虽欧瓷之艳丽，景瓷之细致亦弗能相匹”。它尤以刻花装饰见长，丰富多彩，奇特瑰丽。纹饰可归纳为植物、动物、人物、自然形态和几何纹样数类。各种图案生动饱满，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刻花刀法也犀利、洒脱，颇具民间艺术情趣。

由此可见，在陶瓷艺苑中，耀瓷是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名传古今乃至中外的。

在日本新版的一本研究中国陶瓷史的著作中，称耀瓷为“北方青瓷”。近年，唐代玉华窑和旬邑安仁村窑址的发掘，证实了耀州窑是自成体系的。它的烧造技术曾西传天水，东传临汝、宝丰，南达广州海岸，曾对我国历史上的陶瓷业产生过一定影响。有人称耀瓷为“贡瓷”，可见它一度是供当时的最高封建统治者享用的。

相传北宋末年，天下大乱，金兵入侵中原，黄堡镇“十里窑场”皆毁于一旦。赫赫有名的耀州青瓷，从此便失传了。至今已七百余年，后世追慕搜索者，愿重金购置亦不可得，而成为一件悠悠憾事。

前不久，从故乡来的人曾告诉说，耀瓷已经在陈炉镇试制恢复了。这次回去，一定有幸看到神话般的耀瓷了。遐想之后，不知怎么地，久有的相思之情越发深切。

回到铜川的翌日，来不及探望久别的父老兄弟，便乘车直往陈炉镇去了。

虽说小时候去陈炉担过一次碗，但除了满眼是瓷片的世界以外，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记。在家乡的山梁上，可以遥遥望见东山上烟雾缭绕的瓷城。夜晚，那里是一个不眠的山镇。灯光，炉火，闪闪烁烁的，迤逦于山梁沟凹间，像欲飞的凤凰。早晨，太阳便从那里庄严地升腾起来了。多年来，瓷城陈炉对我来说是神秘的。似乎，鲜美的太阳是因为那里的灯光和炉火熔于一炉而获得的呢！

车子爬上东边的宜兴原，顺着黛色的沥青公路，便长驱直入陈炉。公路边铁塔高耸，从远处的山梁上一字儿排下来。输送坩土的料斗，刺破青天，横空飞过。神奇的高空运输线直铮铮地弹唱着，像一把巨大的琴弦。远远看去，瓷城的烟雾，游荡飘曳在沟壑丛中。经旭日一照，那烟云有紫色的，有蓝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各种色泽瓷片，也满山满谷地闪着异样的亮光。看着这一切，我们简直有点儿如临仙境了。

绕过一道山梁，正疑山穷水尽之时，忽然间似柳暗花明，藏在沟壑山坳里的瓷城，便尽收眼底。

车子盘旋在瓷片铺筑的山路上，发出铮铮的声响。透过车窗往镇子看去，满眼似乎是瓷砌的高楼广厦，鳞次而立，层层叠叠，直接到青色的天上去。断断续续可以看见几孔窑别具样式的门窗，几个行人，几缕从大小不一的瓷管里飘出的烟云。路旁，这里堆一堆瓷器，那里放一方瓷片。人家的院墙，是瓷匣钵或瓮、盆、罐子筑的。连工棚、茅房也是用次品的大瓷缸垒的。纵横数里，气势异常壮观。

也许是早春时节的缘故吧，绿色的生命还蛰伏在憧憬里。看不到一片绿的叶子，树的影儿也寥寥无几。瓷城的整个调子，呈赭石色，有着一种质朴、庄重的美。

处在这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在这沟壑纵横的山地，竟活脱脱有这样一座充满异域情调的瓷城！猛然间，使人会联想到古战场和古遗址的风味，或想象起古罗马的城街与埃及金字塔的奇观。如果我是一个油画家，能把这幅具有别样特色的古风奉献给读者，该有多好啊！

这里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和人声的鼎沸。出炉的瓷器的摩擦声，搬运时的轻撞声，检验场的叩击声，废瓷片坡里那瀑布一样哗啦啦的回荡声，汇成一支古老的交响乐。如箜篌，如琵琶，如歌，如诉。

在地理位置上，如果把陈炉与黄堡画一条直线接起来，那生我养我的小村子便在两厢之间，距离也还相当。

少年时代，虽无机缘常来这里，但也有几户远方亲戚，把这瓷城的风土人情带到我的记忆中。

传说，陈炉的陶瓷业历史悠久。山峁上有座窑神庙，曾记载道：“周至八年，重修八次。”周至年代未及细考，至于祖先们何时开始垒窑烧瓷，恐怕是很古远的事了。

这一代的瓷业中心，先后移迁上店、立地坡、黄堡，北宋末年辗转落脚这里。因就原料之便，瓷业便在陈炉这儿延传数百年而未衰。

近年来，这里的瓷器以缸、盆、碗、罐、盘等粗瓷制品居多。釉色以黑、白为主，传说釉料的来源还远自山西太原，以至印度尼西亚等地。其装饰除沿用粗青花外，铁绣花代表了陕西的传统装饰技法。人们所说的耀州大老碗，多指这里高把老碗，被关中庄稼人所珍爱。

在我们家所处的那个小村子里，人们是以务庄稼为主的，也兼顾些小煤窑、放牧等副业，日子不大富裕。谁家如果与陈炉镇烧瓷器的人家挂上亲戚，被视为了不起的人。都说陈炉人有瓷器便是钱，有了钱就有了架子，显得神气十足。

陈炉人很少种庄稼，吃粮是用瓷器换的。远处的庄稼汉，便赶上骡子，驮上粮食赶到这瓷城里换碗换缸。也有用扁担挑的，用包袱背的。由于瓷货多年稀贵，根本用不着主人家把碗拿出去换粮食，买主儿会自找上门来的。据说窑主人是很傲气的，是很会享福的。他可以坐在自家的热炕头上，隔着窗子讲好价钱，卖主儿把粮食倒进人家屯里，端一摞碗走，买卖就算成交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窑主人搬掉院墙，拆了次品的缸、罐、盆子，也可以换得几升小米来。

有人说陈炉人太吝啬，外乡人想讨碗凉水喝是不行的。宁给一个碗，也舍不得那碗水。其实，这里的水确很贵重。吃的用的水，都是从数里外的泉水处挑来驮来的。水贵重，也显得碗有点廉价了。

捏泥烧碗这碗饭也不容易吃，是个卖力气活儿。要说这碗饭好吃，除非有一个好身板子，受得了苦。瓷城里外乡人不多，大都是本乡本土人。爷爷捏碗，到了孙子这一辈也是捏碗的。娃娃们长到七八岁，能往瓷坊里送饭了，就能让大人歇息一会儿，替大人捏弄起泥疙瘩来。捏碗冶陶，说是粗活吧，却也需要手艺；说是细活，却也非出力气不可。只能说是粗细相间的活路罢了。

过去，也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瓷窑，或几家合伙儿烧一窑瓷器，或让人家烧窑时带上自个儿的一些匣钵填空隙。也有人家是以做坯为生的，把坯卖给窑主人烧，小家小户哪能烧得起窑呢？在正常年景里，瓷工们尚可糊口度日，每遇战争或不祥之年，就不得不另谋生路。或流散四乡，或改务庄稼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陈炉才办起集体所有制的陶瓷厂。除一小部分被划为农业户，专门从事务农庄稼外，大多数瓷工连同家属都吃上了商品粮，生活才有了保障。

前几年，附近一个信箱厂子修筑了一条管道，把耀州区西河里的水抽了上来，绵延数十里。这下，陈炉人沾了光，才不为水而苦愁“啬皮”了。这朵古老的陶瓷之花，也被浇灌得暗香浮动了。

可见，我记忆中对陈炉风土人情的印象，未免有些偏颇了。瓷城的人们，也同样有着和家乡的庄稼人一样的历史命运。

我们在瓷砌的屋舍中寻找陶瓷厂的大门。其实，当车轮子一轧上闪光的瓷片山路，就已经进入厂区了。满架山皆是车间，纵横几里，哪儿还有厂门呢？最后找到的，不过是厂部所在地罢了。

接待我们的是技术科一位老小伙。他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这边远的地方来，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瓷城人了。

当他将一小碗茶递给我时，我却忘了品茶，竟入迷地欣赏起这刻花小碗来。它青绿掩映，莹润碧秀，纹饰古朴，造型也精巧。他说，这正是仿照出土的宋代喇叭碗式样和纹饰复制的。看着这玲珑剔透的刻花小品，犹知古代劳动人民艺术造诣的高超。不知是茶的浓香，还是耀瓷制品的精美，确使我有点微微的醉意了。

我们发现墙上挂着的墙板上，贴着宋瓷残片。它的色泽，与手中的茶碗无上下之分。耀州青瓷，在失传的七百余年间，不少达官贵人、民间私资、官僚买办都曾聘工仿制，试图恢复，而终告失败。光绪二十四年，一位姓潘的江西人在同官县做县长，曾雄心勃勃，没有搞成。到了民国二十一年，官府拨了款，想恢复耀瓷生产。黄堡几个绅士把钱拿走，折腾了一遭，钱花完了，事也了了。这一回，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搞成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恢复这一失传多年的传统名瓷，到底不是件容易事儿。有关科研部门组织力量，从着手试制到出产品，历时整整三个春夏秋冬，反复试烧了二百余次之多。这里面，探索坯釉配方的合理性，要控制好烧成中的还原气氛。在试制过程中，不仅基本上达到了宋代水平，恢复了传统的刻花技法和装饰艺术，在釉色和品种上还有了新的创造。

在琳琅满目的陈列室里，我们为这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耀瓷工艺品而赞叹不已。有各类茶具、文具、餐具、酒具和工艺装饰品。引人注目的香炉，是依照古瓷仿制的。它很具备宋代耀瓷的风格和韵味，看上去，仿佛已点燃炉内香料，紫烟飘逸，满室皆香。还有各种品碗，却具有陕西地方特征。除做餐具外，亦可做果盘和陈列品用。它的手工刻花，采用了宋代纹样。最令人神往的，是高档陈列品梅瓶。其中分大小两种，釉面有古耀瓷和粉青之花，给人以端庄、朴实、挺秀的艺术感受。

耀瓷的新生，给瓷城陈炉平添了几分姿色。那孔雀蓝、天蓝、棕红等颜色釉，那结晶釉、花釉等艺术釉的成功使用，彻底改变了历史上单一的黑白釉色，简直成了一个万紫千红的瓷都了。

如今，耀州青瓷这一中华民族古老的名瓷，已远涉重洋，走遍日本、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地。它，带着瓷城的骄傲，镌刻着“中国”的名字。

中午时分，吃罢具有瓷城风味的油泼面，我们便往山坡下的车间走去。

陶瓷厂的车间，没有高大的厂房，没有透明的玻璃窗，全是一色的耐火砖造的大窑洞。看来，条件是简陋的，操作也大都是手工的，也倒有点儿原始的古老味儿。有的在捏碗，有的在搬坯，有的在上釉，有的在装窑。年纪不等的人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路过的炉子上，窑匠正蹲在炉口吧嗒着旱烟锅子。他不时地打开炉门，观察着火候，或投进一锨炭。那被炉火映红的古铜色的脸庞，会使人想起耀瓷的棕红色釉光来。

在一个瓷匣钵垒起的小院落里，我们步入一个下梯窑，窑洞的下半截是缩在地里的。这便是老艺人郭师傅的操作室了。

老艺人今年六十五岁，他头戴着棉扇帽，上身穿一件紧身黑棉背心，下身棉裤腿却很宽敞，黑灯芯绒棉鞋也很结实。凭这身上紧下松的装束，可见他一旦坐在泥团前捏起坯子来，该是怎样的麻利、自如。他的话，几乎每句都是轻声笑出来的，十分风趣诙谐。他见我们远道来拜访他，谦逊地说：“摆弄瓷瓦片，整天戳泥窝窝，有啥值得拜访的？”

我握住了郭师傅沾满泥巴的粗手，不禁油然而生几分敬意。前年八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老艺人会议上，他是陕西陶瓷行业唯一被命名为老艺人者的人。这几年恢复耀瓷的成功，郭师傅是应当记头功的。设置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的耀州青瓷工艺制品，就是出自郭师傅这双粗糙而精巧的手啊！

说着，他又坐到泥团前，一边干活儿，一边和我们拉谈着。面前揉好的泥团是放在一个大石盘上的，有点儿像石磨盘。电动机一开，就带动了石盘。郭师傅不时用手在旁边的盆里蘸着温水，在旋转着的泥团上掬着、按着。泥趁着手，手趁着泥，泥形成螺旋状，时粗时细，魔术般地变幻着。眨眼工夫，就捏出五六个不同形状的花瓶、品碗和盘子来。真是手到擒来，确有点变戏法的神通。

老艺人的这套手艺，并非祖传，何况耀瓷失传已久。窍道全是他自个儿摸索出来的。他的老家，也不在瓷城陈炉，是下原里人，祖辈是钻小煤窑的。他从小失去了父母，沦为孤儿，十多岁就来到瓷城的姑家谋生。当时，一摞子坯还端不起呢。他生来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捏弄各种瓷器，还常动点脑筋，追求点新式样的，曾被誉为瓷城的大能人儿。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瓷器的出新劳过不少神，也终未如愿。瓷业一度萧条，他被迫离开瓷窑，到沙沟梁去采料。后来，又在公路管理站干过几年养路工。他总认为，这辈子想在瓷业上搞出点名堂是无望了。

听说要恢复古瓷，这新生活的火焰，使年过半百的老人又动心了。他被调回了陶瓷厂，和专家们一起设想烧制耀州青瓷的事。老人是个文盲，连自己名字也写不了，但血是热的。不懂原料的配方比例和所含的成分，就依照当地传说和多年的实践经验，用牙齿咬着辨认。属于硬性的，嚼到头还渣渣响；属于软性的，嚼着就是绵的、粘的。原料的软硬搭配不适，就会裂纹。一遍遍试烧，反复地琢磨，终于烧出了生坯。他跑到黄堡古耀瓷遗址刨出残片，和几位西安来的画家一起辨认纹饰，一起设计样式，复制凿刻。为了搞釉子，他依照传说，徒步去寻觅。先后数十天，跑遍了新沟村、石凹里、背凹沟、东山、铁炉头等方圆几十里的山野沟壑、旮旯拐角，终于在八十里外的塔儿山，找到了一种叫牛筋石的釉料。又经反复试验，使复制的耀州青瓷收到了青中泛绿、莹润如玉的艺术效果，还进而摸索出了新的釉色。

耀瓷的复制成功，使瓷城陈炉年轻了，也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获得了艺术的青春。他，用自己一生剩余不多的心血和生命活力，陶冶了精湛的艺术品。同时，这艺术品也茹含了老人的希冀，那就是陶冶人们生活的情趣和价值。

傍晚，夕阳把个坐东面西的瓷城映照得如诗如画，分外壮观。

窑场的瓷工们下班了，坡上的山道上闪着匆匆的人影。瓷城的高音喇叭，正播送着惹人心里直痒痒的秦腔曲调。山坡上窄长的半边街，一时喧闹起来，陶瓷厂的姑娘们，厮跟着走过街道。她们听见卖柿子的喊声，便围上去，一人吃上几个这时节稀有的挂柿，便咯咯地笑着，打闹着跑开去。老瓷工肩上搭着围腰，走进烟酒铺子，打二两烧酒，一饮而尽。出了门，又叼起卷烟，哼着民间小调，出了街走下坡去。下原里来的人，在架子车上装好了瓷器，还想捎些砌砖窑用的薄瓷瓦片，正和主人讨还价钱。手里牵着的骡子，用蹄子刨着瓷片，咴咴地叫着，不时地甩着缰绳催促似的。边上，围了一伙看热闹的瓷城的毛孩子们。

瓷窑上的火是不熄的。上夜班的瓷工正蹲在炉口，憧憬着一炉优质的耀州青瓷。烟云红彤彤的，从他们的岗位上升起，被晚风赶得满山缭绕。在残阳里，这如火的烟云，宛若落日丢失的一片晚霞，又似乎是瓷城向远处的莽原山川招手致意的红手帕。

我们站在瓷城的高处，俯瞰这神奇的仙景。文化馆的同志告诉说，刚错过了机会，要是赶在古历正月二十傍晚，这里的窑神爷庙会是值得一看的。有耍社火的，走马的，跑船的，扭秧歌的，热闹得很呢！

正说着，一曲古朴而优美的唢呐和着歌声，被晚风殷勤地送了过来。我们闻声觅去，穿过匣钵墙狭窄的巷道，走进一家瓷工的小院。原来，这是老瓷工们的业余自乐班所在地。屋内外摆了几盆花木，墙壁上贴着富有民间风味的老虎字画。几个对脾气的老伙伴，吹的吹，打的打，唱的唱，正较上劲儿哩！

在我们的邀请下，老歌手唱起了当地流传的《摘椒》《十爱姐儿》《卖花线》《十对花儿》等古老的民谣和情歌。其音调粗犷、欢快、诙谐、轻柔各具特色，似陕北民歌，又近乎关中眉户、碗碗腔曲调。情感之质朴，生活气息之浓郁，听来令人心旷神怡。

我被这熟悉悦耳的山野情调触动了，不禁勾起我童年的回忆。小时候，在山坳里放羊放牛时，在沟湾里割青草、剁柴火时，不时常哼这曲调吗？似乎，在瓷城又寻到了我童年的知音，拾到了遗忘许久的童心之歌。

在歌声里，我这归来的游子，又如置身于母亲故乡温热的怀抱了……

我们是在“炉山不夜”的奇观中告别瓷城陈炉的。车子疾驰而下，回望中——灯火、炉火，闪闪烁烁。我童年记忆中欲飞的凤凰，此刻终于缓缓飞起来了，飞起来了，直飞向远处的天际，汇入灿灿的银河……

在车子的颠簸中，我将刚购置的一樽梅瓶紧紧地搂在怀里。我怕它被撞碎，更怕它离开我的心胸。我想抱着它，做个美丽的梦。一年四季，在梅瓶里插上我采撷的生活之花，结出我生命的果实。

我要让梅瓶时常伴着我，就像我时常伴着故乡的瓷城一样。

1981年4月草于铜川黄堡

1983年9月改于西安止园

《绿原》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