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内敌

约公元41年—311年

小普林尼书呈图拉真皇帝：

我拷问两名被称为“执事”的女子，从她们口中只得出许多低俗迷信之语，于是我延后讯问，并且立刻向您请示，有许多人也受到危害，因此需要您立即裁示。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幼，因为遭受指控而有性命之忧；这个过程一时不会中止，因为这项迷信活动不仅传布到自由城镇，也蔓延至村落与乡野。但我仍认为可以遏止这些迷信行为，让一切恢复正常。不可否认，几乎荒废的庙宇又开始涌入大批信众；久遭埋没的神圣仪式又卷土重来，不久之前还乏人问津的祭祀牲礼再度繁荣兴盛。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认定，若能给予这些人悔改的机会，相信一定会有许多人愿意痛改前非。

《论基督徒》（On Christians），小普林尼（Pliny）写于比提尼亚省（Bithynia）

腓立比在埃格那提亚大道上，位于罗马到拜占庭这段路的中点。在这里，塞尔维亚女孩在随风摇曳的白杨木下，在冰冷而神圣的安吉提斯河（Angitis）里受洗，与此同时，邻近教堂中一对希腊——腓立比双胞胎正在受洗。这些虔诚的家庭与其他数千人一样，每年都会来到僻远的希腊北部，因为到了公元50年左右，腓立比已成为《新约》宣称的最早改信基督教的聚落所在地。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皈依基督教之后，便沿着埃格那提亚大道旅行（这条大道至今依稀可见，它刚好从腓立比这座荒废的马其顿罗马城镇的美丽广场旁通过），他选择这条路来传布新的崇拜——对基督的崇拜。抵达腓立比之后（如果我们跟随路加在《使徒行传》里行走的路线），这位急切的旅人偶然间遇到一群妇人，当中有个做生意的名叫吕底亚（Lydia），她来自推雅推喇城（Thyateira）。当时有许多商人在“该区的主城”营生，吕底亚也是其中之一。根据记载，她敬拜的是犹太人的上帝——她虽然不是犹太人，却对犹太教抱着友善的态度。吕底亚可能是路加虚构的人物，但位于拜占庭南方的推雅推喇确实是以盛产紫色染布知名的城市；商人利用埃格那提亚大道拓展生意、视察供应链；彼时布料生意通常由妇女负责。所以，无论吕底亚是否真有其人，她的故事听起来倒有几分真实。在这个商旅来往频繁的小地方——从这里可以俯瞰屋大维与安东尼击败刺杀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的战场（但战场上只剩那座一度横跨埃格那提亚大道、现已倾颓荒废的凯旋门供人纪念凭吊共和国转变成帝国）——吕底亚聆听保罗关于社会正义、脱离罪恶和永生的教诲，很快的，“全家人”都改信了基督教。从此以后，吕底亚受洗的传统地点就成了朝圣地，而保罗在这里说的话（根据《新约》的说法），“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也成为全球熟悉的话语。通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因此在数百万人的内在生命中扮演着隐而不显的角色。

使徒安得烈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人物，《新约》说他与哥哥彼得都是渔夫，两人也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据说安得烈在接受教诲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后，便在公元38年建立了拜占庭主教区，后来扩大成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不过，基督教在拜占斯之城的历史起源其实相当卑微且特别。最初，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在家里聚会；这种家庭教会通常由女性负责管理，这是早期基督崇拜的重要特征。聚会的规模很小，而且是秘密进行的。公元1世纪末，“福音书”开始诉诸文字，但由于大多数基督徒不会读写，所以一般由团体中一到两名受尊敬的成员朗读“福音书”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最早期的基督教文本读起来肯定像故事书。聚会的末尾，聚会者可能会一起聚餐表达感恩，然后悄悄离去。像拜占庭这样的贸易城市，一向有着不成文的规矩，要悉心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样的特质使拜占庭特别容易网罗各种观念，并且接受来访的教导者。拜占庭引以为豪的基督教特征——这个特征将会点燃全新的世界秩序——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开始摇摇晃晃地成形。彼时的拜占庭散发的并非馨香或神圣葡萄酒的气息，而是刚烤好的面包与橄榄油灯的味道，夜里总是传来婴儿难以入眠的哭啼，野狗在厨房门外逡巡，希腊奴隶教导少数幸运的孩子最基础的字母。就在这个时期，岩石神龛中祭祀着库柏勒，城墙上供奉着赫卡忒，城市港口则崇拜狄俄尼索斯。

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着各种宗教，到了公元3世纪，基督教也只不过是众多争取发展空间的宗派之一——关于这点可以从马可·奥勒留皇帝收到的一封简明短信清楚看出。公元176年，一位名叫阿特那哥拉（Athenagoras）的基督徒写信向皇帝请愿，他以当时帝国境内同时存在许多古怪的信仰为根据，要求罗马人停止迫害基督徒。除了提到一些“小”信仰，例如特洛伊的海伦·阿德剌斯忒亚（Helen Adrasteia，又称无法逃避的海伦或毁灭者海伦）崇拜，阿特那哥拉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基督徒只有最微小的请求，言下之意仿佛基督徒并无建立世界宗教或这类事物的想法。

但是，随着基督徒数量在拜占庭这类城市稳定增加，罗马人的心里肯定会浮现疑问：在一个有许多信仰、许多神祇的世界里，他们该如何对待多元文化？

1996年，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Ben Gurion Airport）边缘，离特拉维夫（Tel Aviv）只有大约15千米的地方正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当时偶然间发现了一幅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300年左右的镶嵌画（这幅作品从出土后过了十三年都未公诸于世），刚好生动地说明了上述问题。这件镶嵌艺术品长约17米，宽约9米，在卢德地下仅1.5米左右的地方埋藏了一千八百年，要保存这个宏伟而吸引人的罗马时代晚期作品让人煞费苦心。拥有高超技艺的古代工匠利用数万枚彩色方石镶嵌出海怪、跃出海面的鱼（鲷鱼、乌鱼、笛鲷）与来自三个大陆的野生动物（犀牛、长颈鹿、大象、海豚）。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工匠是搭船来这里工作，而且在不经意间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这件作品的下方，一名穿着典型罗马凉鞋的工匠，在他描绘的设计草图旁留下了明显的足迹。有一只狗，也许是一只猫，帮倒忙似的直接穿过细致的草图，在镶嵌图案底下留下了一行爪痕。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幅崇尚自然的田园景观——跳跃的雄鹿与迷人的兔子——但其中却传达着黑暗的讯息。仔细再看第二眼，此时映入眼帘的却是鲜血。这幅田园诗般的镶嵌画充满了血腥气。怒目而视的鹿奋力摆脱母狮的利爪；恐惧的公牛吼叫着，垂涎的老虎正追着它；豹把瞪羚撕得皮开肉绽；猎犬俯卧着，伺机猎捕圆滚滚的兔子。镶嵌的血被完美表现出来，滴落后汇聚在地上。

那么，是谁出资绘制了这可怕的场景？画中有这么多异国动物，还有一艘商船，也许确实存在一个有趣的可能，那就是这幅作品的所有者是个筹办竞赛的人，他或许靠着满足晚期罗马时代的民众对城市（如拜占庭）角斗士竞技屠杀的贪婪胃口，赚进了大笔财富。古竞技场的骨骼证据告诉我们，确实有老虎、羚羊与犀牛为了这个目的被进口到拜占斯之城的杀戮场。

公元3世纪到4世纪——我们这幅镶嵌画完成的年代——吕大参与了这场世俗与宗教权力的争夺。这个地区一直是异教徒的发源地，从希腊人、罗马人到犹太人，以及刚开始出现的基督徒。从吕大出土的镶嵌画见证了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时代。拜占庭当地的圣徒莫基欧斯（Mocius），据说曾被扔到狮圈里，但狮子不吃他，后来在拜占庭被斩首。据估计，罗马历任皇帝在数年间屠杀的基督徒男女可能达到两万人，东部基督徒的死亡率特别高，基督教的发展虽然激进却深得人心，不断繁盛，之后却受到压制而局限在中东沿海的发源地。当政者对于基督教宣扬的节制、永生与社会正义感到不安。吕大的商人选用的内部装饰或许反映了那个时代残忍野蛮的特征。画作主人的这间屋子已经被封存，所有财宝与家居用品全搬走了。屋主显然在躲避某种事物，至于是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从巴尔干到巴库（Baku）的基督徒与犹太人都受到了迫害，拜占庭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也无法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