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与修辞学的复兴

我们知道，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中曾指出，文学活动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尽管任何像样的批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其中一个要素。正是由于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四类不同的批评理论模式：关注作品与世界关系的“模仿说”，关注作品与作者关系的“表现说”，关注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实用说”，以及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孤立地加以研究的“客观说”。[34]艾布拉姆斯的研究重心是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的根源和发生过程，重点在19世纪及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论传统。但通过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西方文论流派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不仅是以往的西方批评理论，现代西方批评理论也往往是围绕着这四个要素中的某一个要素展开的，只是他们对这个四要素，亦即对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如对作者的理解经历了由关注作者的意识情感到关注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变化；对作品的理解经历了由关注作品内容到关注文本形式的变化；对读者的理解经历了由强调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到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创造的变化；对世界的理解经历了由把世界看成本体实在到把世界看成文化建构的变化等等。这样来看，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可以说仍然是围绕着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形成了四大主要研究系统：即以作者深层心理分析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文论，以文本形式分析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以读者研究为中心的接受理论、解释学理论；以及注重文学与（世界、历史）文化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种种文化批评理论。

这些以某一要素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模式，从单个方面来看无疑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但由于只关注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而忽视或无视其他方面，使人们难以对文学活动获得全面深刻的把握。就像索绪尔批评历史语言学不能揭示语言本质时所说的，人们不断地从山的这一边跑到山的那一边，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看清那座山。在西方文论史上，尽管有些理论派别或理论家也试图突破这种单一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但取得的成效并不理想，目前国内影响甚巨的文学理论教材，虽然也曾提出过对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进行“整体观照”的目标，但就目前来看，这一目标实际上尚未真正实现出来。我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一种“整体观照”的文学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进行整体观照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基础才让人们陷入如此的困境？

我们知道，任何“看法”都是与“视野”相关的，我们之所以无法看到文学活动的全貌，一个根本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没能找到一种能把文学活动作为动态整体加以把握的统观全局的理论视角。同时，众所周知，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人们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念，一种文学理论总是在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理论或隐或显的主导下生成的。从艾布拉姆斯梳理的那四种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来看，没有哪一种不是伴随着某种语言哲学观念和语言学理论兴起来的。古代“模仿说”与古老的“词物对应论”和语言起源上的“拟声说”，“实用说”与古代修辞学，“表现说”与18世纪的语言起源论上的“感叹说”，客观理论与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语言学、语言哲学，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语言哲学观念、语言学研究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方法论工具，而且语言观念的变革本身，也往往正是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变革的重大促进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观念基础不变革，语言理论视野不更新，文学理论也很难发生真正的革命。我们今天之所以无法看到文学活动的全貌，建立一种真正的能把作者、世界、作品、读者都统合起来的动态的、综合的文学理论，或许正在于我们未能找到一种能把文学活动统合起来的语言观念基础和语言理论视角。而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和言语行为理论则为突破这种理论困境提供了可能和希望。

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哲学、诗学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文学理论领域来说，语言学转向最直接的后果是促使了关注文学作品语言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语言学转向不仅促使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同时也促使了语言学领域的关注语言有效运用的“修辞学的复兴”。在西方传统中，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本来都具有一种亲缘关系，最初的所谓的“修辞”就是指“语言修辞”。语言学与修辞学的这一亲缘关系，也使得20世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促使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古老的修辞学再次兴起。在当今西方的“修辞学复兴”运动中，有个人物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美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韦恩·布斯。

布斯在有关“修辞学复兴”的演讲中说：“如果认为修辞就是人们为了改变彼此思想却没有给出适当理由而做之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修辞时代。”[35]布斯把修辞学分成“拙劣修辞学”和“良好修辞学”，布斯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处在一种“良好修辞学”而不是“拙劣修辞学”的时代。这种良好的修辞学时代，“视相互劝说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沟通交流中存在”[36]。布斯还希望：在一个修辞学时代，“各种专业化的修辞学，不论狭义或是广义，至少都应像非修辞学模式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那样得到专业上的尊敬”，并且对文学研究者呼吁：“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又不愿意受到不适当的社会非议，如果——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你想让你的作品跟社会的现实需求有所联系”，那么你当“从纯文学转向修辞学”，并且指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文学研究不算最卑微之事，似乎跟修辞学并无太大联系”，那么从修辞学家的视角来看待你的课题，你也能够有所发现，也能够得到乐趣和成果。[37]

不论你是否接受布斯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布斯本人的小说修辞学，则正是把诗学研究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布斯以他的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打破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纯诗学”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的，能把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同时纳入视野进行统合观照或称“四元通观”的修辞学批评或修辞学诗学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