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伦理思想的泽溉
伦理学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一起，构成了哲学的核心领域。像哲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伦理学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人类的道德现象。伦理学关注的是人类的道德价值和正确的行动，有其理论意义，也有其实践价值。
一、伦理与道德
汉语中“伦理”一词来源已久。“伦”指从人从伦，人有辈分、等次之分。孟子说：“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告诫人们做人行事要注意长幼之分，上下之别。荀子说：“人伦并处”（《荀子·富国》），提醒人们相处时要以礼相待，人群须“类而相比”“等而相序”。[132]由此得知，“伦”就是一种秩序或序次，是对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界定。伦理中的“理”字一般理解为：“理，治玉也”（《说文解字》），就是将按照玉本身的纹路来雕琢锻打玉器的意思，引申为调理、精微、道理的意思。[133]“伦理”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礼记·乐记》，其中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中已经包含着道德理论的意思，这样也可以把“伦理”具体解释为人类生活的秩序及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人伦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准则、规范等。伦理是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只有群体之间自觉理解和认同这种人伦关系，才能使伦理关系赖以存在和维持。
西方伦理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道德思想和伦理学说。“伦理”一词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ethics，出自希腊文ethos，表示风俗、习惯、气质、性格等。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ethos最早出现在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意指人居的场所（habitats）或兽居的场所（haunts）。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场所’，让人成为他所在的‘是’，也就是说，让人来到‘其中’，使人的‘在’得到澄明，因而成了‘在场的’。”[134]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提到了ethos一词，但他更侧重于它的气质、性格层面的意思。他认为伦理德性产生于风俗习惯的影响和熏陶，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稍作改变，就成了“伦理”（ethike）[135]。由此，在西方，伦理一词的含义延伸到人类的精神层面，涉及人的德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等范畴。
不难看出，中西文化中，“伦理”有很多相似的方面，中国儒家哲学和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重视和强调伦理的自觉性；中国两千年的传统教育中注重道德与行为的同一，即所谓的“知行合一”，而西方的伦理传统也视“道德为实践理性”[136]。然而从伦理的起源和指向看，中国伦理学传统是“道德本体论”，而西方伦理传统主流则是形而下的，属于“道德工具主义”[137]。中国儒学传统认为道德先于世界万物而存在，所以“天下无实于理者”（《论语》三）。道德不为人而立，它的存在完全超越人的利益，是“一切人文价值的最高标准”[138]。而西方的伦理文化历来把人作为第一位，道德乃服务于人的“手段和工具”[139]。当人的利益与道德产生矛盾时，作为工具的道德自然让路。中国伦理文化中，人是道德的工具，而西方伦理传统中道德是人的工具。
本书认为伦理主要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包括人的德性和情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研究奥尼尔的伦理意识是通过其戏剧中人物在社会环境面前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取向，更多地从道德实践角度去研究蕴含在作品深处的奥尼尔的伦理意识和价值取向。因此，本书借用西方的“伦理”哲学概念作为研究奥尼尔剧作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我们在以上的论述中不断地变换运用“伦理”和“道德”两个词，这里有必要对“伦理”和“道德”稍作区别了。上面提到的“伦理（eth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是习俗、风俗或性情。而“道德（morality或moral）”则来源于拉丁文，本义也是习俗、风俗或性情。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在使用这两个词汇时不加区别，而其他一些哲学家，如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认为“伦理”包含的意义更广泛，而“道德”则包含于伦理之中。[140]威廉姆斯这样区分伦理道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注意到道德这一概念中包含了责任的含义，而这在古希腊哲学对伦理学的探讨中是不存在的。威廉姆斯的观点不完全正确，因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显贯穿了“责任”的含义，他认为“伦理”就是古代城邦里生活的公民应具有的德性和应遵循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导致了西方学术界对“伦理”和“道德”常常不加区别，交换使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明文解释“伦理”和“道德”可互换而用。国内学界一直不加区别使用，有时把这两个概念换着用，有时又合成“伦理道德”使用。其实，名词性的“伦理”（ethics）和“道德”（morality）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和人伦规范；而形容词性的“伦理的”（ethical）和“道德的”（moral）主要指对人和社会行为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名词性和形容词性的两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交集为“至善”或“友善的”，没有太多区别。要说有区别就得考虑动词性。“伦理”没有动词特性，而“道德”内涵有“鲜明的动词性”[141]，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的实践性[142]。基于上述各种定义，概略而言，“伦理学是一门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研究关于人类秩序、社会公正、人际和谐问题的科学；而道德学或道德哲学是从个体角度，研究社会中的个体如何践行、超越社会伦理并获得自由、幸福的学问”[143]。可以看出，伦理来源于道德，伦理是道德的外在表现；道德是个人的个体行为，而伦理是社会的集体行为。
本书命名为“尤金·奥尼尔戏剧伦理思想研究”，主要研究他在戏剧中体现的家庭、性别、种族、生态等人际和代际和谐问题，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人类意义。但是，同时又考虑到其名词性和形容词性层面上的重合，笔者在使用时除特别之处，一般不做区别。至于“伦理”的外延意义，本书限定在其客观的伦理价值，即伦理的“实然”，主要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群体的社会秩序结构，这种伦理关系和秩序经常固化在文化习俗和生活传统之中，已经约定俗成，犹如法律一般规约着人们的行为。[144]同时本书的概念还廓定主观伦理德性，即伦理的“应然”，指个体存在遵守社会秩序，恪守社会核心价值观规定的伦理准则、道德规约、情感义务等，这种伦理道德是由后天培养而得，或与既定的伦理道德一致，或与其相悖，有时打破，有时又会超越，构筑新的伦理体系。本书采用的“伦理”概念包括主观伦理和客观伦理两个方面。
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对文学的伦理批评会涉及探索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和伦理关系，但目的不是为了抽象出伦理规则来规约人们的日常行为，而是探究隐含于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思想，从而引起我们对某种道德现象和伦理取向的认识，唤起对“人与‘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反思”[145]。本书所进行的伦理批评虽然也涉及戏剧的审美，但是主要研究戏剧的“伦理”主题内容，通过剧本分析和阐释探究作品中的伦理内涵。具体步骤是：通过研究剧本的叙事手法，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和道德取向，同时，通过分析戏剧中虚构的伦理故事和伦理主题，体验“作品中个体的生命感觉和价值信念，从而阐释作者和作品向读者所传达出的个体性的伦理感悟和道德思考”[146]。总结而言，本书将对剧本中展现的各种道德现象及其形成原因、背景等进行分析，逐步掌握人物的伦理动机及其选择等，归纳出剧本中所涵盖的伦理问题和伦理价值，进而对奥尼尔戏剧做出比较客观的、历史的价值判断，获得剧本中深入的伦理价值意义。
二、西方哲学的伦理追问
（一）西方哲学的伦理取向
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波澜曲折，异说纷呈，但总体又体现出前后相继的递进性和逻辑的一贯性，也反映了人类认识伦理和实践伦理的不断深入的过程。西方伦理思想滥觞于古希腊，然后通过西欧、北美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不同的伦理学说。古希腊人崇拜英雄人物、颂扬英雄人物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宣扬赋有城邦特点的精神生活，构成了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共同信仰的城邦共同体。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希腊文化的不朽之作，滋育了希腊人的民族精神。史诗中描绘的英雄形象，作为希腊人的人格典范，决定了他们的道德内容和价值取向。但是随着城邦社会的发展，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价值体系满足不了人们对新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于是逐渐形成寻求新道德的社会思潮。立足于合理主义精神的自然哲学从这种批判精神中脱颖而出，道德从此开始了从神话向哲学的转变。这样，原来以神话为核心内容解释自然的思考已经不能满足希腊人的精神需求，他们便打破神话，追求理性地思考自然世界，德谟克利特的伦理学说就体现了自然哲学家的道德思考。然而，自然哲学家的道德思考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他们的伦理思想只是从自然存在理解人，并没有把人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直接进行伦理探索。
古希腊哲学真正开始追求和探索伦理价值的是苏格拉底。他把“善生”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的最高目标，提出了“德性是知识”的伦理命题，并穷其所能试图为人类的道德行为和价值体系建立客观标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明显地体现出城邦公民的特点，即个人与城邦一身同体的关系，个人服从于城邦而存在。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对他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化，提出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德性，体现了理想化的城邦构想。如果说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是提倡个人道德行为的自我完善，从而达到全体良好的社会风尚，那么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是立足于改革城邦的政治体制，明确各个阶层的社会分工，通过他律和自律的行为来实现全社会的道德完善。苏格拉底追求的是公民个人的道德，到了柏拉图西方哲学发展成为城邦政治伦理的探讨。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伦理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第一次把伦理学从哲学中划分出来，使他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且集前人伦理思想之大成，撰写了专门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欧台谟伦理学》和《大伦理学》，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学体系。其中《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创始人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对于“人的实践的善”的研究[147]，所以它不是纯粹思辨的，而是实践理性的研究。人们从实践活动中获得经验，帮助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与古希腊人相比，罗马人对抽象的哲学沉思并无太大兴趣，也缺乏连贯协调的伦理学体系，他们关心行动的正当性，比较重视法学和法律体系，因而因袭了自我意识哲学传统。随着城邦奴隶制瓦解，城邦的自由伦理也失去了根基，为城邦而战、忠于城邦的公民美德也成了无源之水，道德哲学不得不退回到自我意识，个人在心灵深处感受到唯有依靠自己方可得到慰藉。罗马时代的伦理思想以不同形式倡导个人价值，高扬个人的独立和心灵自由。
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在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巴勒斯坦犹太教内部产生了基督教意识形态，从希腊时期的多神崇拜中衍生出一神崇拜的基督教伦理。基督教伦理追求道德实践上的“爱”的原则，强调个人的道德修行，不同于希腊道德哲学强调的体现城邦责任的公民意识。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人是必然需要责任的，但主要是承担对上帝的责任，在此责任之下，人才能使自我得到拯救。基督教伦理认为人的生活与生命并不是终极目的，对他人赋予神的博爱才有真正的价值，才能升华为无私的爱。
文艺复兴把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从封建统治和神学道德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依循以现世生活为目标的世俗道德要求，大胆提出现世享乐，充分歌颂人的伟大，崇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随着近代科学在16—17世纪的巨大进步和发展，改变了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思考方式，尊重理性和自然，反对迷信和盲目信仰。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从笛卡尔开始，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笛卡尔认为，人要做出善的行为，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必须正确地运用理性来控制感情。斯宾诺莎则按照考察自然事物的方法考察人性问题[148]，认为人们应该成为情感的主人，要变被动情感为主动情感，在理性的指导下过和谐生活。
近代伦理学的重要特征是以人性为基础研究伦理道德。18世纪大卫·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伦理价值。休谟认为理性不是道德善恶的源泉，对道德行为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倾向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同情。[149]亚当·斯密构建了道德情感论的理论体系，提出同感或情感共鸣不仅是道德发生的基础，而且也是道德判断的基础。18世纪哲学研究对伦理的追问在卢梭时期达到高峰。他认为良心比理性更重要，断言良心是“道德的本能”[150]，自爱是生存基础，个人利益是主要生存手段，自爱只有转化为仁爱、利人，个人才能献身于整体和公益。
近代哲学的伦理学研究大家当有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格奥尔格·威廉·F.黑格尔（Georg Wilhelm F.Hegel，1770—1831）。康德的道德形上原理就是道德行为的普遍性法则，包括善良意志、绝对命令、意志自律和社会公正。他认为：“理性的最高使命就是产生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就是实践理性。”[151]只有遵循自律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就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良心”为追求到的本身的目的而制定的道德原则。康德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就是，个人的意志得以同他人的自由意志“在普遍法则的指引下得以和谐共存”。[152]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认为，法与自由意志相当于肉体与灵魂的关系。黑格尔首次把道德与伦理进行划分，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是主观意志的一种内部规定；而伦理则是一种自由的理念，是客观的。黑格尔的伦理精神体现的是义务和权利共存。伦理的辩证运动表现为“必然性的圆圈”[153]，其中各个环节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都是自觉的权利和义务的伦理实体。
美国移民从欧洲大陆带来了资本和开拓精神，也带来了欧洲传统的古典哲学和伦理价值观念。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康马杰所总结的那样，欧洲传统文化在美国已经遭遇了本土化，便于美国人民接受。[154]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重视个人价值、个人权利，同时要求个人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最具代表性的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倡导人的自主独立精神，从以上帝为中心变为以个人为中心。[155]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新个人主义指出个人与社会之间便是一种互相需要、互相满足、互相促进的关系，个人与社会合二为一。[156]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的实用主义开始转向行动和效用，认为真理即有用，追求真理即追求善的价值，也就具有实际的伦理责任的意味，其中蕴含着道德责任和人生价值的必然性。[157]
（二）西方哲学与奥尼尔伦理意识
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伦理追求史，这块肥沃的土壤为奥尼尔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养料。然而纵观西方哲学思想的河流，我们发现对奥尼尔伦理意识影响比较大的哲学思想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伦理思想、卢梭的契约论、康德的道德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尼采否定传统道德的革命理念等。这些从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列出的书单便可看出，埃德蒙（奥尼尔原型）喜欢读的却是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克鲁泡特金的哲学与社会著作。[158]具体来说，古希腊哲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哲学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即哲学的伦理化，此时的哲学也关注人类存在的终极，但更多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奥尼尔一生都在探索普通人的命运，描写普通人为追求幸福所做的不懈努力和拼死挣扎。奥尼尔剧本《拉撒路笑了》中的拉撒路笑对生活的全部，包括死亡，“他的笑是酒神迪昂尼索斯的欢乐的直接表现”[159]。从奥尼尔对拉撒路的评价中，我们可以领略永恒生命的古希腊伦理价值。宗教哲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来世和归宿，探索的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奥尼尔由于母亲的疾病一度与上帝疏离，但从此也陷入了痛苦负罪的生活之中。他在《无穷的岁月》[160]中通过约翰·拉文塑造了一个灵魂飘荡，没有归宿的流浪者，宣泄了自己灵魂深处的冲突——一种灵与肉的冲突。奥尼尔认为：“在生活背后总有某种东西，某种精神，某种目的支撑着。”[161]这种东西就是他放弃了而又苦苦相随的上帝的关怀。卢梭[162]关心的是人的善恶问题，他认为文明泯灭了人性，破坏人的幸福生活。他的道德哲学思想影响了很多剧作家，剧作家席勒和奥尼尔的身上都有卢梭思想的影子。奥尼尔剧本中随处流露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厌恶现代文明让人肉体失所、精神流离，这与卢梭的伦理价值理念不谋而合。
康德、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哲学对奥尼尔道德价值的形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不再一一赘述，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叔本华和尼采哲学对奥尼尔的绝对影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19世纪对欧美思想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的“唯意志论”助长了世纪末的悲观思潮，这一思想引起奥尼尔的强烈共鸣。叔本华强调世界的非理性和盲目性，人们无法了解世界，无法预测未来，人在自然和社会中是无能为力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噩梦，“世界和人生不可能给我们以真正的快乐”[163]。奥尼尔受叔本华悲观思想的影响，他的剧作《安娜·克里斯蒂》《天边外》和《送冰的人来了》都表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无能为力的状态。尼采哲学之所以对奥尼尔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尼采的思想中有一种激烈的、革命的内核，他以反对传统道德的面貌出现，鼓吹人的意志的重要性，否定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统治了几千年的“真、善、美”的伦理价值。他在《道德谱系》和《偶像的黄昏》两书中标榜自己“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他还说：“要成为创造善恶的人，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破坏的，而且粉碎一切价值的人。”[164]尼采甚至认为：“普遍承认道德本身的那种道德，即颓废的道德。”[165]尼采这一思想，对于清教主义强势的美国社会的作家、戏剧家有很大的影响。奥尼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榆树下的欲望》就是向旧道德的宣战。在尼采的影响下，奥尼尔也用尼采的思想观点思考人类的命运，形成了否定和蔑视传统的清教的物质主义伦理道德价值观。他说：“我痛恨社会的习俗和传统所统治的生活。”[166]奥尼尔所痛恨的传统就是没有爱情和责任的传统家庭伦理、女性被男性主宰的传统伦理、种族缺乏平等话语权力的传统伦理和对自然无限掠夺的传统伦理。奥尼尔尤其推崇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167]，他认为，“没有哪一本书比得上这本书对我的影响”[168]。奥尼尔深受尼采的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用尼采的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诠释人类社会面临的伦理滑坡，希望从中找出治愈潜藏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家庭、婚姻、种族、两性和生态伦理危机，建构一个美丽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
三、西方文学的伦理关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应用伦理学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文学批评家重新审视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文学和伦理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原理在文学中应用的问题，也不是伦理学理论研究附有文学语料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人与人的交往中所体现的责任意识和价值理想。回顾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从来就没有离开伦理的关怀。
在古希腊，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了希腊文学的伦理传统，并在西方文学中传承至今。希腊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对文学的教化功能、净化功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柏拉图基于道德影响的考量，视文学为洪水猛兽，认为诗歌和戏剧的娱乐性会诱惑年轻人学坏，这正说明了柏拉图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领悟和判断。亚里士多德不同于老师柏拉图，他通过对悲剧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发挥其抑恶扬善、净化心灵和陶冶性情的效用。[169]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寓教于乐”成为后来文学家文学创作的准绳。贺拉斯认为，诗歌仅仅含有美味是不足的，还需要有一种不可抵制的魅力，可以“按作者意愿左右读者的心灵”[170]，让人们明确法理，颂扬英雄，给人带来劳动之后的欢乐。
源自于古希腊罗马的这种带有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在欧洲延绵了一千多年，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为宗教普及教义的道德服务，这一切都以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为基础。《圣经》本来是原始社会的历史、风俗和神话故事的汇集，它用严肃的宗教虔诚和生动的艺术形式记叙了生活景象，宣扬的是宗教伦理和道德思想。所以《圣经》是一部含有丰富的伦理价值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整个中世纪一千多年的道德生活，支配了中世纪西方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发展。中世纪的教会文学服务于主流伦理道德的传播和教诲思想的传递，简言之，就是为宗教的伦理道德服务，而相对应的世俗文学，宣扬的则是世俗的道德价值观。在中世纪宗教道德观念盛行的时期，世俗化的封建文学也不断壮大，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歌颂骑士的道德荣誉感和责任感，赞扬他们忠君护教、行侠仗义的行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文学，同文学融为一体。文学家通过创作来表现重大的社会伦理主题，例如，薄伽丘对教会虚伪道德的揭露，莎士比亚在诗中对美、善、真的理想的歌颂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属于与宗教文学相对的世俗文学，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念被普遍认同，成为评价文学的道德标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多方位地凸显了其人文主义的历史价值，书写了那个时代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则。
在17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迅速发展，科学和理性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也转而描写理性与情感、责任与爱情的矛盾与冲突。17世纪法国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在他们的作品里，严厉批判了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情欲泛滥和道德堕落，热情歌颂理性的伟大与美好。
情感主义的道德对18世纪的欧洲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催生了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感伤主义文学。卢梭认为情感是人性的基础，自爱和同情是人性的内容，人性的本质是善而非恶。文学的责任就是表现人的善良的道德情感，弘扬正义友善的道德情操，卢梭坚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并把这个原则称为“良心”。[171]在情感主义道德观的影响下，卢梭的《爱弥儿》、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主义道德倾向。
19世纪的伦理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主要特征就是伦理道德思想同文学主题的融合。19世纪的作家与作品都尽可能地描写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道德问题，表现时代的道德主题。例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用道德眼光对贵族和资产阶级进行讽刺和批判，狄更斯的小说中对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道德理想给予歌颂，易卜生在戏剧中宣扬精神乌托邦和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20世纪初，伦理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科技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给人类带来了隔阂、孤独、冷漠、失望和痛苦，造成了精神贫乏和人性异化，形成道德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等。总体而言，非理性主义是20世纪西方道德哲学的主要特征，这种非理性的伦理思想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文学的发展，并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T.S.艾略特的《荒原》、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萨特的小说和戏剧。当然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后结构主义等注重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盛行一时，对文学的道德追问和批评被暂时边缘化了。但只要经过仔细考量便能发现连最具形式主义研究特色的巴赫金亦具有“狂欢化”的文学特质，可以肯定地说，连俄国的形式主义也不能隔离小说的伦理价值，因为狂欢化就是在探讨一种平民化的现象，关注的是边缘“他者”的生存，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伦理诉求。
20世纪后期，随着与伦理道德有密切联系的性别、族裔、环境保护等新元素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文学的伦理意义又重新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韦恩·布斯（Wayne Booth）认为文学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艺术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无可回避。[172]著名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善之脆弱》（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1986）谈到，文学的形式更长于表述伦理问题，同高深的哲学等相比，能更细致地演绎伦理的不同层面。文学的伦理通过阅读使文本的伦理意图具体化，伦理的中心转移到读者身上，阅读文学的过程就是一个读者与文本之间不断进行伦理道德共鸣的过程。
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进入“伦理回归”的探讨，从多角度阐释及界定文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如，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ll）的《感伤派、伦理学和情感文化》（Sentimentalism, Ethics and the Culture of Feeling，2000），托德·戴维斯（Todd Davis）的《勾画伦理转向：伦理、文化和文学理论读本》（Mapping the Ethical Turn：A Reader in Ethics,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2001），约翰·苏的《伦理学与当代小说中的怀旧》（Ethics and Nostalgia in Contemporary Novel，2005）等等，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
综上所述，文学与伦理似乎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只是有时候两者紧密相连、融为一体，有时候又显得有些疏远，文学总是依赖于伦理思想而变得意义深远，伦理依附于文学的叙事得以弘扬。至于文学饱受伦理学关照的事实，我们已经做了比较翔实的分析。这里我们对二者的疏离略举一例加以说明。有些学者用康德的美学思想和王尔德的文学实践证明文学完全可以离开伦理而存在。康德确实认为文学和道德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学就是文学本身，而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173]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欧洲形成了唯美主义的文学思潮，主张艺术与社会无关，反对艺术为道德、功利服务。王尔德一直被学界公认为这一思想的忠实的倡导者，对王尔德美学思想的定论就是：艺术的本身就是目的，不受道德约束。[174]而实际情况是，王尔德的文学实践违背了他的审美思想，他在文学实践中不断地进行道德追问。刘茂生认为，王尔德的戏剧和童话创作就是在揭露社会的道德堕落，甚至还“希望建立一种理想的道德社会，重建新的道德伦理观”[175]。可见唯美大师王尔德的文学实践也不可能离开伦理的关照。
四、美国戏剧的伦理环境
（一）戏剧：艺术与伦理的结合体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应该说是现代戏剧及其理论成型之前最早的关于悲剧的论著。两位哲人一致认为，戏剧乃文学形式的最高级别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优于诗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比较快捷的、能够及时深入读者和观众内心深处的文学形式。[176]黑格尔认为，只有戏剧才能把史诗和抒情融为一体，把外在的客观的事件通过一系列的动作表现出来，这些动作的背后是推动它的情感，这种情感经常表现为精神的或伦理的。[177]莎士比亚的表述更直接，他指出戏剧就是一面道德的镜子，反映人和社会善恶的两面性。[178]西方的戏剧舞台被认为是一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场所，人们在充分享受艺术的同时，也在不断经受某种道德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撞击、感化和吞噬。追溯西方戏剧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管是古希腊的悲剧，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都是人类对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的反思和鉴别，对自己命运和人类精神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戏剧人文关怀的本质。如果说曾经的戏剧是社会、人生、道德、信仰的反光镜，那么当今戏剧又如何呢？英国著名剧评家马丁·艾思林认为，现代的英美戏剧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舞台化，现代剧作家是社会思想和道德的先锋代表。[179]
由此可见，戏剧就像诗一样，甚至是一种比诗更为经典的文学形式。戏剧能够有效地把文学的艺术性与伦理性结合在一起。首先，戏剧可以借助多种艺术手段，如独白、旁白、唱白、布景、意象等形式，使其审美虚构可以充分发挥，通过舞台演出在短时间内将社会现实和心理冲突集中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其次，戏剧文学浓缩了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冲突，以及剧作家个人的伦理理想和道德反思，使剧本包含有深刻的伦理内涵和丰富的“道德意蕴”[180]。戏剧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实现伦理道德内涵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而这些戏剧艺术手法的取舍和运用本身就体现了剧作者和导演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赋予戏剧以伦理意蕴，为戏剧文学的审美平添了几分深度和价值，使审美之间有了思想的根底而不空洞，也使各种审美手段附有思想的灵魂。
（二）美国戏剧：道德忧患与思考
美国戏剧起步比较晚，没有欧洲戏剧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没有东方戏剧的美轮美奂。20世纪之前在美国很难找到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一来是欧洲的戏剧，特别是英美的戏剧像殖民统治一样，也把美国戏剧殖民化了，所上演的戏剧都是英国化了的美国戏剧，美国戏剧没有发展的土壤。同时，清教主义泛滥也夺去了戏剧发展的空间。清教徒把戏剧视为邪恶的东西，把剧院指责为龌龊的场所，把演员的职业看成为下流的行当。这样一来，美国戏剧一直不温不火，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蓬勃发展。20世纪初的美国戏剧发展表现为，剧作家们开始探索自身的特点，寻找适合自己的话语，扎根于美国的土壤，摆脱英国戏剧的控制，向观众奉献了一部部别具特色的美国戏剧，就像美国人初次从马克·吐温的小说中读到了美国格调一样，美国观众也从现代戏剧中品尝到美国特色，美国戏剧从此可以在世界戏剧史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代美国戏剧虽然主题纷杂，形式多样，但总体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社会问题和道德价值给予极大的关注。其实，不仅是戏剧领域是这样，小说、诗歌领域也不例外，这说明这个时代造就了具有本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艺术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心理状况和社会形态。这就说明，现当代美国戏剧对伦理的关注不是个别文学现象，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概而论之，它是以下三种环境的产物。
第一，“美国梦”的破灭。美国梦就像《独立宣言》和自由女神像一样，已经成为镶嵌在美国人身体上的文化符号，指引美国公民奋斗、成功和创造神奇的精神信仰。美国梦鼓吹“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取向，崇尚个性解放、赞扬人道主义、肯定个人欲望、鼓励创新创业、激励个人奋斗、消灭等级差别。美国梦宣扬的是一种理想的美国精神，是美国公民信仰的“乌托邦”。美国梦代表的是20世纪初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宗旨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诉求。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其著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1933）中谈到美国梦的内涵，他认为，美国梦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远胜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美国梦体现的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精神信仰。[181]美国梦追求进取精神和自主意识，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美国梦崇尚个性独立、自我发展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无限制的自我扩张使没有克制的欲望被无限放大，也很快给美国带来了灾难。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的胜利后坚信美国梦不可战胜，从西部淘金热中创造了自由发挥的神话，从内战的战果中找到了民主和人权的天堂，这些让美国人民充分相信美国梦构建的伟大神话。美国人的自我克制力和自我约束力超出了底线，他们相信美国梦宣扬的个性自由必将铸就辉煌。沉迷于梦中的美国人民处于一种完全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欲望和冲动成为指引人们前进的灯塔。承认“个人冲动的正当性”[182]带来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彻底垮塌，各种杀人、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行为已成普遍现象，一些传统的优良道德规范被践踏得体无完肤，人们生活在极度浮躁和不安的社会中。而且，美国梦由亚当斯所说的精神信仰顿时转变为势不可挡的物质崇拜。由于受清教主义的影响，人们将上帝救赎和物质财富积累的数量联系起来，个人的物质占有欲无限膨胀，使得曾经盛满精神信仰的美国梦几乎完全用物质标准来衡量，美国梦变了味，走向了极端，美国的伦理道德滑坡了。美国道德的腐败给美国作家、剧作家当头一棒，他们不能继续歌颂美国梦的甜蜜和温馨了，他们从梦中苏醒了，开始思考美国的存在感和美国人民失望之后的心灵归宿以及美国社会的道德趋向。
第二，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随着生产的大规模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作业，日益精细的技术分工，使工人走向片面化和从属化，人变成简单的机器，越来越处于被奴役的境地。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成为一股邪恶的异己力量。社会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美国文明完全陷于危机之中而不可自拔，美国人民的信仰发生了断裂。美国政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解决国内生产和市场危机不可多得的机会，所以拼了命地发战争横财。然而，事与愿违，美国政府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危机。战争使美国青年一代看透了美国人权和爱国主义的虚伪性，他们的“信仰失落了”[183]，完全变成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旧的信仰，即宗教信仰，逐渐失去力量，而被期望很高的科学和物质生产又不能提供一个新的上帝来弥补人们精神的空虚，当人取代上帝走到前台时，人们总是感到不知所措，处于焦虑、迷惘和困惑的无家可归的心态。在这种无所寄托、无所依赖的形势下，寻找自我归宿、探究道德价值、重建信仰便成为哲学家、作家和剧作家等时代精英的首要任务。
第三，全球经济大萧条为现代美国戏剧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929年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给美国梦以狠狠的一击。一战后美国人感到迷惘和失落，但是并没有彻底垮掉，人们还是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报以最后的希望。然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把还在做梦的美国人惊醒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只是工业化和一战后的彷徨，大萧条几乎使他们走向精神分裂，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信仰上顿时沦为赤裸裸的“流浪汉”，犹如游荡在信仰荒原上的行尸走肉。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还要招回自己飘荡的魂灵。美国人选择了剧院，他们重新走进各种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剧院，在非商业性的严肃戏剧中寻觅人生的目标，展开心灵的对话，获得精神的慰藉。曾经不够受人关注的严肃戏剧能够启迪人生、关注生命，给人以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关怀，成为30年代美国人的知音。
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个体异化、社会畸形、信仰缺失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剧作家，深受其影响，他们有极深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反思社会、关注人生，所以这个时期美国剧作家用他们的剧本敏锐地透视社会，关注伦理人生，追求道德精神。例如，奥尼尔就用戏剧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荒漠，关注埋在灵魂深处的痛苦，阐释古希腊悲剧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奥尼尔毕生在用戏剧诠释人生，给人类命运“做出结论”[184]；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一生在探究造成“个人痛苦”的“社会与经济问题”[185]，他认为戏剧的功能就是要关怀人性，唤起人的社会责任，宣扬良好的道德观念。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就是关注家庭伦理关系的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良知的丧失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残酷无情；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戏剧揭露了美国现代物质文明背景下人性的悲凉和情感的枯竭，特别是转型时期个人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以及到处充斥着冲突的社会现实；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则用荒诞的戏剧表达了现代人的孤独，对美国现代道德价值给予批判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