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立场与相关问题说明

（一）管理研究的东西方文化立场问题：“文化自觉”与“主位研究”

本书欲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以后现代主义思潮和中国儒家学说为理论资源，从对西方主流管理范式的省视与批判中，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并发掘其承载的范式意义，这必然难以回避东西方两种异质性文明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中国传统管理中的许多核心概念与西方管理的核心概念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能直接等同或混用，需要避免简单地以西方概念来解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否则便有“迷失自我”之失。另一方面，欲发掘和展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与西方主流管理范式进行必要的对话和沟通同样不可避免，否则便有“闭门造车”之失。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采取何种文化立场。为实现管理“寻根”的研究目标，本书对上述问题采取的研究立场是：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进行“本土化创新” ，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在知识经济时代进行“创造性转化” ；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交流中坚持“文化自觉与平等对话” ，通过“创新”和“转化”厘清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之网”和“大体轮廓” ；杜绝“以西方解释中国”的客位研究立场以及“复制、模仿与验证”的研究方法取向。

欲实现上述研究立场，需要进一步明确本书在研究方法及研究策略上的取向。目前强调“情境嵌入”的管理学研究依然存在复制和检验西方理论的倾向，缺乏真正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相关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状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学者大多采取“客位研究”立场，在研究过程中难以深入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厘清中国特殊的制度特征，也未能在运作原理和实施效应方面建立完整且系统的理论体系，以致影响到本土理论的构建，这是导致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与建构时陷入重复检验和复制怪圈的深层次原因。所以，在进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时，应采取立足本土和扎根地方性知识的“主位研究”立场，避免以“西方解释中国”式的牵强附会之说。

“主位／客位研究”（emic ／ eticresearch）是肯尼斯·派克（ Pike，1967）提出的研究策略。客位研究是研究以外来人和旁观者立场建构理论，注重建构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主位研究则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理解和发掘文化的特殊概念和意义，并运用这些概念来建构此特定文化中的人的行为理论，注重本地性的意义而非建构客观性的知识体系。本书研究主旨是寻找“意义”而非验证、再现“规律” ，或者说是界定管理“规律”的“边界条件” ，因而立足中国社会和华夏民族本地、本民族的特殊历史文化脉络，尝试建构更具本土契合性的管理理论，并与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进行平等对话。由此立场观之，近年来，徐淑英、樊景立等海外学者推动的“情境化”研究，无论其对情境的嵌入程度深浅如何，大都是采取“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客位研究立场。本书则以费孝通先生（1997）主张的“文化自觉”为基本立场，采取一种主位研究策略，以确立管理研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基本导向，这是本书对管理进行“寻根”之旅的前提。

（二）跨学科的概念沟通问题：桥介式对话与元理论建构

本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定位为“管理哲学” ，本书争取能够达到“有哲学思辨的管理思想”与“有管理透析的应用哲学”的双重标准。目前我国管理哲学发展并不成熟，该学科领域特有的原创性的基础理论十分匮乏。管理哲学类的相关学术专著，要么重哲学而轻管理（哲学领域研究者） ，要么重管理而淡哲学（管理领域研究） ，真正在知识体系上实现两者深层次勾连和进行原创性的管理哲学元理论建构的著作十分少见。本书则尽量利用笔者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搭建管理与哲学进行深层次沟通对话的桥介，致力于跨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的建构，而非简单地引入各学科的概念进行堆砌。

本书在组织与管理领域中导入了“人性”“范式”“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合精神”“后现代主义”“礼治秩序”“家族主义”等诸多哲学、社会学领域的经典概念。考虑到一些概念本身存有诸多分歧，加之管理学者对这些概念可能有些生疏，本书在相关章节对诸多外来概念都在管理学中进行了转化和清晰界定，但本书更主要的工作在于通过这些概念对管理进行深层次的省视、批判，并建构中国管理哲学的元理论。

例如，本书导入“人性”概念，其目的并非将“人性”与“管理”简单堆砌而重复研究所谓的“人性化管理” ，而是以“人性”作为“管理”批判与重构的逻辑线索，以实现“管理范式的后现代整合与本土化研究”和为中国管理理论“寻根”这一既定研究目标。具体来说，首先以人性为基点，通过梳理百年管理思想史演变的逻辑脉络发现，以制度化、标准化、普适性及物质技术为导向的现代管理，其深层次的人性困境源于工具理性的片面弘扬使人类将本是人性之一部分的理性因素作为人性的全部，即理性等于人性，唯有理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其次，本书进一步发掘后现代主义的人性观，后现代主义强调发现人性中被现代管理边缘化的情感与价值部分，管理中的人性解放必须要从根本上挑战和动摇现代管理中的理性主义基础，其途径则是将被现代管理压抑和边缘化的非理性因素（情感与伦理）解放出来，使之与人的理性因素平衡发展（同时，笔者也深入解释了理性与情感两种人性元素在组织管理中的逻辑悖论） ，主张通过建构理性计算与情感价值两种逻辑的耦合机制来实现人性在管理领域中自由而全面的展现。再次，本书结合中西方的人性理论，建构“理性、德性与感性”三位一体的“人性结构” ，以之取代经济人、社会人和文化人等各种片段化、抽象性的“人性假设” ，对管理理论从“范式”层面进行整合性重构。在此过程中，将东方的“德性”元素导入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的人性观及管理考察之中，这一方面厘清了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并将其理论体系扩展为管理科学、管理伦理与管理艺术三个部分；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以德性为核心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参与管理知识重构以及进行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的合法性。最后，聚焦于中国文化对人性提炼的“德性”元素，本书以和合精神、礼治秩序、家族主义、伦理本位、无为而治等具体而细致的儒家与道家文化脉络为基础，在文化自觉立场与主位研究策略下，通过与西方管理理论中的控制、领导、组织等知识体系进行沟通和碰撞，以此提出更具有本土契合性的中国管理理论的大体轮廓，同时发掘了其对于世界管理理论发展所具有的范式整合与范式创新的重要意义。此外，本书对“鞍钢宪法”等历史经验及对海尔、李锦记等企业案例的经验研究也依循上述由“人性”设定的“管理范式的整合与本土化”这一主导逻辑。

当然，在组织与管理领域驾驭这么多宏观、抽象的哲学概念十分不易，加之本书研究目标较为宏大，作为初创性研究，本书局部章节可能存在理论初创时论证不够细致的逻辑瑕疵，笔者尽可能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弥补。

（三）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对接、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结合问题

目前多数管理哲学类学术作品专注于宏观抽象的一般管理学理论或应用哲学理论，较少涉及组织与制度层面的“中观理论”及员工行为层面的“微观理论” ，并且大都缺乏对具体企业的相关经验分析。为体现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创新性，本书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性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未必十分成功。一是将宏观的一般性管理理论与中观的组织理论、微观的组织行为理论对接，构建从哲理到机理、从组织结构到员工行为、从思想史到当代企业实践的完整理论体系；二是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分析相结合，注重对所建构的理论框架进行经验论证，实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关于第一个尝试，本书将抽象的人性理论逐步落实到微观权力，在人性结构的基础上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整合性重构之后，紧接着进一步分析了微观权力在组织内部的微观运行机制，从中揭示理性计算与情感价值两种人性逻辑在组织中的悖论及其耦合机制。在此过程中对组织局部秩序中的多元博弈及游戏互动规则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其后本土化管理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进一步与管理范式整合的理论框架进行对接，结合历史的经验，尝试描绘出家族主义、礼治秩序、伦理本位等本土元素所生发的组织、控制与领导模式的微观运行机制。为体现这种理论层次的对接和直观展示理论框架，本书尽可能地增加逻辑框图，将宏观抽象的哲理清晰地展现为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宏观与微观理论的对接，以及大量框图及表格的运用，是本书在内容体系及写作体例上与同类管理哲学作品不同的特色所在。当然作为一种尝试，本书难免疏漏的是，个别地方在理论层次上意欲兼顾但未能实现严密的逻辑对接，在后续研究中需要细化的地方依然很多。

关于第二个尝试，本书原稿在理论求证方面存在的一大遗憾就是只对相关主题提出了一些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理论建构和研究结论较多地依赖文献梳理和逻辑推演而未结合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在新修改稿中，笔者下大功夫对中国历史经验（如古代双轨制组织的运作、宋代司法过程、“鞍钢宪法”的产生及传播）及当代企业经营实践（富士康连环跳事件、海尔的“倒三角”组织变革及管理创新、李锦记的家族经营等）进行资料搜集，并从中提炼理论，进一步梳理、细化、论证和完善前文建构的相关理论框架。由此，使本书不仅哲学色彩厚重，对诸多管理的元理论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和重建，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丰富的经验素材支撑。

（四）关于“和合精神”与中国管理诸学派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学派众多，难以用和合精神来统摄一切。历史上的一切管理流派及当代中国管理研究的合理成分都可以成为中国本土管理学建构的理论资源，只不过本书以“管理范式”为对象，属于管理研究的元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有限，无法对法家、儒家、道家、兵家等管理思想一一探究。为集中完成本书研究目的，笔者的处理方式是，对丰富多彩的传统管理思想不分派别细究其具体方法，转而提炼其“元精神”与总体性特征，以与后现代管理进行范式对话。为此，本书聚焦于儒家学说及其“和合精神”所阐发的管理理念，凸显中国管理的伦理与情感特质并发掘其后现代价值。鉴于儒家思想同样博大精深，我们进一步将范围限定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先秦儒家学说，而较少涉及理学与较为复杂的王阳明心学体系，以含摄理性与情感融通关系的和合精神作为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质，由和合精神导出情理融通的德性元素，其核心是建立在自然情感的经验基础之上并经由理性凝聚而成的“仁” 。进而探索德性元素在组织管理中的逻辑展现，并从礼治秩序、家族主义、伦理本位等具体的文化脉络来诠释和细化这一思想，以此进一步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基本轮廓。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张立文教授（1998）对“和合精神”有较为精深的研究，并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的元精神。本书提炼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论述，对和合精神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详见本书第七章） ，使之更具有文化包容性和解释力。本书尝试由和合精神导出德性（实践理性） ，进而确立儒家伦理在本土管理理论建构中的核心意义，开启为中国管理学“寻根” （精神故园）的关键步骤，进而将管理伦理推演至管理理论探讨中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