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邻避风险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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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影响公众对邻避设施选址态度的主要因素

1.5.1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是公众主观感受到的危险设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从我国典型的环境群体事件案例来看,风险感知在促使公众走上街头表达反对意见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刘冰,2015)。公众感知到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健康安全风险、环境风险和财产风险(Portney,1991;Schively,2007)。人们如何感知这些风险影响了邻避设施的公共接受性,并塑造了当地反对意见(Kunreuther,et al.,1990)。一般来说,风险感知对塑造公众态度起反向作用,即民众感知到的风险越大,就越可能对邻避设施持反对态度(Easterling,Kunreuther,1995;Kunreuther,et al.,1990)。风险感知的不一致通常导致邻避事件或其他反对的社会行动,有时它们被视为是公民对传统科技专家智慧作为设施选址标准的挑战。

个人对风险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掌握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知识或信息。大多数外行人对具体的某个技术并没有足够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缺乏就会影响公共的风险感知(Siegrist,Cvetkovich,2000)。在大多数案例中,居民的风险感知要大大强于专家或科学家。以PX项目为例,目前关于PX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统一的说法。理论上PX有毒但非剧毒,沸点高而挥发性低,发生泄漏容易失火但不易爆炸。不同组织机构对PX的评价也不一。国际评估化学品致癌的权威机构(IARC)认为证明PX致癌的证据不足;但欧盟把PX列为有害品,因为当人体吸入过量PX,眼睛及上呼吸道会受到刺激。对PX的性质了解不充分的民众极有可能在认知层面上放大风险,把可控的潜在风险等同于必然发生的不可控危害,从而采取相应的反抗措施来反对PX项目建设。

物理空间也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邻避设施周边范围的民众所感知到的风险更高,与邻避设施相距较远的民众风险感知较弱。Dan (2007)的研究发现,接近性(proximity)的确在强烈地影响着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感知,但这个影响的强度和空间范围可能会由于当地环境和土地“价值”的不同而不同。Devine-Wright (2005)对“临近性假设”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人们住得离风电设施越近,其风险感知就会越强。但这一结论不是绝对的,人们的感知还受到如风轮机的尺寸、颜色等因素的影响,与物理距离相对的“社会距离”被证明很可能是人们持有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人们在利益空间位置上存在的个体化差异,最终必须是以各种形式的物理限制下的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es)为基础的。

一些国外的研究表明居民对邻避项目的风险感知是动态可变的,一个风电项目未建设前居民可能会感到较高的风险从而排斥它,但风电项目建成后,当地人有了对项目产生影响的实际体验,他们的风险感知则会得到调整,反对的态度也逐渐消失(Warren,2005)。另外,社区过去是否有过邻避设施建设的经验,也会影响居民的感知(Gallagher,Ferreira,Convery,2009)。

李际 (2016)认为,引发邻避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心理因素,这是一种主观评价,涉及了价值判断,属于伦理学范畴。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同,风险感知可能以事实为基础,但不一定是对项目本身科学性的准确认识。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公众对邻避项目的风险感知,它提示我们风险感知涉及事实和价值两个判断维度。

媒体也是一个风险的放大站。现代的网络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迅捷的渠道。人们通过网络媒体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关于邻避项目的消息也可以通过网络迅速获得。一方面,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人们可以瞬间找到关于邻避项目的任何信息(其中包括负外部性影响的信息),为邻避冲突提供了知识动力。网络提供的海量信息中也有许多虚假信息,普通公众受到“宁可信其有”的心理驱使,很容易产生邻避情结;另一方面,网络、手机、微博等现代传播工具极大提高了邻避冲突的政治动员效率,可以迅速放大抗争声音,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增加了邻避冲突的有效性(刘雅静、唐利,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