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条条大路来自罗马：埃格那提亚大道

约公元前146年以降

我们的军事道路行经马其顿直达赫勒斯滂……

西塞罗（Cicero），《论执政官掌管的行省》（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希腊北部一间静谧的储藏室里有一张桌子，夏天会摆满樱桃，还有一个陈旧的火炉，冬季会冒着热气。除了桌子与火炉，这里还有一件惊人而难以理解的东西。它是一块古老、昂贵，并且精心雕刻着故事的石板，形状、大小都像一块墓碑，这块石板不仅见证着世上第一起被记录的交通事故，也纪念着一头成为人类最好朋友的猪。

这座石碑原本竖立在埃格那提亚大道旁，之后成为罗马埃德萨（Edessa）堡垒城墙的一部分，它的碑文诉说着一段悲喜剧。有一头猪被驱赶着沿埃格那提亚大道前进，在后头驱赶它的是名叫寇伊罗斯（Choiros）的男子，他打算把这头猪送去作为宗教庆典的祭品。此外，石碑上还描绘着一辆巨大的马车：四匹马戏剧性地扬起前蹄，它们似乎撞上了那头猪，因为猪被踩在马蹄下，俯卧在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穿着带兜帽斗篷的男子，大概是猪的主人，坐在马车上，面容哀戚。文字叙述被刻在石画周围：“我靠着四足安然走过这么些路……但轮子的冲撞使我失去了光明……我躺在这里，再也不亏欠死神什么。”

无论这是一篇罗马讽刺文章、一则昂贵的笑话（寇伊罗斯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指猪，从这个故事的语境来看也有猪脸的意思），还是对一只原本该成为供品的动物表达的诚挚悼念——公元2世纪下半叶，这头猪在意大利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道路上遭遇悲惨的结局——这座石碑都可算是一张来自古代世界的明信片，它生动描绘了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动脉，而这条超级公路将改变伊斯坦布尔的命运。

埃格那提亚大道由罗马工程师负责修筑，他们搭乘平底船从布林迪西（Brindisi）前往杜拉奇乌姆完成这项任务，完工后的埃格那提亚大道使拜占庭从不起眼的中途休息站一跃成为旅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应许之城”现在有了确立其地位的机会。这条大道所经之处原本是一条小径——大道的西段起初称为坎达维亚道路（Candavia Road），沿阿尔巴尼亚的什昆宾河（Shkumbin）修筑而成。一名冒充亚里士多德之名的作者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线索：“在这条路的中段，每到举办市集的时候，人们可以向黑海商人购买莱斯沃斯岛（Lesbian）、希俄斯岛与萨索斯岛的商品，还可以从亚得里亚海的商人那里买到科孚岛（Corfu）的克基拉双耳瓶。”腓力与亚历山大大帝位于马其顿佩拉（Pella）的宫殿就在埃格那提亚大道前身的旁边；希腊化时代的遗骨与高耸的圆形坟冢则在这条道路的两侧——这些私人虔诚膜拜的标志成了民众争睹的事物。亚历山大大帝踏上征途时，想必曾经过这些死者的庙宇。

这些众人渴望之路，是介于两个重要地点之间最短，也是最便捷的道路，它们是如此的顽强。事实上，如果我们行经巴尔干的高速公路或乡镇道路，其中一些公路至今仍称为埃格那提亚大道，例如在希腊称为“Egnatia Odos”，在阿尔巴尼亚称为“Rruga Egnatia”，我们就如同直接跟随着古典时代祖先的脚步前进。在罗马时代，使用埃格那提亚大道及其相关设施的人的资格有一定的限制。理论上，只有持有官方通行证或特许状的人才能使用道路设施。帝国传递的公文书、外交官、战利品与士兵在大道上来回往返；当地人尽管迟疑，最后还是会冒险走大道旁的骡子小径。虽然这条大道从各方面——政治、宗教与社会层面——形塑了全球文化，但最初它只是为了把人运过去，把钱运回来。埃格那提亚大道加强了军事控制、推进了税金（portorium）征收，这类针对船运、贸易与渔业收入课征的赋税，证明了拜占庭因为这些产业蒙福，也因此招来祸端。

埃格那提亚大道最初终止于马里查河（Maritsa，又称埃布洛斯河[Evros]）这条自然疆界上，也就是靠近今日希腊与土耳其边界的地方。但它最终还是从杜拉奇乌姆开始，经今日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希腊北部抵达拜占庭。埃格那提亚大道与亚壁大道（Via Appia）——亚壁大道连接罗马与布林迪西（只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就能抵达杜拉奇乌姆）——的相连使“永恒之城”可及的范围进一步往东延伸，经由从拜占庭连通东方丝绸之路的彭提卡斯大道（Via Ponticas），最后抵达小亚美尼亚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又名普尔克[Purk]）。埃格那提亚大道燃起了罗马人建立“无边帝国”的欲望。

这条罗马大道一直在不断演化。它能适应环境——路的宽度在最偏远的地区只有4米，但到了城市则扩展成20米。路缘的巨大石块可以防止马车滑出路面，中央的石砌分隔线使道路能双向行驶。在山区，碎石可以充当更实用的路面铺材；为了防水，有些路段则会填入夯实的黏土。经过精心地修建，就算是无人问津或几乎无人行驶的路段，至今依然可以使用。我最近经过这条路是在2015年，看到许多叙利亚难民在不经意间步古罗马人的后尘，沿着埃格那提亚大道朝西方走去。许多酒店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道旁，提供热水、外币、护照，连招牌也用英文与阿拉伯文书写。

埃格那提亚大道建成后，依照古罗马人的行事风格，人们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一丝不苟地贯彻：每48公里到64公里左右就设一家客栈，每1000步立一座里程碑（至今依然可见——最近就有一座里程碑在阿尔巴尼亚某条河的河床上被发现），每11公里到22公里设立招牌、营地、蓄养牲畜或提供补给的小站（1罗马里大约是1.5公里）。无论是来自不列颠尼亚（Britannia）、高卢、西班牙、伊利里亚（Illyria）还是色雷斯的旅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罗马建设的工程。

直到罗马帝国早期，古代世界的文献都清晰表明道路是危险之地。想想在路上曾发生过什么坏事吧：俄狄浦斯（Oedipus）杀了自己的父亲，忒修斯（Theseus）与连环杀人魔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交手，后者将旅人引诱到屋内，将他们绑在床上，矮个子的就将他们拉到与床等长，高个子的就砍掉他们的脚，直到他们与床等长，之后再杀了他们。事实上，埃格那提亚大道上的确横行着克拉瓦莱兹（Cravarites）这类恶名昭彰的拦路匪。不过，从许多方面来说，不管是心理层面还是地理层面，这条跨国道路的完成，确实起到联结人群的作用。就某种意义而言，埃格那提亚大道标志着近代生活方式的开端。沿着这条大道来到拜占庭城墙下，穿过城门，进入古代城市的中心，此时的拜占斯之城不仅能从三面海洋进出世界，而且也与世上最大的干道连成一气。

在罗马人心中，东方一直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也是富饶的地方。罗马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最初看到的罗马是砖造的，但他留给世人的罗马却是大理石砌成的——用大理石砌罗马城所用的金钱肯定出自某个地方。罗马史料不止一次形容印度是个堆金积玉的国度。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抱怨说，罗马人喜好异国的丝绸、香水与珍珠，结果耗尽了罗马的财富。“最低估算，每年印度、赛里斯（Seres）和阿拉伯半岛要从我国带走一亿枚赛斯特斯（Sesterce）银币，这是我们的奢侈品和妇女花费的总和。”埃格那提亚大道与附属道路系统的修筑使罗马进一步东扩，占领埃及令这股诱惑愈发强烈。罗马对东方表现得极为痴迷；在击败马其顿之后，埃格那提乌斯开始修筑埃格那提亚大道，而拜占庭也在公元前129年与罗马签署停战协议，此后拜占庭便成为罗马人前往亚洲长途旅行前的交通要冲与起点。

往后三个世代的时间里，拜占庭担负起了后勤补给的角色，支持罗马军队与东方的对手如本都国王、投毒者米特里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进行的一次次灾难性的战役；公元前74年到73年，拜占庭人亲眼看见迦克墩的三万罗马军队遭到屠杀。克鲁索波利斯改名为斯库塔里（Scutari，人们记得的是这个地区的现代名称“于斯屈达尔”），这个名称可能源自屯驻此地的罗马军人手中所持的皮盾（scuta），在兴建伊斯坦布尔新地铁系统时曾挖出一些皮盾的残片。大权在握的罗马执政官庞培（Pompey）大张旗鼓地“向海盗宣战”，引发了诸多讨论——有人指出，庞培发起了一场公关战，其手法类似我们今日用于“反恐战争”的手法——公元前67年之后，这场战争使庞培与其他权力竞逐者将目光聚焦在东方的商业潜力上。公元前47年，在安纳托利亚与米特里达梯之子的战争给了恺撒（Caesar）灵感，促使他在寄给罗马朋友的信中写下了“我来，我见，我征服”的名句。与此同时，罗马文献提到的拜占庭却像善良可欺的原告；罗马史家塔西佗的《编年史》见证了这点：

拜占庭人获准进入元老院旁听，抗议他们的沉重负担……他们提及自己在不同时期向苏拉（Sulla，将军与政治家）、卢库鲁斯（Lucullus，罗马执政官，曾击败米特里达梯并围攻基齐库斯）和庞培提供的协助；然后又提到了他们近年来为罗马皇帝提供的勤务——之所以必须负担这些勤务，可能是因为拜占庭刚好在大军进行水陆转运的位置；在后勤运输上也位居要冲。

小普林尼——老普林尼的外甥与帝国总督——也在写给图拉真皇帝的信中恳请减轻拜占庭“异常沉重的开支”。

回到公元前42年，未来将成为罗马领导人的安东尼与屋大维锲而不舍地追捕刺杀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已经稳固了马其顿与卡西乌斯（卡西乌斯以叙利亚为根据地）。他们的对抗使内战不断升温，战场也沿着埃格那提亚大道扩展，两军最后在腓立比进行决战。有19支军团参与这场战役，双方都以“解放者”自居，抒情诗人贺拉斯（Horace）当时是失败阵营里的一名军官。这是一场控制东西道路系统及其周边金银矿场的战争，也是一场争夺共和国与罗马理念的战争。获胜并掌握帝国权力的人，在腓立比城外埃格那提亚大道上兴建了巨大的凯旋门——如今只剩一堆被弃置在玉米田里的黑色乱石。当地农夫经常在这片推动着古罗马与新罗马历史向前演进的平原战场上发现箭头、断剑和砸烂的盔甲。当维吉尔（Virgil）在《农事诗》（Georgics）中以激动人心的笔调描写腓立比时，他显然已不只是个诗人，而是个先知：

平原……在我军鲜血的浇灌下

比过去肥沃了一倍。

毫无疑问，终有那么一天

当农夫在这片土地上

用他的弯犁努力耕作时，

他会发现爬满斑驳锈块的标枪

或用重锄劈中空荡的头盔

他会大惊失色

自己掘开的竟是埋葬许多人骨的坟冢。

商人与外交人员在前往拜占庭的路上，可以在埃格那提亚大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立的休息站停留，这些休息站都设有浴场可以让旅人洗去疲劳。一个明显但却遭到忽略的例证就是阿尔巴尼亚的阿德昆图姆（Ad Quintum），这座浴场静静坐落在交通动脉旁，在这条动脉的下方覆盖着昔日的罗马大道。浴场墙壁依然泛着淡淡的罗马红，四周则被荨麻、山羊粪、黑压压的蚊子以及吠叫的狗团团围住。在倾颓的遗址对面是20世纪70年代兴建的大型钢铁厂，与这座排放毒物的工厂相比，荒废的浴场完全不引人注目，但它却是罗马理念从“永恒之城”一路延伸到拜占斯之城的明证。

公元73年，罗马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正式将拜占庭并为罗马帝国的一省，并在拜占庭的古卫城设立了铸币厂。公元117年之后，哈德良（Hadrian）的工程师也着手兴建输水道，引贝尔格莱德森林（Belgrade Forest）的泉水供给拜占庭的下城区，热爱希腊文化的哈德良在公元123年可能造访过拜占庭，拜占庭因此掀起一阵文化复兴热潮。拜占庭的城墙得到了维护与修缮。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提到这些城墙在轰隆声中耸立：“……我也看见城墙耸立，我甚至听见它们‘说话’……声音从一座塔楼传到另一座塔楼，直到传遍所有七座塔楼……每一座塔楼都能听见前一座塔楼的声音，然后发出回声，声音于是不断地传播下去。这就是拜占庭的城墙。”

现在，在希腊人建立拜占庭八百年后，这座城市终于和其他的罗马城市一样，开始去听、去尝、去闻。拜占庭也成为了比它庞大的事物的一部分，成为罗马理念的一分子。然而到了公元193年，拜占庭在一场政治权力斗争中加入错误的一方，亲身感受了蒙冤的皇帝的炽烈怒火。

佩斯切尼乌斯·奈哲尔（Pescennius Niger）是个行动派，他因为获得前任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与康茂德（Commodus）的青睐，在公元193年到194年担任罗马皇帝，但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一年零一个月。奈哲尔了解拜占庭深具战略价值而且物资充裕——如希罗狄安（Herodian）《罗马帝国史》（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所言，拜占庭“人口众多，财富充盈”（鱼群一致游往拜占庭岸边，却不游向“盲者之城”迦克墩）——于是选择拜占斯之城作为发号施令的中心，因为此地“以磨石砌成又高又厚的城墙……石块之间极为密合……整面墙看起来就像一块完整的巨石”。奈哲尔在拜占庭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皇帝，并且指控罗马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见彩图2）是冒牌货。

塞维鲁遭受对手羞辱谩骂之后，随即出兵讨伐。奈哲尔知道自己的兵力与谋略都不如塞维鲁，于是逃往邻近的尼西亚（Nicaea），但塞维鲁依然将拜占庭团团围住。往后便是长达三年的残酷围城。狄奥生动描述了诡计多端的拜占庭居民如何捕捉敌船（他们派人潜水割断敌方的船锚，套上铁链，然后从城墙内拉拽铁链）并且将船拉进城里夺取补给品，他们用妇女的头发编成绳索，用建筑剧场用的石块、青铜人像攻击敌人。极少数人利用恶劣的天气与暴风雨铤而走险逃出城外，因为他们料想敌人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追捕他们。困在城内的人只能把皮革泡软作为食物止饥，最后甚至沦落到了人吃人的境地。拜占庭的处境已非绝望所能形容。

奈哲尔在亚洲四处逃窜，后援断绝，塞维鲁切断了他的求生通道，这名篡位者已经走投无路。终于，奈哲尔被捕，并且在安条克（Antioch）被斩首示众。他腐烂的头颅被送到拜占庭城下，以说服城内守军开城投降。但拜占庭人拒绝投降，塞维鲁于是下令，除了拆毁城墙，也要将城内这群骄傲不忠之人杀个精光，傲慢是不可饶恕的。一些居民把家中的栅栏、木板与屋椽拆卸下来制成小船试图逃出城外。许多人遭遇船难，浮肿流血的尸体被冲上岸。拜占庭城内，“悲鸣哀号声不绝于耳”。塞维鲁把所有的士兵与长官处死，拜占庭成了一座空城。“拆毁拜占庭的剧院与浴场，事实上，就是毁掉这座城市的一切装饰。现在，拜占庭已形同一座村落，而这座村落将改由佩林提恩斯（Perinthians，拜占庭的邻近城市）管辖。”奈哲尔的头颅像被猎捕的鸟兽尸体一样，原本被插在枪尖上展示，后来则被送往罗马。

拜占庭的历史原本可能就此终结，但获胜的塞维鲁与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也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与之前的亚西比德以及保萨尼阿斯一样。他决定重建拜占庭，而且建造得更大更好，城墙也被重新修建。修建计划涵盖了金角湾的两座港口（19世纪时完全淤积），而城墙则围住两座山丘（事实上，拜占庭也获得了与罗马一样的恩赐，城内有七座山丘）。宙克西帕斯浴场完成后对外开放，供民众使用。练兵场——在今日的锡尔凯吉车站下方——和国家监狱也陆续完成，练兵场可以直达拜占庭港口——拜占庭成为一座可以通过水陆两条路线投放军事力量的城市。两座山丘之间的柱廊大道—塞维鲁门廊（Portico of Severus）——将埃格那提亚大道延伸到城内，构成拜占庭的梅塞大道（Mese）这条游行路线以及今日沿途有店铺、路上有有轨电车通过的狄凡尤鲁街（Divanyolu）的基础。皇帝为了尊显自己的儿子，曾一度将拜占庭改名为奥古斯塔·安托尼那（Augusta Antonina）。

塞维鲁也奠定了举行双轮马车竞赛的竞技场和兼具动物园与猎杀动物功能的百兽场的基础，后来百兽场成为公开惩罚与处决的场所，一直到基督教时代为止。观赏野生动物表演的圆形竞技场——一种交互式的动物公园，当时最令人向往的几座城市都有这种设施——与新剧场也兴建完成。所以，当我们想到古罗马时代的拜占庭时，我们想象的城市景观，应该充满了大型猫科动物此起彼伏的吼叫声、随意乱啄的鸵鸟以及大象沮丧的叫声（最近在耶尼卡皮挖掘到所有这些动物的骨骸）——这些动物被进口都是用来满足现场观看生死搏斗这种可怕而时髦的罗马娱乐风尚。

塞维鲁不仅美化了拜占庭，也提升了它的重要性。在拜占庭的市中心，皇帝立起一座显眼的纪念碑，称为里程起点碑（Milion），罗马帝国境内一切距离的测量都以这座碑为基准来测量。里程起点碑是所有罗马大道里程碑的起点。

尽管这座里程起点碑承载了一个虚构出来的重要观念——它称这座城市（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周边的其他城市）是欧洲与亚洲的地理中心，因此以这座城市作为基准点，可以逐里地测量帝国各地的距离——但时至今日，这座纪念碑已变得毫不起眼。它原本拥有石砌华盖，上面装饰有最优美的塑像，现在却成为现代城市中心一根外表坑坑洼洼、看不出形状与质地，甚至有些粗劣的石柱。里程起点碑的遗址刚好位于环绕古竞技场，即今日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Sultanahmet Meydanı）的有轨电车路线交叉口与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方。只有少数游客驻足观看这座古迹，受伤的小猫把环绕遗址的栅栏当作藏身之处，石柱的底部丢满了零食的包装纸和烟蒂。这座残余的石柱虽然遭到冷落，它的象征意义却不容抹杀。随着时代变迁，里程起点碑逐渐被视为文明起源的中心点：非蛮族世界认知空间的起始点。它不仅标示了距离，也标示了拜占庭真正成为东方与西方公认的地理与文化参考点的时刻。

塞维鲁皇帝继续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并建设了自己的家乡，也就是位于今天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Lepcis Magna），在当地重建了广场与港口（狮子从这里运往罗马与拜占庭，然后在斗兽场与竞技场被活活折磨而死）。塞维鲁这么做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权力轴心已经转移，并且让大莱普提斯这座北非城市能永远与强大的皇帝并驾齐驱。在大莱普提斯沙地进行的考古挖掘显示，这里有一系列精美的罗马时代镶嵌艺术画，上面有勇士用猎犬追捕动物，有精疲力竭的角斗士踩着对手的尸体，摆出趾高气扬的样子。如果我们想在脑海中重演公元2世纪拜占庭的场景，大莱普提斯现存的证据将是一项有用的指引。2011年，利比亚爆发战乱之初，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把塞维鲁宫殿遗址改成了军械库，把坦克与军火都存放在这些古老的石头当中。这座城市是该地区受强烈个性驱使的古代历史的缩影。从塞维鲁的一生，从拜占庭里程起点碑的兴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缘政治体的原动力依旧来自东方。

公元212年，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宣布，凡是自由民都能拥有罗马公民身份——从叙利亚到斯肯索普（Scunthorpe），超过3000万名男女，包括拜占庭居民，从这个时候开始都相信自己与罗马休戚与共。然而卡拉卡拉的改革即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时期。不出两个世代的时间，公元257年，从黑海一路迁徙下来的哥特人前来攻打拜占庭。由于无法攻破拜占庭新筑成的塞维鲁城墙，他们转而袭击迦克墩，险些得手。带着攻下拜占庭的强烈欲望，哥特大军在十年后卷土重来，却被当时的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屠杀了五万人，只好就此放弃，后来皇帝克劳狄也因此赢得名声，人称“打败哥特人的克劳狄”（Claudius Gothicus）。

在都市记忆（或许该说都市传说）中，今日伊斯坦布尔有一座建筑物不断提醒人们克劳狄立下的战功，它就是哥特人纪念柱（Column of the Goths）。这个独特的古罗马遗迹无人闻问地矗立在居尔哈尼公园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末端，此地过去曾是伊斯坦布尔动物园的所在地，离古代的动物展示馆很近。在托普卡珀皇宫后方可以看到这根纪念柱的踪影。这根高18.5米的纪念柱——尼基弗鲁斯·格瑞戈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告诉我们，柱顶原本立着传说中的城市创立者拜占斯的雕像——向世界宣告，拜占庭这样的“罗马”城市不可能被蛮族攻破。拜占庭的地理学家狄俄尼修斯（Dionysios）表示，这根纪念柱其实坐落在供奉雅典娜（Athena Ekbasios）的古老神庙上方。在拜占庭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周边地区，有许多缅怀早期来此探险的希腊人（有真实的也有传说的）的圣殿与地名，这个古老神庙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哥特人纪念柱所在的位置就是铁器时代希腊人在这个他们称为拜占庭的城市里最初建立据点、从事交易的地方。今日，许多游客对哥特人纪念柱视若无睹，他们似乎对身后的托普卡珀皇宫更有兴趣。即便有一辆红色菲亚特（Fiat，由土耳其的车厂托法斯[Tofaş]制造）在纪念柱脚下一停数年，还是无法为它多吸引一点目光。

与此同时，拜占庭东南方的芝诺比亚女王（Queen Zenobia）在根据地巴尔米拉（Palmyra）——丝绸之路上的一处绿洲——让罗马统治者吃足了苦头。到了公元271年，除了安纳托利亚，芝诺比亚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之前属于罗马的东方领土。公元271年到272年的冬季，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在拜占庭集结大军，打算收复帝国领土。罗马人心里很清楚，他们必须慎防大叙利亚的势力。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曾被波斯人俘虏，他被迫弯腰充当波斯统治者上马的脚踏板。之后他被剥皮填料（见彩图8），作为向之后的罗马使节发出的警告：“他的皮从肉上剥下来，染上朱红色，摆在蛮族神祇的庙宇中，以此纪念这个如此非凡的胜利，我们的使臣每次前往，都能目睹这个景象。”

充满自信的芝诺比亚要求安条克铸币厂在货币上铸造她的肖像时，必须让她表现出雍容华贵的罗马女皇模样——她称自己为赛普蒂米亚·芝诺比亚·奥古斯塔（Septimia Zenobia Augusta）——并且要搭配与她的地位相符的流行罗马发型。大约在公元272年4月，奥勒良从拜占庭搭船前往小亚细亚，击败了这位桀骜不驯的女王，并且将其双手反绑，沿埃格那提亚大道押送回罗马。古代史料的记载出现了一些矛盾，有些史料提到芝诺比亚因为兵败染上疾病，还没离开亚洲就病死，因此渡过海峡运回欧洲的是她的尸体；有些史料则说她行经拜占庭，然后以屈辱的囚犯身份走过了埃格那提亚大道。

即便在当时，巴尔米拉也被公认是极美丽的地方——植物考古学现在已经证实，这座沙漠城市有220种植物生长——且未受到战乱之灾。芝诺比亚的城市一直存续至今，直到本书完成这一年，才有部分城市被“伊斯兰国”士兵破坏。

环伺拜占庭的哥特人与几个快速蹿起的君主的败退也许只是暂时的，但在城市四周却酝酿着动荡与不安。如果罗马要控制中东的民众，就需要一个位处东方的根据地。为了将罗马的力量延伸出去，公元293年，四帝共治制度（Tetrarchy）应运而生。戴克里先（Diocletian）定都尼科米底亚（Nicomedia），马克西米安（Maximian）定都米兰，两人为正皇帝（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Galerius）定都希尔米乌姆，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us Chlorus）定都特里尔（Trier），两人为副皇帝（恺撒），君士坦提乌斯统治高卢、不列颠尼亚和莱茵河地区。

新的政治结构和管理层级或许可以支撑罗马的统治，但在四帝共治制之下，文化氛围却出现了不可逆的转变。在罗马这部国家机器铺设埃格那提亚大道的一百五十年后，往南约1127公里的伯利恒（Bethlehem），有个男孩出生了。他的哲学思想与立身处世的典范将决定埃格那提亚大道及其联结城市的命运——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命运。古罗马建立运输系统，旨在加强军事控制，但这些道路也成为人们彼此联结的媒介，并且把对人性的新的思考传递到各地。

虽然考古挖掘的坚实证据使我们相信，主要是贸易与赤裸裸的野心促使我们去建造道路、聚落与系统，但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类是在分享内心想法这种基础欲望的驱策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越过赫勒斯滂、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地中海，沿着埃格那提亚大道前进，人们将可传递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日后将扩展成世界最强大宗教的观念，以及一个将决定拜占庭与基督教的未来、形态与功能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人拥有克服死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