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概念界定及其释解
（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较为复杂。它们既是量的时间范畴，有一个可以界划的历史时段；同时也是一种质的概念，亦即对某种观念及其特质的标识。本书对两者在历史时间上有大概界划，但在使用上更加倾向于观念或哲学上的内涵。“现代主义”（ “现代性” ）（ modernism）是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演化的主体脉络与基本追求，其特征是用人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申述自己存在的理由（岳梁，2008） 。理性内在地要求将一切标准化、合理化、程序化，要求可计算性、可控性及发展的合目的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 ）（ postmodernism）则是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一股哲学思潮，起源于2 0世纪6 0年代，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格里芬、马尔库塞、罗蒂等学者为代表。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权威和主宰的存在，批判近代以来在哲学中居于主导思潮的理性主义、权威主义、普世主义和进化主义，不承认高于其他话语、具有某种特权、可评判一切的元话语存在，转而用非理性反对理性，用多元性反对统一性，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取代确定性。目前，后现代主义在建筑学、文艺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均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
本书将泰罗以来持有科学主义立场，追求管理的精确化、标准化和理性化的管理理论统称为“现代管理理论” ，而不是作为某一管理流派的现代管理学派。自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发表至今的一切以科学为依归或宗旨的管理理论都是“现代主义”的“现代性”逻辑在管理领域中的推演与反映。现代主义在组织管理中表现为对效率、分工、组织化、标准化及系统化的理性追求，正是这种理性追求导致了诸多以科学为导向的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后现代管理”发轫于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理论，其基本使命是对现代管理进行整体性、基础性反思与批判。其基本主张是：否定理性主义作为管理理论的基石，否定传统管理学人性的基本假设，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意义，否定传统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罗珉，2002a） 。福柯（ Michel Foucault，1977，1980）与利奥（Lyotard，1984）等学者推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一股对现代管理学基础进行激烈批判的后现代管理思潮，并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带来强烈冲击。
由此，我们实际上依照时代变迁和逻辑预设将整个管理历史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传统管理（以经验为核心的管理） 、现代管理（以科学为核心的管理）与后现代管理（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 ，分别对应传统农业社会（传统主义） 、现代工业社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信息社会（后现代主义） 。
（三）“本土化”与“本土化管理学”
“本土化”也可称为“本地化”或“民族化” ，其英文是indigeniza‐tionindigenous，基本释义是“土生的”或“天生的” ，即“在特定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或发生的” 。也就是说，本土化的事物是某个民族或某地自然产生的事物，或者使某外来事物发生能够适应本地或本民族具体情境的转变，以使之契合本地的情境脉络。20世纪90年代，以杨国枢、黄光国、郑伯埙等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及组织行为学等领域掀起一场被称为“本土化运动”的学术思潮，在相关领域取得别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于近年来对中国大陆的学术取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的管理研究在“本土化”的影响下，曾出现“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等各种相关称谓，本文统一以“本土化管理学”概括之，并认为本土化管理学即依据中国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情境化脉络或具体的管理实践问题来建构更具有本地效用的管理理论体系。
（四）“人性”“人性假设”与“人性结构”
人性是本书反思、批判和建构管理与组织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将管理坚实地建立在现实而完整的人性基础之上，在管理增强物质改造及生产之功效的同时，发掘其精神故园和厘清其价值航向，使之符合人性并服务于人类的长远福祉是本研究的核心目标。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本书将人性界定为“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固有的、特殊的、本质的属性之集合，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价值依归” 。
“人性假设”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是什么”这一基础和根本性问题的“假设”或“设定” 。“假设是经验科学建构的起点之一。我们对于可观察的世界发问。发问以后，接着就试着提出解答，这一尝试的解答就是假设”（殷海光，2004） 。“假设”是科学观察与研究的基本参照点和进行理论建构与推导的起点，提出假设的能力及由假设构建的系统知识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曾出现“经济人”“理性人”“有限理性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文化人”“德性人”等人性假设。这些人性假设都对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相关管理学派理论建构的深层次基础。
“人性结构”是本书着重发展的一个用以替代“人性假设”来审视管理理论建构逻辑的基础概念。“人性假设”是学者出于理论建构的方便而对人性进行的简化处理，具有片段性、抽象性的特征，管理中的人性不可能被人为地分裂为一个个片段，更不能以其某些部分去限制或压迫人性的其他部分。基于各种“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学理论在科学化的进程中不断走向封闭、狭隘和盲目，由此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节，管理也日益背离人性的需要及发展。基于此，本书融合中西管理中人性的合理成分，尝试将管理建构在“完整丰富的人性基础”之上，超越“人性假设”片面性、静态性、超验性的理解，对管理中的人性进行基础性反思，以对管理进行“整体性”观察和建构。本书认为“人性结构”是完整的、丰富的、系统的人性的集合，是以“和合共生”思维而不是“非此即彼”思维来整体地把握人性丰富内涵的基础概念。通过梳理中西方关于人性的经典理论，本书将“人性结构”进一步阐释为“由‘知、情、意’三种心理要素生发的，由智力结构（理性） 、意志结构（德性）与审美结构（感性）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完整人性系统” 。该概念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德性人”的伦理观与西方经典的“理性＋感性”二元人性观结合起来，并将“德性”视为沟通“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行为科学与后现代管理理论）的“桥介” 。由此进一步在人性基础上，确立儒家伦理的管理内涵以及管理伦理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位置。
（五）“范式”与“管理范式”
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哲学与思想史层面的“管理范式”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库恩（Kuhn，1970）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 — —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 — —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某一学科的学科属性便由该学科领域的理论范式所决定。本书将“管理范式”界定为，从事管理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拥有的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的共识或约定。本书围绕“管理范式”开展研究的两条逻辑脉络是“人性— — —管理范式— — —学科属性— — —理论体系”以及“范式分裂— — —范式的后现代整合— — —范式的本土化创新” 。首先，本书从“现代性”的理性预设出发，揭示管理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分裂的根源及历史（第三章） 。其次，借助后现代主义的人性与权力观（第四章）尝试对两大管理范式从宏观管理理论（第五章）与微观组织理论（第六章）两个层面进行整合。再次，厘清文化自觉背景下，管理范式进行本土化创新以及开拓中国本土化管理学的根由（第七章） ，依据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情境搭建本土化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并阐释其对于管理范式整合的理论意义（第八章） 。最后，对中国本土企业进行管理范式创新的历史经验（第九章）及当代企业实践（第十章）进行深入揭示，以论证和细化前文构建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