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邻避风险防范研究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1.2 邻避概念的提出

邻避这一词源自英文NIMBY (Not in my backyard),用来描述那些兴建能够带来整体性社会利益、但对周围居民产生负面相应的设施(王佃利、徐晴晴,2012)。NIMBY这一词汇的表述有“邻避问题”“邻避冲突”,也有人笼统地称为“邻避症候群”“邻避效应”。邻避设施是指“服务广大地区民众,但可能对生活环境、居民健康与生命财产构成威胁,以至于居民希望不要设置在其家附近的设施”(李永展,1997)。

在对技术选址的地方性反应的研究中使用邻避主义一词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这个缩写刚出现。Wolsink将邻避主义定义为“总体上赞成的同时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抗议在自己居住的环境周围建设”(Wolsink,2000),通俗地说,就是“好是好,但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但是很多作者对于邻避主义的概念缺乏清楚的认识,简单地把邻避主义等同于地方性反对意见。在平常的使用之中,邻避主义被当作不理性、自私、阻挠、反对变化的代名词,并被认为是将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

近年来很多著作在研究那些解释反对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话语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取得了一些进步(Dan,2007;Devine-Wright,2009;Haggett,2011; Kempton,et al.,2005;Wolsink,2012)。这些文献里有一些共性,在解释地方选址的反对意见时,邻避主义是一个不精确的并且没有用的概念。研究表明,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真正的邻避主义者——赞同可再生能源却又出于个人利益考量而反对的人(Bell,et al.,2013;Wolsink,2000)。

大量研究尝试提供在各种可再生能源项目选址案例中,解释更多更复杂的支持和反对意见。这些研究找出了如下因素:地方依恋、对于地点和技术的象征性表达、政治社会环境的价值观念。除此之外,更多关于土地使用的纷争的文献早已意识到了计划和决策过程以及当地人和责任方的关系这两方面的特点对于产生反对立场的影响。虽然学术研究已经渐渐意识到邻避已经不能解释反对意见了,可是它仍在公众话语中保持强势(Wolsink,2012)。

关于邻避主义的讨论和信息不对称模型也有些共性,早期的模型认为公众缺乏科学知识并且需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这样一来,对于科技创新的恐惧和反对就能够简单地用公众缺乏科学知识来解释,并且还可以通过学习足够的知识和接受教育来弥补(Sturgis,Allum,2004)。但用缺乏知识来框定公众意见被系统地批判了——公众获取科学知识与否更多不是基于智力,而是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社会渠道、信任、与权威冲突后协商等因素的影响(Wynne,1991)。很明显,不管是邻避主义的文献还是信息缺乏的文献都是复杂的,将其直接相提并论过于简单化。但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邻避和公众信息缺乏模型都因为建构了一群缺乏正确知识、客观性、理性、需要教育的公众而受到批驳,都包含了关于公众消极的描述、关于冲突的解释、关于冲突如何回应的标准期望。当然也有积极的描述模型,它认为公众是积极的公民,对风险关切和反对拥有合法的观点、专业知识,在环境保护方面形成了社会公共环境(Devine-Wright,2011;Irwin,Michael,2003;Wynn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