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现代性与经济危机成因概述

（一）资本与现代性

如果说“现代”一词是关于一个时间段的概念，那么“现代性”一词则是一个表达“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的概念。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此时，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为人类进入“现代历史”拉开了序幕。对此，吉登斯认为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38]，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贝克认为，“现代性”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特征、性质或状态。它与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哈贝马斯则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9]詹姆逊曾经用“断裂”这个概念来表征现代性。他说：“现代性既和前现代性发生断裂，也和后现代性发生断裂。如果说，前现代性主要根植于乡村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话，那么，现代性将其全部的实践力量部署在世俗化的都市中——现代生活，既是世俗化的，也是都市化的。都市，既是现代性的载体，也是其表征、内容和果实。”[40]

综上所述，“现代性”概念主要指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性质或状态。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崭新时期，同时代表着社会形态的转型，表示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现代性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对此不同学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文化理性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韦伯、海德格尔等。韦伯在这方面的分析是以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为背景，认为在基督教内部一直存在着“使世界理性化”的思想潮流，加尔文教派的新教伦理则是其巅峰，也由此开启了理性主义的“祛魅”运动。在此基础上，韦伯并围绕理性主义这个核心概念来诠释现代性产生的根源。他在阐述西方资本主义的诸种要素，包括商业同家庭的分离，合理的簿记，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以数学及精确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支持之后，韦伯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定的而且与众不同的唯理主义”[41]。而也正是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主要包含着如下两个要素：其一，它是一种理性化的世俗伦理，其中包括（a）至善就是挣钱；以及（b）职业乃是“天职”，必须为之尽责的义务感。其二，它是一种理性化的行为方式，其中包括：（a）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其典型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簿记方式；（b）政治行为的理性化，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化、制度化；（c）表现为文化行为的理性化，表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即世俗化过程。综合韦伯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韦伯关于现代性产生的逻辑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现代性。在这里理性主义是核心，而新教伦理是根源。

此外，海德格尔也从西方文化传统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立场来寻找现代性根源。他认为：“现代文化都是基督教的，即使在它变得无信仰的时候亦然。另一方面，基督教则想方设法努力保持其文化能力，力求成为一种文化基督教，而且恰恰就在信仰的基督教已经远离于原始基督教的地方。”[42]为此，海德格尔通过“弃神”这个颇具特异性的表达式，概括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海德格尔所说的“弃神”与韦伯所说的“祛魅”的含义是类似的，用以表示超感性的、神秘的理想世界的幻灭，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俗生活及人们对幸福的普遍追求。

这类力图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人类精神领域的变迁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的诞生过程可以理解为“使世界理性化”过程，而这种理性化过程的精神向导，则是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然而它同时也忽略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西方文化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何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现代性的产生？因此，就仅仅从文化传统中去探寻现代性肯定是不够的。现代性的产生需要精神的导向，同时也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支撑，因此，仅仅把现代性的产生归结于文化理性化肯定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交换和社会分工。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主体——“经济人”——在自利动机的推动下的现实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交换、分工对于现代性产生的作用。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主要立足于两点：（1）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其理性而行动的，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他自己对此有明确的意识；（2）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在《国富论》里，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而商品交换又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产生。社会分工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自然状态的解体、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分工的进一步加深又产生了自发的价格体制，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按照亚当·斯密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看出，在斯密这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应当起源于人们的交换和分工。亚当·斯密的这种解释对于我们了解现代经济的运作和从经济视角审视现代性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亚当·斯密的分析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他把交换和分工建立在“经济人”，即每个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基础之上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正如王莹、景枫所指出的，斯密从“‘人类的本性’中引申出分工的原因，既看不到交换不是由‘人性’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倾向，而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现象，颠倒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43]。另一方面，就分工和交换来说，交换与分工在人类社会早已有之，但在人类早期阶段并没有催生现代性，可见，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应该说，现代性的产生既离不开现代性的精神导向，也离不开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韦伯、海德格尔的文化理性主义分析，还是亚当·斯密的交换、分工的经济学分析，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性生成的诸多因素，但对于根植这些因素下面深层次的原动力却缺乏分析和思考，而这一原动力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正是由于资本这一“发动机”不仅催生了上述诸多因素的产生，也最终催生了现代性的生成。

那么资本是如何促进现代性生成的呢？它是通过使生活世界的货币化，并采取“向外扩张”与“向内吸收”相互结合的方式来形塑社会生活，并促使其挣脱传统生活方式和历史条件的束缚，最终促使现代性的生成。

货币本身不具有形塑社会的功能，中国古代和西方商品交换中都已经使用了货币，货币一旦在资本力量支配下，就会呈现出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消费资料被货币化，而且劳动力、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等也都被货币化了，而这些领域正是货币得以增值的发生地。然而货币化的过程并不局限于此，在资本的支配下，货币化的过程朝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推进，使整个生活世界都被货币化了。而这一推进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资本“凯歌猛进”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采取“向外扩张”与“向内吸收”相互结合的方式来形塑社会生活。一方面，资本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其自我增值的本性不断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这样在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它必将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实现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改造；另一方面，资本一旦投入社会经济体系，便转化为一种强制性的客观扩张力量。这种力量迫使资本不断把社会生活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人造的机器设备，甚至国家制度法规，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吸收到资本运行体系之中。于是，在资本力量的组织下，这些要素构成了整体系统——全社会性的资本增值机器，进而赋予社会生活的现代性。

此外，现代社会也不仅仅是资本社会化过程的单纯产物，还作为内在条件在资本系统中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被资本纳入生产过程的各种社会生活要素，在社会、文化和人的生活各个方面被开发出新的属性，赋予了新形式、新内容、新价值，由此进一步推动资本的加速增值。主要表现为：（1）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以资本核算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企业活动大大推动了现代市场扩张的步伐，此外，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也是加速资本扩张的重要动力。每个企业都具有扩张意志，于是彼此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状态中，由此形成市场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扩张，成为资本扩张的激发剂和增强剂。（2）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理性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推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完善，如确认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保障了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由，这些都构成了维持资本持续运作的重要条件。（3）在科学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新兴技术又开辟了利用资源的新途径，生产出新产品与新的消费方式，由此从供给方面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扩张的新途径、新方式，推进了社会经济扩张。同时，道德和法律日益与宗教信仰脱离而独立化，并由此获得其世俗性的社会内涵。（4）在社会个体领域。表现为人的日常行为、感知方式和价值趋向的变革。“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现代生活，它通过最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培养和选择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44]从而使每一个现代人成为“偶然的个人”，“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45]这恰恰是以资本支配的经济活动方式在个性领域的衍生产物，这就内在地构成了资本增值逻辑的人身条件。

总之，资本所到之处，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表现为挣脱、剥离传统生活方式，而呈现出日益明确的现代属性。它不仅直接支配了经济的运行方式和推动现代国家制度的完善，也支配了民族的文化生产样式和推动人的日常行为、感知方式和价值趋向的变革，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形态，由此催生了现代性的生成。

（二）经济危机——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

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它会永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领地，把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一个新世界，即现代社会的同时，又导致了现代性的“悖论”。这种悖论在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大混乱，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具体来说，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资本扩张所带来的。

资本扩张过程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资本家通过雇用工人来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而企业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各个企业争相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市场上获得生存权利。这种压力又进一步迫使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于是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由此导致工人消费的最小化。一句话，它使社会消费最小化以实现资本最大化。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作为理性“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它是资本扩张的前提条件。但是，资本的扩张最终必然带来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必然超过消费的增长速度，由此引起生产过剩。一旦产品过剩，这种过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此，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末，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己。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46]；其结果是“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47]。过剩产品形成资本积压而无法循环，使得价值增值无法实现，从而也使得再生产无法持续。其结果是一系列相关的投资就会萎缩，而这些资本的闲置又会造就大量的失业，致使劳动力过剩，经济提振困难和产品进一步过剩。由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链条，即“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的恶性循环怪圈，“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宛如罹患了癌症，其有效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沉积在癌组织之中，由此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48]。由此可见，经济危机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有哪句话能够一语概括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那么答案就是——“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49]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50]

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不同于历史上产业资本居主导地位下所爆发的经济危机，但从根源上看，它是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的结果，是金融资本取得主导地位以后所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此笔者在后面还要进行详细阐述。可以说，无论是产业资本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还是虚拟资本导致的金融危机都是经济危机的不同表现，它们都是资本主导下自身矛盾激化的表现，只是由于阶段的不同，资本矛盾激化的程度和表现以及影响不一样，因而危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以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为例，它是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领域的结果。

同样，欧洲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是一样的，以希腊为例，2010年服务业在其GDP中占比达到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51]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真正的财富）并不能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行。并且为了维持高福利的制度和国家的有效运行，在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欧盟国家只能采用征税和发行国债两种财政融资工具，但在西方选举制的背景下，任何执政党都不敢轻易动用增税这一“高压线”。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也就自然成为各国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救命稻草，由此形成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欧洲各国政府就被迫要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虚拟经济泡沫—银行危机—政府救助”的危机演进路径不可避免会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这样，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剧烈波动冲击欧盟各国时，便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由此可见，爆发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

总之，在资本主义，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因为，资本扩张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求增值空间的过程，一旦资本增值的空间受阻，危机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

（三）资本历史形态的演变与经济危机类型的转换

如上所述，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扩张的逻辑悖论所导致的，而资本的扩张使得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又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不同资本的历史形态是不同阶段资本扩张所采取的形式，由此所导致的矛盾也不同，由此表现出来的危机形式也有不同。

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工业文明”取代了封建经济的“农业文明”以后，产业资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主宰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在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危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具体表现为供给与消费的不平衡。“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52]“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53]正因为供给和消费的不平衡，导致消费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由此表明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如1825年英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

随着资本的历史形态由产业资本形态向金融资本形态阶段的转变，资本扩张的逻辑悖论不仅表现为供给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为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矛盾。“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量贷款的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力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54]两种矛盾的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和金融危机同时并存的危机。以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为例，这次危机就是以美国股市的崩溃为序幕，1929年10月，纽约股市首次开始下挫，“在10月24日，股市跌到谷底，并以平均每天18点的速度狂泻”，“到10月29日甚至下跌平均40个百分点”[55]，到1932年7月1日，跌幅达82.5%。[56]随着纽约股市的惨跌，美国爆发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形成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持续时间最长、财富损失最重、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就美国而言，“1929—1933年四年间，美国经济彻底瓦解了。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失业率达到24.9%。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至少有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高达一半的美国家庭主要劳动力失业或收入锐减，成千上万工人工作无着，三分之一的人口缺衣少食。1929—1939年这十年，由于大危机之后的长期萧条，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29增长不足0.1%。”[57]

就这次危机的根源而言，它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发展激化了许多矛盾，如大公司与中小公司的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另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由此导致的矛盾开始凸显，也正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成了爆发危机的引信。1930年在众议员斯蒂格尔的领导下，对银行在危机中的作用进行了调查，发现商业银行用存款人的钱卷入股市的投机狂热是重要祸根。当时炒股人只要付少量保证金（10%）就能借到大量资本进行证券的炒卖。而付少量保证金的炒股人不加控制地投机，对国民经济的损害比表面数字要大许多倍，他们的活动导致证券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损害了真诚投资者所拥有的财产。商业银行放款过度不仅导致证券投机，而且使工业企业过于乐观，从而盲目扩大生产。到市场风向逆转时，商业银行匆忙收回贷款，借款人被迫大规模出售证券，导致股市崩溃。银行又由于账户上的准备金不足，迫使借款人进一步清偿债务，这种金融紧缩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进一步异化到虚拟资本形态时，社会价值信用体系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并日益对社会实体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每年增长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每年增长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增加25%，全球股票总额增加250%。1997年全球虚拟经济总额达到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额的4倍之多。到2000年底，全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到约160万亿美元，而各国的GDP总额约为3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总量是实体经济总量的5倍多。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约为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倍。”[58]

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所能够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无法满足虚拟资本增值的需要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虚拟资本的利润无法实现，由此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的内涵很丰富，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从形成角度而言，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大规模积聚爆发的结果。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危机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59]

金融危机的外延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金融领域内。表现为危机国货币大幅贬值、汇率受到攻击、国际收支大量逆差、国家信用等级下降等等，并导致诸多金融机构的倒闭。第二个层次是在金融领域之外，表现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倒闭、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社会大众生活水平降低，以及大量失业人员的产生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类危机集中在金融领域爆发，但其影响不可避免地要传递到实体经济领域，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金融危机与工业危机是前后相随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相应导致工业危机的发生。对此马克思在1856年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中就明确指出：“大约发生在1847年秋而延续到1848年春的欧洲普遍商业危机，是由伦敦金融市场的恐慌开始的。这次恐慌开始于1847年4月底，到5月4日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金融交易都停止了，但是从5月4日起，紧张局面开始缓和下来，因此商人们和记者们就互相庆贺这次恐慌是纯粹偶然的和暂时的。然而没有过几个月，就爆发了商业和工业危机，金融恐慌对这次危机来说，只是一种预兆和先声。”[60]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指出：“如果真正的危机法国本国爆发，那末，证券市场和这种市场的保障——国家，都会完蛋。（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英国，因为目前英国满不在乎地在玩弄外国的有价证券。）在汉堡、英国、美国，从事投机的是私人资本家，而在法国则是国家本身，而且法国所有的小店主都是交易所的赌徒。光是英美危机的回声，已使各个铁路公司陷于绝境。”[61]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真正的危机”会使“证券市场和这种市场的保障——国家，都会完蛋”，也就是说，在由普遍生产过剩产生的经济危机中，证券市场崩溃即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也指出了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危机序幕和特殊阶段。

不仅如此，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将全球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即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将不仅限于危机国家内部，而是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1994—1995年、1997年和1998年分别爆发于墨西哥、泰国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自1997年7月2日泰国放弃泰铢与美元挂钩以来，危机不断扩张，其结果是：1997年7月14日，马来西亚放弃捍卫其货币林吉特的努力。同年10月，中国台湾地区新台币贬值，香港股市大幅下跌，恒生指数暴跌30%；11月7日，港股市亦急剧下跌。1997年11月24日，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破产，随后东京股市大跌，许多企业、金融机构纷纷申请破产。至此，破坏力极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

总之，由于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形态不同，由此爆发的危机类型自然也就会不同。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资本历史形态的成长史就是经济危机的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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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2] [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页。

[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页。

[4]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7—98页。

[5] [英]希克斯：《经济学展望》，参见王志伟《希克斯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6页。

[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页。

[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2页。

[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4—17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21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11] 谢安周等：《实用水利与管理词典》，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2]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13]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1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5页。

[1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5页。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4页。

[1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1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2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1]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2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2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2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2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9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2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2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29]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

[33] 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35]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9页。

[3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37]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38]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39] 参见章国锋《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40] 转引自汪民安《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41] [德]马克斯·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黄宪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42] [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64页。

[43] 王莹、景枫：《经济学家的道德追问——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44]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45]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8—59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48] 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4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50]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79页。

[51] 蒋永穆：《欧债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异化噩梦》，《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

[5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6页。

[5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页。

[55] 石自强：《历次金融危机解密》，龙门书局2011年版，第63页。

[56] 庄宇辉：《对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考察——访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专家陈宝森》，《深圳特区报》2008年12月9日。

[57] 庄宇辉：《对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考察——访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专家陈宝森》，《深圳特区报》2008年12月9日。

[58] 邓利方、王小平：《虚拟经济与证券市场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页。

[59]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