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历程

一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现状概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为东亚地区提供市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总体来看，1990年，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提供指数仅为4.49；之后逐年上升，2003年超过了日本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提供指数，达到14.1; 2007年超过了美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提供指数，达到18.3; 2015年进一步上升到20.99，而同年日本和美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提供指数分别为7.0和17.7。虽然总体上看，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提供指数已超过日本和美国，但是从不同类型产品来看，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不同类型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如何呢？

（一）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

从图2-1可以看出，1990年，中国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初级产品占该地区初级产品总出口的比重，即中国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仅为2.96，而到2015年该指数达到22.57。与此同时，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41.1降到12.44，美国从9.37降低到5.06。自2007年起，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东亚各经济体初级产品最大的市场提供者。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国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仅为14.94，而到2013年该指数已经翻了近一番，并仍处于总体上升趋势。这说明2006年以来中国为东亚各经济体提供的初级产品市场规模上升得更为迅猛。

（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

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90年的6.59上升到2015年的24.85，而日本该指数从16.38下降到6.67，美国该指数也从21.0下降到12.10（见图2-2）。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在1999年为9.64，而到2007年就上升到22.56。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是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形成并迅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可见，中国为东亚提供中间产品市场与东亚地区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模式有着重要关系。

（三）中国的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与美国比相差甚远

从图2-3可以看出，中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90年的2.78上升到2015年的14.39。同期，日本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1.57降到7.25。2004年中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超过日本。美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在1990年为33.87，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15年仍有24.8%的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是美国提供的，为中国的1.72倍。目前，美国还是东亚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

从图2-4（a）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来看，2002年以来，中国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开始高于日本，2015年达到21.34，已经是日本5.60的3倍多。同时，美国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也在总体下降，从1990年的30.99下降到2015年的21.19。所以，在为东亚提供最终资本品市场方面，在200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东亚最大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

但是，从图2-4（b）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来看，中国不仅和美国相差甚远，还和日本悬殊。1990～2015年，美国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35.73降到28.71，日本总体上略呈下降趋势，1990年为13.72，之后略有上升，2015年为9.01。而1990年中国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是1.53，直到2009年才超过4, 2015年达到7.37。虽然中国在为东亚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方面相差甚多，但近几年上升的速度较快。

通过上面分析可知，中国为东亚提供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的能力很强，分别于2007年和2003年超过日本和美国为东亚提供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的能力。2009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东亚最大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但是，中国提供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依然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为东亚提供最终消费品市场方面还存在很大空间。

二 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变化

作为东亚区域内较大两个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它们为东亚提供市场的能力和潜力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日本无疑是东亚区域内最大的市场提供者，而中国为东亚提供的市场规模仅为日本的1／2左右。但是，经过30多年来的发展，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日本的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有所下降，中国的地位得到迅速升高。中国对东亚的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5.5上升到2015年的20.99，同一时期日本对东亚的市场提供指数从8.8下降到7.1。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对东亚的市场提供指数从2000年的5.8快速增加到2007年的18.3，日本则从12.5减少到8.5。

虽然中国在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东亚最大的市场提供者，但对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等不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提供方面，中日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30年来，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巨大变化又是哪些因素导致的？这些变化的演进又对中日两国以及东亚区域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自身地位，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处理区域国际经济事务等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因此，这里将从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不同产品类型方面分析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变化的演进历程，深入了解引起中日近30年来的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变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分析这些变化对中日两国以及对整个东亚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中国内地和日本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图2-1），中国内地于2007年已取代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中国内地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2.7增加到2015年的22.6，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39.6减少到2015年的12.4（见表2-1）。

从分别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1）, 2015年，中国内地对菲律宾、中国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很高，均超过30；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最高的地区为韩国，但也仅达到19.3。同时，中国内地对菲律宾、中国香港、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分别是日本该指数的3.30倍、21.78倍、3.50倍和4.74倍，除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中国内地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均高于日本。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相互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1），中国内地对日本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4.6增加到2015年的37.5，而日本对中国内地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42.9减少到2015年的12.6。

可见，中国内地目前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明显高于日本，而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地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主要是从2000年开始迅速增加，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基本上也是从2000年开始出现迅速下降（见表2-1）。

（二）中国内地和日本作为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2），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内地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已超过日本并成为东亚最大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中国内地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8.5增加到2015年的24.9，而日本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9.1减少到2015年的6.7。

从分别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2）, 2015年，中国内地对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很高，均超过25；而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最高的地区是印度尼西亚，也仅达到11.8。同时，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分别是日本的13.25倍、5.35倍和6.92倍，中国内地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均高于日本。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相互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2），中国内地对日本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7.1增加到2015年的23.0，而日本对中国内地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16.9减少到2015年的6.5。

可见，中国内地目前作为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也明显高于日本，而这同20世纪80年代末的情况也完全相反。同时，中国内地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呈螺旋上升趋势并从2000年开始迅速增加，而日本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基本上呈螺旋下降趋势（见表2-2）。

（三）中国内地和日本作为东亚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比较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内地和日本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基本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但日本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在大部分年份都低于中国。中国内地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6.2增加到2015年的21.2，同时日本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0.9增加到2015年的5.6。如表2-3所示。

从分别对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3）, 2015年，中国内地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很高，均超过25；而日本对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最高的地区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仅达到9.3和8.6。同时，中国内地对韩国、中国台湾、越南和中国香港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分别是日本的10.34倍、6.56倍、5.76倍和7.38倍，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中国内地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均高于日本。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相互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3），中国内地对日本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4.6增加到2015年的22.3，而日本对中国内地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1.5增加到2015年的6.2。

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作为东亚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明显高于日本，并基本保持平稳，日本为东亚提供最终资本品市场的地位总体呈现低速上升趋势（见表2-3）。

（四）中国内地和日本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比较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明显高于中国内地。但是，中国内地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总体上仍呈现上升趋势，而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曾出现上升趋势，但目前又将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具体来说，中国内地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1.7增加到2015年的7.4，而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8.8增加到1994年的16.1，继而又减少到2015年的9.0。如表2-4所示。

从分别对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4）, 2015年，中国内地对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超过9，而日本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超过10的经济体达到2个。其中，日本对菲律宾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达16.9。除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外，日本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均高于中国内地。

从中国内地和日本相互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来看（见表2-4），中国内地对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1.2增加到2015年的9.3，而日本对中国内地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13.5减少到2015年的9.4。目前中国内地和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已基本持平。

可见，目前中国内地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与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2000年以后，中国内地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增加到7.4，而同期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有所下降，从14.6降低到9.0（见表2-4）。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内地为东亚提供产品市场的总体规模已经明显超过日本，但中国内地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同日本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第二，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内地作为东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迅速上升，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总体在下降。第三，从2007年以来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内地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仍保持上升趋势，作为东亚中间产品和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处于平稳趋势；而日本对东亚的所有类型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并未呈现上升趋势，且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呈下降趋势。

三 中日作为东亚的市场提供者地位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虽然总体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市场提供者。但是，中日两国在为东亚提供不同类型产品市场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中日作为东亚各类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不同变化是诸多因素造成的。这里主要从东亚区域整体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和中日两国经贸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两个角度，来深入探讨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因。

（一）东亚区域整体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

1．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明显体现为“雁行模式”。在该模式下，日本属于第一层次，具有先进技术和发达工业，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属于第二层次，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属于第三层次，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内地属于第四层次，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也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的直接投资策略，因此，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东亚地区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雁行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使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领头雁”的地位日益削弱。同时，随着东盟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个经济体之间产业结构发展的梯度层次逐渐弱化，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和“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逐步被复杂化、网络化的“生产网络模式”所替代。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模式也逐渐由垂直型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水平型的产业内分工。在产业内分工的环境下，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一系列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环节，各个环节又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

随着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从以国家或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逐渐转变为产业内贸易。这种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为基础的贸易方式使得中国对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半成品的进口需求增加，这为中国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迅速上升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也是日本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2．东亚地区“新三角贸易”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东亚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间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即中国从东亚主要经济体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将最终制成品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

在“新三角贸易”模式下，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加工基地，并替代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向区域外出口最终制成品。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实现向区域外出口的重要平台，致使中国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例如，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94年的7.4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22.6。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经济体已经认识到对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严重依赖的重要危害，这些经济体努力通过提升区域内市场需求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中国也在逐渐调整加工贸易模式以及对外贸易结构，中间产品进口的增长幅度迅速下滑，这致使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7年到2015年仅上升了2.3。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因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提出建立并开始谈判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自2005年7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始全面启动降低关税的进程，至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中国对东盟十国91.5%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对东盟的平均关税由此前的9.8%降低到0.1%；东盟“老六国”对中国90%以上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也由12.8%降低到0.6%。除去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提出的一些敏感产品之外，大多数贸易产品已经实现零关税。

自中国与东盟开始全面降低关税以来，中国从东盟的进口贸易额不断增加，进口增长率从2005年的17.98%稳步增加到2007年的21.07%。2010年中国与东盟零关税的实施又使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进口增长率进一步迅猛增加，仅在2010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贸易额就增加了47.5%。其中，东盟国家大量的初级产品如石油等能源、原材料以及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0年的12.8迅速增加到2015年的22.6。而这也对日本为东亚提供初级产品市场带来一定的替代效应，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0年的23.5迅速减少到2015年的12.4。相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方面的主动性与先行性成为促进中国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两国经贸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1．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海外转移的程度不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加速本国产业的海外转移，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又推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仅有几十亿美元，198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23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675亿美元。日本向海外的产业转移最初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向海外进行转移。一方面，日本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国内对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大幅降低，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39.6下降到2015年的12.4；另一方面，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需要从东亚进口大量的最终消费品。这是日本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要明显高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人民币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但是中国尚未出现产业海外转移的高潮。中国国内大量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已满足国民的基本需求，对东亚其他经济体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必然有限。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18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二大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于2015年底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中国部分产业已经显现出向海外转移的动向，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也出现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会进一步迅速增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以及产业向海外的转移将降低国内对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为中国增加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提供一定条件，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地位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

2．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的模式不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在东亚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并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加工贸易模式中，中国进口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出去，致使中国对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增加。这是中国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能够在1994年到2015年的21年间从7.4迅速增加到24.9的重要原因。同时，在1988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的进料加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超过来料加工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导方式，导致中国在此期间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快速增加，中国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在1988年至2000年提高了将近4倍。这也是中国作为东亚市场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明显高于日本的重要原因。

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部市场需求的降低使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积极性下降，如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出现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等。在加工贸易模式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有所下降。

对于日本而言，日本的劳动力和资源禀赋都不及中国，不具备加工贸易的条件，故日本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始终在15以下。1985年后日元急剧升值，使日本的出口贸易在国外市场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批企业为了保住海外市场，日本的对外贸易开始由以产品输出为主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且以每年27.6%的平均速度递增。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工资成本过高的现象严重突出，使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大幅下降，致使很大一部分资本输出到海外去寻找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导致日本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贸易需求增加，加之日本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较大。所以，在日本的贸易模式有利于推动其成为东亚重要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而不利于推动其成为东亚重要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

3．中日两国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不同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从日元兑美元名义汇率看，日元大幅度升值，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 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减弱，出口大幅度减少，日本政府为了缓解当时国内出现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困境，积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刺激个人消费，这是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88年的8.8增加到1994年的16.1的主要原因。1995年，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79.75∶1的历史最高点，随后日元开始贬值，1998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40∶1，随后一直在120∶1和100∶1之间浮动。日元贬值导致日本对最终消费品以及初级产品的进口减少，这也是日本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94年的16.1下降到2007年的9.6，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1994年的35.0下降到2007年的16.8的又一大原因。

而中国则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进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根据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人民币累计升值36%。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当进口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小于人民币升值幅度时，人民币升值会使进口的海外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国内居民对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使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因此，中国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7年的19.6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22.6，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7年的3.4增长到2015年的7.4。可见，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中国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也在提高。

日元经历了1985年到1995年期间的迅速升值之后又经历了贬值过程，而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总体上处于长期升值态势，尚未出现严重的贬值经历。所以，这对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变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日元的升值历程有助于日本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升，但日元的贬值历程又推动了日本作为东亚初级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急剧下滑。而人民币的升值历程促使中国对东亚市场的初级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不断升高，推动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4．中日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大，199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日本的12%，商品进口规模还不足日本的22.7%; 2003年，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到日本的32.5%，商品进口规模已经超过日本；2010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商品进口规模已是日本的2倍多。近年来，中国不断采取政策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也从依靠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长逐渐转向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提高的重要基础。

反观日本，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危机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991年至2002年期间，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1.25%，甚至在1997年和1998年两年出现经济负增长，导致企业对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大量减少，从而日本对东亚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市场提供指数逐步减少。另外，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依靠内需来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推动了日本对最终消费品进口需求的增加，进而巩固了其作为东亚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但是，日本作为东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缺乏巩固的基础。

四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市场提供者地位变化的影响

由于东亚区域整体经济与贸易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中日两国经贸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在近3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演进对中国和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以及东亚地区对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

（一）对中日国际经济地位的影响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上升使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中的重要一员，并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更多国家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1990年，中国进口贸易规模还不足日本的23%，在世界排名第11位，中国的GDP仅为日本的10%左右，在世界排名第10位；2003年时，进口贸易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中国GDP已达到日本的30%，跃居世界第7位；而到2010年，中国进口贸易规模已扩大到日本的2倍多，中国GDP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进口贸易国家，中国在东亚以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

相对于中国，日本对东亚的市场提供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使日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东亚产业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明显消退，日本在东亚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也明显下降。可见，中日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地位的变化对两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带来了不同方向的影响。

（二）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欧洲或北美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相比，起步较晚且发展相对滞后。在进入21世纪以前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不管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影响力来看，日本都有资格扮演东亚区域合作“带头者”的角色，日本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

然而，中国在东亚市场上地位的升高削弱了日本在东亚区域一家独大的局面，使东亚各经济体的联系更加密切，合作更加频繁，推动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合作关系更加密切。随着中国作为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高，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初级产品和最终产品也在不断增多，这明显加强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依赖。

随着中国作为市场提供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由最初的日本主导格局转变为21世纪初的中日两国共同主导的格局，而目前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地位仍在进一步上升，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等等。中国为东亚提供各类产品市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将是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提升的重要基础。

（三）对东亚地区依赖区域以外最终产品市场程度的影响

长期以来，东亚各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对区域外市场严重依赖的局面，特别是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亚奇迹”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是东亚各经济体在抵御外部经济和金融冲击等方面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经济体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如果在东亚区域内部出现能够为本区域提供规模庞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对于缓解或解决东亚区域严重依赖外部最终市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有所下降，但中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逐渐增加，并呈现继续上升趋势。这对于改变东亚区域对美国等外部市场严重依赖的现象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对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7年的3.4上升到2015年的7.4，对东亚的最终资本品市场提供指数从2000年的4.9上升到2015年的21.2。虽然中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与美国相比还相差较远，但是中国对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指数仍在不断提高，并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可见，中国作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发展趋势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东亚区域对外部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