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配得上“校长”的称谓吗
现在社会很容易附庸风雅，什么高雅就予以冠之，如市场经济之初，经理地位受人羡慕，于是“经理”这个称谓很吃香，满大街都是经理，当时有笑谈，楼上随便扔块石头，一定会砸着几个经理。慢慢地，经理让位于董事长，甚至觉得董事长还不够气派，干脆升格为董事局主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抱怨富得只剩下钱，似乎遍地土豪，于是文化、知识的地位开始上升，“老师”这个称谓便被泛化，这年代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称老师，这倒是也应了“三人行必有吾师”的箴言。慢慢地，“老师”也无法满足人们的胃口，“校长”可能会流行，也可能被泛化，未来稍微有些影响的人可能被称为校长，如近日网上就有刘嘉玲亲切称马云为“马校长”。这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素有“社会大学”之说，凡对社会有贡献、对别人有影响的人称之为校长似乎也不为过。调侃归调侃，但我这里不想泛化，还是聚焦到具体的学校来谈校长，特别是大学，看看校长的身份、责任和意义。
一、大学校长，一个备受煎熬的角色
校长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网络时代和公众传媒时代，我们看到了一批网上的校长，有的利用网络语言与学生套近乎，引起巨大反响；有的因出言不慎饱受网络挖苦甚至追讨；当然也有不少卖萌、扮酷、玩潮的。特别是在中国教育备受批评，教育改革已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时，大学校长及其言行也因此颇受关注。
北大前校长周其风树大招风，在一些活动中因哭、笑而遭受讥讽和批评，他自己曾无奈地表示，当了北大校长之后，进入了“哭笑不得”的状态。以敢于抗争和试图改革著称的朱清时院士也被冠以“争议校长”，朱校长曾是中国少见的敢于公开跟教育部唱反调的教员。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的勇敢和犀利，被无数的媒体传播和放大，俨然成为教育界的“良心”代表，并因此声名远播。不过，这位盛名之下的校长在中科大校内却争议不断，有人称其为“称职的学者、不称职的校长”。他在主政南方科技大学后更是名声显赫，但依然饱受争议。现任北大林校长数年前在被传将任浙大校长时也在网络上遭到校友的怀疑和争议，等等。当然也有受到赞誉的校长，如武汉大学的前校长刘道玉，因改革开放初期在武汉大学的大胆教育改革而被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被免职后，刘道玉从教育改革实践者变成了呐喊者。再如上海大学前校长钱伟长，生前在其诸多头衔中最喜欢的是“钱校长”。他认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
高校校长形形色色，大部分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备受争议，饱受批评，在当今社会中，鲜有让人爱戴者。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一个本应受人尊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几乎到了遍受质疑、普遭微词的地步？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什么是理想的校长？校长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和才能？
在时下的中国高校，曾有这样的笑话：“想害谁，就让他去当校长！”校长在光鲜的外表下常过着“环境乱、任务重、责不轻、待遇低、工作难、百姓嫌”的日子。第一，基于法制不健全的环境和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中国大学的校长几乎承担着无限责任，只要是跟学校有关的事情，学校几乎要一包到底，教职工的吃喝拉撒睡，学生的所有事务或问题（如就业、事故、心理等），一旦发生，相关人士、政府、社会统统围逼学校，学校根本无法按责任和法律程序解决，校长好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准备应付某些突发事件。第二，谁都知道大学应静心教育和研究，但现在的资源配置和教育评估使大学在教育规律和现实体系间备受煎熬。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校长都知道有不少事情不符合办学理念或不应该做，但不得不努力地做着；第三，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制度上未能清晰界定二者的责任范围，只是以重要程度而非责任类型划分工作范畴，如大学的吃饭问题，平时应是校长的责任，但一旦学生不满闹事，就会上升为党委的首要任务，从而出现工作上的责权不清。大学素有“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的戏言，领导和负责的协调就变成了书记和校长个人的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工作，而且不少校长和书记因此而活得很累。第四，现在大部分校长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当校长几年不仅待遇可能低于学术岗位，而且如果放弃了学术研究，离任后日子将很难过，于是校长们不得已以“双肩挑”的方式任职，因此往往不仅在资源配置上会失去公允性，而且即使全力投入也未必能搞得好的大学领导和管理工作，所以近年有少数校长在舆论压力下任职伊始就勇敢宣布“专心做校长”。第五，如果再考虑到大学的知识组织和教职工的知识工作者的特色，从管理上讲，其工作过程和行为信息不对称程度很高，加上大学重视学术权威、学术自由和公平，与营利性的企业和管理型的政府相比，权力机制的作用相对弱化，而且大学管理还比企业少了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与政府相比，大学的权利效率更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大学是人类最难管理的组织之一，校长的工作难度极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下中国的校长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角色。
二、“师者之师”，却为何“领导力低下”
暂时放下现实中校长的苦衷，我们先看看理想中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子，再来分析，这些苦衷是因理解的错位、环境的使然，还是自身能力的不足所致。
时下中国社会对校长的期待颇高，认为大学校长须是“懂政治的教育家，懂教育的政治家”；还有人认为现代的校长既是教育家、政治家，还需是企业家；也有人认为校长应为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有人要求更高，在认为校长应是复合型人才的同时，还在这些“家”之上增加了一顶很重的帽子：思想家。想想看，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个“家”已经很难，而同时成为这些“家”不是难上加难吗？从对校长的这些要求看，合格的校长人才一定是极其稀缺的资源。那么，校长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什么？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校长的定位是“师者之师”，似乎道出了校长职业角色的真谛，即要在各方面做表率、成样板，要能悟人。我国古代先贤特别是儒家对于成师已有充分的论述，无论是个人修养、学问、为人，均有箴言和典范。但需要清楚，在当代全球化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仅成为师者之师是无法胜任校长岗位的，因为校长必须为学校发展寻求资源，必须处理复杂的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必须承担诸多社会责任，必须应对网络化时代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教育挑战，必须处理内部的资源配置、人际矛盾、管理效率、服务体系的问题，必须面对来自老师和员工的挑战，必须化解学生和家长的抱怨，必须应对国内外同行的竞争，等等。因此，从个人角度讲，校长须是师者之师，从岗位职责来讲，校长必须既是有远见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事业发展；又是细心有效率的管理者，实现学校的有效运转。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吴康宁教授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领导力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就视野、理念、知识、能力及人格等个人素质本身而言，许多大学校长似乎都能胜任，或基本胜任，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却很难实现对学校的有效领导，很难以教育理想为指引，用遵循教育规律、符合教育常识的办学思想与行动纲领，去凝聚全校教职员工的共识，充分发展学生的才能与个性，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换言之，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大学校长们并没有多少领导力，或者说领导力普遍低下。”
面临大量的挑战时应怎样领导，如何管理？什么样的体制改革才能使校长们更容易地当好领导和管理者？
传统上有校长是“一校之魂”的说法，或者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事实上，尽管校长的个人修养、领导和管理才能非常重要，但领和管一定是一个集体问题或组织问题，特别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典型的集体领导体系，并且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和文化是大学无法回避的运行环境，加上全球化竞争和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冲击，合格的校长需要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及其环境的协同关系，以自身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识，“左右逢源”、“穿针引线”的管理能力，带领或影响大学在一系列挑战中前行。
三、我们如何配得上“大学校长”的称谓
在分析不少校长个人素养等基本具备，但实际办学过程中却普遍缺乏领导力的原因时，吴康宁教授认为，校长们普遍面临三个方面的困扰：“教育家的使命，政治家的要求；代表者的身份，服从者的选择；领导人的职责，学术人的念想”。目前，新一轮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也许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积弊太深，目前的改革方案仍未能触及影响教育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大学的法律地位、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办学自主权等。所以理性预期，目前的体制和办学环境虽会逐渐改变，但本质的问题依然会存在较长一段时间。换句话说，短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校长处于困境的宿命，或者说，想彻底摆脱校长困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例如，即使处于良好的教育和办学环境下，那些我们羡慕或学习的国际大学的校长也常遇困境、备受挑战。因此，无论作为集体领导中的一员，还是背负使命的独立个体，校长要发挥好作用，带领学校前行，都必须面对个体突破的难题。
前面曾提及优秀的校长是稀缺资源，加上现行的校长选拔制度无法保证真正合适的人选到位，只能期待合适者的到来。因此，一位好校长的降临和其对教育的坚持在眼下的中国教育界依然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希望通过明确校长的责任和素养，帮助在位者工作得更出色，当然也期待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校长。
毋庸置疑，不同的校长各有特色，但有些东西是好校长所共有的。我曾专门在网上搜索理想校长，结果是找到了美国的《新闻周刊》关于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的报道：校长是终身职务，没有薪给。他也不需要做多少事，只要偶然披戴起中古时期留传下来的方帽长袍，用拉丁文发表一篇演说。前首相马克米伦担任这样的校长职务达26年之久，以92岁的高龄逝世。这里的校长是英式体系的chancellor，实际运行大学的校长是vice chancellor。这一描述并未给理想校长多少启示。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者资格认证协会”于2008年出台了《美国教育领导政策标准》，提出了校长的一些专业标准，其核心是教育领导者要帮助每一位学生成功，关键途径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建立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和支持的学习愿景，并使这种学习愿景得到不断完善、清晰表达和有效实施；（2）倡导、培育和维持有益的学校文化和教学计划，引导学生学习，促进教师专业发展；（3）确保对组织、运行和资源的有效管理，创设安全、高效能和高效率的学习环境；（4）与教师和社区成员合作，对社区的多种利益和需求做出回应，并争取各种社会资源；（5）其行为要诚实、公正、合乎道德规范；（6）理解、回应并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6个标准下有31个二级指标，主要体现在校长要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领导，突出了学校工作的核心。在中国，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大学校长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钱伟长提出，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还有人提出，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关于大学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下观点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理解大学精神：（1）大学应“具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社会关怀精神，是社会现实价值的示范角色”；（2）大学育人第一，应“尊重科学、善于创新，唯才是用、兼容并包，崇尚民主、从善如流，韬光养晦、江河万里”；（3）大学应有“自觉的学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敏锐的时代精神”。
笔者认为，基于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大学校长，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校长应擅长双重理性，即既坚守全球普适理性，如系统认知、自知之明、革新精神、反思学习、人际认可，又有针对中国国情的情境理性，如实事求是、相机妥协、底线意识、言行一致、规则意识等，而且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教育使命感和敢于突破的精神，并拥有如下的素质和能力：（1）制定愿景，明确理念，准确传达；（2）确定远大且能实现之目标，持续推进；（3）将时间和能量集中在发展主题或战略性问题上；（4）敢于反思，善于冒险，遇机会快速变革；（5）不惧失败和阻挠，智慧坚守；（6）培育团队，选择策略，营造文化；（7）打造平台，全员参与；（8）形成个人与组织的双赢机制。
面对社会期盼，展望未来的挑战，如果没有担当起校长的责任，我们会愧对“校长”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