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程序性探讨

花菊香

摘要 社会似大厦，社会建设如建设大厦，应理清五大程序性议题。“主人”的建设需求是什么？如何规划设计社会之厦？如何建设社会之厦？如何监督社会之厦的建设？如何评估和鉴定社会之厦的建设成果？本文以民众需求为起点，社会质量为依据，小康水平为目标，公众参与为手段试图回答五大社会建设的程序性议题。

关键词 社会建设 民众需求 小康 公众参与

社会建设的概念在中国萌发已近百年，随着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便成热议，相关学术成果也越来越多。笔者以为社会如大厦，社会建设如建设大厦，应理清五大程序性议题。一是建设怎样的大厦，由“主人”根据自己的“愿望”和“实力”决定；二是如何建设大厦，由“专业设计师”与“主人”商讨后完成“规划设计”；三是如何完成建设，由众多建设者运用各类优质的“建筑材料”和合适的“专业工具”，在建设指挥者的指挥下按照一定“专业程序”完成；四是如何监理，由专业监理人实施“监理”，协助建设者合格地完成大厦建设；五是如何评估验收，从最初的“愿望”和“质量标准”两个方面完成“评估”验收。第一议题——建设怎样的社会，是“元问题”或曰建设的“逻辑起点”，与主体意愿（民众需求）和实力条件（国家小康）直接关联，决定或制约着其他4个议题的内容和形式。

一 谁之需求：社会建设的元问题

由谁来做主和修筑怎样的社会之“厦”是两个问题，但最终可归结为“由谁来做主”的问题，唯有回答了这一社会建设元问题之后，方可从这一逻辑起点开启社会建设之路。关于元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社会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公众和社会组织”, “由 ‘执政党和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组成的多元主体，这意味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责任主体，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分别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市场主体、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社会建设须由人民做主，尊重民众需求，根据民众需求来决定修建怎样的社会之“厦”，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会成员或公众等均归属于人民这一“元身份”范畴而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因素。元身份是国家多种身份设计的依据，是可以对众多身份的合法性和效力提供解释的身份。

但是，“人民是一个集体名词，任何单独的个体都无法宣称为人民，因此有可能存在人民缺位的局面。”在中国，“人民”“公民”是发挥过或者能够发挥“元身份”作用的身份设计。“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的门槛”，因此，“人民”与“公民”身份在理论和实践中将纠结相当长的时期。人民、公民、公众、社会成员，不同的指称均具有涵盖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特点，本文是在社会建设的语境下讨论主体问题，因此暂时搁置诸概念之差异，无论用何指称均取“社会大多数成员”之意。文中统一用“人民”一词指代，并厘清其他各主体因素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人民主体观强调，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现代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认为“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执政党只是人民的政治服务员，是人民用以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团结的工具，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但是党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执政党必须做到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采取科学的方法，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社会调研，重民意、顺民心，方能在社会建设中理清其内涵和目标，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从统治型、管理型到服务型，不同的政府类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统治型政府模式下，“政府是行政主体，人民是行政客体，两者之间的行政实践关系是由上而下、垂直统御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政府是管理主体，人民是管理客体，管理行政强调政府的“主体性”地位，坚持主体相对于客体的优先性。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宪政主义在政府角色定位上主张“划桨”而非“掌舵”，对公民的认识实现了由“被管理者”到“被服务者”的转变，公民为价值主体，政府为价值客体，政府作为行政实践关系主体的同时又是行政价值关系客体，而公民作为行政实践关系客体的同时也是行政价值关系主体，这就促进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单向纬度到双向互动的转变。从契约理论来分析此关系，“现在的民主政府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更多地带有了类似于私人契约的性质。政府都是基于社会契约理论而产生的。”“政府只有尽快真正实现从无限、封闭、官本位的人治政府，到有限、公开、民本位的法治政府的转变，以负责的承诺和行为取信于民，才能引导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管理者要把被管理的对象当作平等的主体来对待，要平等协商。将契约式的对待、契约式的关系应用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之中，意味着主体地位的平等、互惠互利、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参与、公平自由、诚信、对权利的尊重、义务与责任等。把领导寓于服务之中，把治理建立在伙伴关系之上。宪政模式下，平等、尊法、守约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核心。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政府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政府和人民共同约定社会建设的目标与内容。

（三）社会组织与人民的关系

社会组织是政府和市场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的主体，与政府和企业具有合作关系，是政府管理与服务民众过程中的功能补偿，在政府和市场功能不及之处或空白地带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中贯穿的宽容、互助、利他和公益精神，有助于推进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共存相容，增进社会容忍度，促进公众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组织是根据公民需要和兴趣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利益归根到底也是人民的利益，它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伞”、社会公平的“代名词”、社会问题的“减震器”。社会建设是社会组织的专业使命和职责。

（四）企业与人民的关系

企业的所有成员，如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等都是个体公民，企业是一个以集体形式存在于社会当中的公民形象，企业可以被视为公民。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企业公民是关于企业、政府和社会的新的契约关系，它代替了以往具有争议的企业社会责任。世界经济论坛给出了4个企业公民的标准：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二是对人的责任，三是对环境的责任，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企业须正视其在整体社会中的地位，在谋求自身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注重企业社会责任。要把维护和提升社会公益作为其目标，并向社会各方显示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公民”思想的运用使企业和社会由原来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企业不仅是一个盈利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公民，是一种“公民集合体”。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它不仅可以发挥个体效应，更可发挥“集合体”效应。

相对于民众，政党、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均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在意见的表达机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社会建设的起点阶段，它们在需求意见的采集、汇总和表达上与民众的期待或意愿的一致性是社会建设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建设中会有许多共同需求，但也因为其组成的多样性，而出现需求的多元性，并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呈变异性。同时，由于“沉默的螺旋”现象存在，主流意见在媒体上占据了与其相称的比例，持少数意见的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在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阶段，尤其不可忽视处于绝对贫困的“少数人群”之需求。因此须以两种策略应对，一是在采集民意时，必须深入、系统、全面地了解，充分表达和系统采纳多层次和多元民意；二是以民意为基础，采用科学的方法梳理和提炼出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系统”。并综合分析我们的国情“实力”，在“理想目标系统”中，按照优先满足最紧迫性需求、共同性需求的原则，确立社会建设的“具体目标”及其优先次序。此乃建设怎样的社会之“厦”的关键。

二 规划设计：应然抑或实然

如何建设社会之“厦”，需要“专业设计师”与“主人”商讨后完成“规划设计”。第一部分已经厘清谁是“主人”，而“专业设计师”是执政党与政府，规划设计的依据有两类，一是反映人类理想和社会规律的应然因素，二是反映中国社会建设实力现状的实然因素。

（一）应然因素决定社会建设的大致方向：资源合理配置和机会均等分配

应然的社会建设规划设计是按照人类的理想价值与社会发展规律设定社会建设的目标和途径，作为社会建设的本性与理性要求，更多彰显了社会建设的学理特质，包括长期以来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例如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都是人类对社会的美好理想。

社会建设是根据社会主体的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等，目标是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社会建设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重要功能在于“强调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公正。”“着重进行社会要素建设、社会结构建设和社会关系建设。”从影响社会秩序的因素来界定，社会建设的要素应包括“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社会规范、权力和权威、社会组织、社会互动网络。”

郑杭生提出社会建设的“正逆说”，从正向说，“是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从本质来讲，“逆向说”的方法和结果都必然直接指向“配置资源”与“调整机会”，与“正向说”是一致的。

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依据。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系统与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共同构成行动系统，为维持和延续社会系统必须满足4个基本的功能性条件。“适应”功能（adaptation），即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即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整合”功能（integration），即社会系统的连贯性或一体化的维持问题，包括控制手段的建立、保持子系统的协调、防止系统发生严重混乱等。“价值维护”功能（latency），即确保系统内行动者表现适当的特征，处理行动者内外部的紧张。这便是著名的AGIL图式。“A、G是对外功能，因而A、G的方向与成员活动所需的 ‘用具和便利的分配机制’密切相关，与此相反，I、L是对内功能，因而I、L的方向与活动成果的 ‘报酬分配机制’密切相关。”

因此，从结构功能理论来看，社会建设必须明确4个理论目标：第一，着力改良环境，消除不利于社会建设的种种障碍因素，为社会建设争取最大、最优的环境资源（国内和国际）；第二，明确社会建设具体目标领域及其优先次序，并调动全民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第三，通过制度建设，协调和整合各社会阶层、各类不同组织，共同为社会建设目标努力，消除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状况；第四，重视国人需求，处理好紧张关系。前两个功能方向与“正向说”较为一致，后两个功能与“逆向说”较为一致，归根结底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和均等分配机会。如何配置资源为合理，如何分配机会为均等，须尊重民意。

（二）实然因素决定社会建设的具体水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然就是事物存在的实际状况，社会建设的现实表现样态，它与社会建设的应然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或背离，这种情况使社会实然状态的改善成为必要与可能，二者之间的差距正是社会建设需要弥补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人均发展水平依然很低（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因此，一方面，经济总量增长对国民收入分配提出更高的要求，即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在更高水平上合理配置资源和均等分配机会，且调整必须因应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现状。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0.4，并出现节节攀升的趋势，2008年达到0.491, 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发布）；城乡收入比自1984年起持续扩大，由183%增至2010年的322%；行业收入比由1978年的1.26倍扩大到2010年的4.20倍。社保体系尚未完善，表征国民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数据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国民生活质量有待大幅度提升。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应该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人均发展水平不高，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必须与之相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国梦为全民愿景，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以公平正义和民生幸福为总体追求的全面改革规划。如果说民众需求是社会建设的原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既是近十年社会建设的核心目标，也是建设水平标准。

关于小康社会规划与设想也是见仁见智，主要是厘清范畴和水平两个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科教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和谐、人民生活等社会建设的最初设想，之后灼见不绝，很多研究机构和个人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小康指标体系的建构上，试图用指标体系来指导全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其中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提出的指标体系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国家统计局从1991年开始设计，并随国情变化不断调整，2007年十七大之后，确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等六大类23个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共16项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将指标体系分为社会结构、经济与科教发展、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及治安等五个大类28个指标。一些学者提出包括基本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八大方面，涵盖27个指标的社会建设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在上述各种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项和指标值存在差异，但基本指标聚类非常相似，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均衡发展机会，体现以民生为本的理念也相同。这为社会建设提出了系统性的规划设计方案。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小康社会的物质保障，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小康社会建设惠及广大群众的机制保障，建设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事业则是在技术和方法上改善民生，良好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秩序和治安是社会建设的社会环境保障，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自然环境保障。

民众对全面小康的注解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细节，从吃、穿、住、行到安全、医疗、教育、养老、休闲等基本需求，虽然不同群体的注解存在差异，但他们最关心的核心指标集中在“居民综合素质、学校教育质量、社会治安状况、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此外，居（村）委会的服务，尤其为老人和流动人口的服务；公平的社会保障和缩小收入差距；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村庄社区化管理，居民自治；“环境干净、信息真实、政府主动”的网络服务等内容也是民众的迫切期待。尊重民众意愿而制定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规划，更具有针对性，有助于有效地满足人民需求，激发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

全面小康社会满足民众基本需求意味着对绝对贫困的零容忍，消除绝对贫困实现温饱是民众最基本的需求。“全面小康社会就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小康生活”，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容许绝对贫困的继续留存，“全面小康标准的贫困发生率定为不高于5%”。笔者认为，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阶段是可以容许绝对贫困人口以一定低比率留存的，但是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阶段则不应容忍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建设过程应将消灭绝对贫困作为主攻目标之一，“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底线，这也构成社会建设的底线。”必须以制度化的方法给予绝对贫困人口更多的资源配置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帮助他们摆脱绝对贫困，达成温饱，满足他们对义务教育和医疗的需求。这样的问题必须在规划设计时予以考虑，小康社会是2020年中国社会建设的水平和标准。

社会建设的实然性分歧不仅表现在小康水平和标准方面，还表现在社会治理机制方面，“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社会治理理论所主张的社会多方参与、平等表达，或许有助于消解社会建设具体情境中的“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紧张。

三 建设实施：大包大揽抑或多方参与

大厦的建设实施过程，需要众多的建设者运用各类优质的“建筑材料”和合适的“专业工具”，政府指挥和协调社会各方力量按照一定“专业程序”完成社会建设过程。“建筑材料”包括资金、信息等各类社会资源以及资源的使用机制，各类发展机会及机会的均等机制；“专业工具”包括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专业程序包括建立合理配置资源、均等机会的制度保障，动员和组织各界力量在系列实施中参与社会建设。

（一）建立社会建设资源投入的稳定机制

社会建设资源投入的稳定机制包括三方面：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二是引导企业、公民个人为社会建设贡献资源的机制；三是建立起对社会建设资源使用的科学管理制度、账目公开制度和监督机制。

根据中国客观存在的巨大城乡经济差异和地区经济差异现状，中央财政应致力于满足最基础的民生需求，为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温饱问题，政府应建立兜底性的资源支持，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对关系到中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教育投入，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的医疗卫生投入，中央财政也应给予制度保障。其他基础性民众需求，中央政府应制定指导性政策，引导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尤其要迅速出台政策限制“三公”消费，把有限的公共资源转移到社会建设中来。这不但有利于民生，还可消减民怨。

通过减免捐赠企业与个人的税收和提高高收入企业与个人的税收的“双向引导”机制，引导企业和个人为改善民生、奉献公益事业积极贡献。这不仅开拓了社会建设的资源，还在行动中提升了社会的公益意识，营造了公益文化。

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民间筹措的公益基金，为避免层层盘剥加大管理成本的现象，应科学规范管理，建立资源使用的评估机制。建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负责评估资源使用者的需求，并将资源配置和直接服务相结合，既协助解决民生问题，也可疏导社会情绪、协调社会关系。建立社会建设资金使用账目公开制度和监督机制，通过账目公开以及专业加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提高社会建设资源使用的透明度，提高使用效率，保证使用的适当性和准确性，从而提高公信力，更有利于资金的再筹措，使社会建设资源进入良性循环。

（二）建立社会建设的信息全公开机制

社会建设的信息全公开机制包括社会建设信息“全内容”和“全途径”的公开机制。涉及社会建设的全部信息内容，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最大限度地让所有的相关公民知晓，不因资源的有限而暗箱操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通过周密的制度安排满足最困难群体的需求。

（三）建立发展机会及机会的均等机制

社会建设中的核心机会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在教育方面，中国最为突出的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条件下衍生的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校舍、设施等硬性条件以及师资力量、教育管理、升学机会等软性条件在不同学区中的均衡配置，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核心。在就业方面，存在着公共资源投入不均、就业歧视普遍且严重、失业救助体制不健全等影响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问题，“需要通过推进公共就业服务法制化、完善促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加强公共就业服务的绩效管理等措施加以改善。”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差较大，城乡养老保障机会和结果最不平等，农村居民获得医疗保障的机会虽多，但保障水平要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因此，提高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全覆盖，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标准作为底线，“在推进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应当更多集中在标准制定和转移支付体制的建设与完善上，确保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四）提供制度化的公共服务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公共服务是建设社会之“厦”的直接手段和程序，公共服务的多寡、优劣将直接决定社会建设的结果。针对中国公共服务存在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供给制度不健全、实施机制不完善等不足，在未来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应规范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分工体系，用法律来规范和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对象的权利，以促进法制的完善；建立包含激励机制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促进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制度、公共财政保障制度、成效评价制度、专业督导和监督制度，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实施机制，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基本服务供给，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均等地分享社会建设的成果。

（五）民众参与贯穿全程

社会建设过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民众参与贯穿全程。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为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加强社会建设拟定了具体步骤。

四 过程监理：专职专能抑或多维立体

社会建设“监理人”实施“监理”，对社会建设的进度、质量和投资进行监督和管理，协助建设者完成社会之“厦”的建设。建筑物的建设监理是由专业监理公司来完成，具有“专职专能”的特点。社会之“厦”不同于普通建筑物，它不仅包含可直接观察的实物形态，还有涉及许多无法直接观察的社会形态，其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建筑监理式“专职专能”的监督恐难奏效，在专职专能基础上的多维立体监督方可促成社会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强化人大、政协专职专能的系统监督

因利益主体和建设主体的多元性，建设内容的丰富性，社会建设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大、政协专业而系统的监督。针对社会建设的新使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须不断研究新任务，完善新机制；须进一步明确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责和使命；完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完全履行职责和使命的机制，如规定代表、委员工作日制度，确保各界代表、委员及时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在各界中将专业化、系统化监督落到实处。人大和政协分别被赋予立法权和参政议政权，与中国社会建设的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密切关联；因具有反映民意的天职而与群众监督相联系。在社会建设实施过程中，各地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或办公室），就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其专业监督功能有限。建议根据社会建设内容，在人大和政协系统内设立专门的社会建设监督委员会履行社会建设的专门监督。

（二）构建多维立体监督体系

通过完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财政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维度监督机制，协同人大、政协和社建委的专业性的系统监督机制，构建社会建设的多维立体监督体系。

1．法律监督

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社会建设有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监察和督促。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所有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社会建设的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社会建设相关的法律以及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是目前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

2．舆论监督

媒体不仅对既有事实具有监督功能，还因其传播特性可实现预防性监督。通过新闻立法确立舆论监督权，在不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行新闻自由。规范媒体监督行为，建立对舆论监督者的监督机制，不断提高舆论监督者的职业素质、监督能力和监督质量。同时，开辟与群众监督相通的渠道，提高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协同效率。

3．财政监督

资金的保障及其使用的准确与安全，是完成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通过专业、系统的财政监督维护财政管理规范、秩序和社会公平，增强资金投入、使用的透明度。社会建设常涉及公益性投入，政府资金投入常带动社会善款投入而形成公益投入中的马太效应，形成资源浪费与不均衡发展。因此，整合资源，通过整体联动和财政管理的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建设资金规范、安全、合理、准确和有效使用。

4．行政监督

主要体现在对行政部门、官员和公务人员在社会建设中履行职责使命情况的监督。包括行政部门内部的自我水平监督和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此类监督因涉及部门内部利益和系统内部的人际关系因素，监督效果常受质疑。行政监督机制须不断完善，尤其应扩展监督主体，在行政系统外建立独立的专业监督机构或组织实施监督职能，以提高监督效果和效率。

5．党内监督

党管干部的用人机制决定了党内监督主要是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和管理。政府机关公务员是中共党员的居多，因此党内监督也直接与行政监督相关联。党内监督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具有相似的不足，在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党内监督的同时，加强党外监督，可弥补党内监督的不足。

6．群众监督

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法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群众监督是公民或社会组织对于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的监督。群众监督是最直接的毛细血管式基层监督，通过信访制度、举报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巡视制度、申述制度、政治协商对话制度、意见征询制度、领导接待制度实现监督。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在技术上激发了群众监督的主动性，使群众监督更直接、微观、真实、快速、有效，可保证社会建设在程序、内容和结果方面实现预期。关键是要保护好积极监督的群众，只有在完善群众监督的基础上方可实现对监督者监督。

社会建设涉及众多领域，且各具专业性，这决定了社会建设不能由“单一”方式完成监督，而需要在专业监督的基础上实现全过程的“多维”监督，并依据民众需求、小康标准以及建设实效完成监督。

五 结果评估：终结抑或起点

建成后的大厦在两个方面接受“评估”，一是大厦是否符合“主人”最初的愿景规划与成本预算，二是建筑的质量是否达标。前文已经讨论过民众需求是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对照评估便可完成第一方面的评估。社会质量理论则为社会建设的质量评估提供依据，无论是应然因素还是实然因素，无论是16项小康指标还是23项小康指标，社会建设的评估离不开社会质量的12个核心维度。

社会质量理论通过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等4个条件性要素，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应和人的能力等4个人力资源建构性因素，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和人的尊严等4个道德或意识形态规范性因素，为评估“社会大厦”建设质量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架构。经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凝聚力水平、社会包容程度和社会赋权程度的提高，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应和人的能力的增强，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和人的尊严水平的提升，12个维度的关键因素全面升级，并于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理想值，是衡量中国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性指标。由于“条件性因素与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之间存在某种贯通性。”因此，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是12个核心维度之核心。

质量评估是对社会建设阶段性成果的评估，带有一定终结性的特点，但它又是社会建设下一阶段的起始和基础。2020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2020年后中国发展的潜力。质量评估的要素对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具有指导性意义。

综上所述，对五大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之“厦”建设之本，形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民众需求和公民参与是贯穿始终的红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社会建设的水平尺度。如何在社会建设的实践过程中运用这些思想，关系社会建设的质和量、成与败。

Discussion on the Procedur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Hua Juxiang

Abstract: Society development as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we should clarify five issues about it. What is the building demand of the master? How to plan and design the building of society? How to build the building of society? How to supervis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How to assess and identify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five major issues of the procedure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social quality as the basis, the well-off level as the goal,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means.

Key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National Well-off;Public Particip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