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军转战中的革命动员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出击赣南，使赣西南和闽西的武装割据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往许多的党史著述中，强调了中央苏区是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的，侧重于叙述朱毛红军的军事活动过程，而忽略了开展革命活动的艰巨性，也忽略了当地的党组织和民众的作用。事实上，朱毛红军在初下井冈山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仅未能迅速开辟新的根据地，而且在军事上不断陷于被动，在大余、寻乌等地连遭偷袭。到1929年底，由于军事上的进展不顺利，甚至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红四军中蔓延。对于此时的红军而言，革命活动的开展首先取决于军事上的胜利，但仅凭这点并不足以激发各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使之支持和投身革命。作为一支外来的军队，应通过艰苦的动员使革命观念深入乡村社会，并汲取本地的社会资源作为基础，才能获取民众的广泛支持并真正立足于赣、闽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红军的革命动员深入乡村社会了吗？它在苏区创建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过程，显然有利于加深我们了解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以及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本节通过分析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红军的动员策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重视宣传

中国的农民虽饱受军阀战争、经济剥削以及政治压迫之苦，但普遍缺乏革命的精神。特别是边远山区的赣闽区域，其情形更是如此，并且不少地区因早期暴动后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导致农民参加革命带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因此，红军初下井冈山，所到之处并未达到迅速点燃群众革命热情的效果，相反，当地群众对红军往往持一种警惕与排斥的态度，并担心革命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为改变这一状况，红军重视从宣传方面来推动革命动员的开展。

这一时期的红军主要是流动作战，他们在行军途中注意发动群众斗争，重视军队的宣传工作。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4月5日在瑞金时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的情况：“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是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他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期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打下长汀后，朱毛部队帮助迅速成立下农会和长汀革命委员会，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组织、招募赤卫队六十余人，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这样，红军的武装斗争消除了群众参加革命时对白色恐怖的顾虑，而红军的流动作战也使其革命宣传的影响力迅速扩大。1930年4、5月间趁着新军阀中原大战，国民党军队对赣、闽地区无暇顾及之际，红军审时度势采取“分兵”策略挺进赣南、闽西以开展土地革命。对于这一做法，毛泽东向中央报告道：“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是这样。”这种流动宣传的方法，不仅使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发展模式。

粉刷和张贴标语是红军流动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标语以简洁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起到了发动群众、壮大红军、瓦解敌人的作用。红军总政治部还对标语宣传提出技术要求，如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须用有色底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重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这些宣传式的标语被刷在墙上或者贴在门上，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对农民有一定的思想启蒙。这一时期，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围绕着下列工作进行革命动员：第一，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发动群众。为了争取民心，在打土豪的过程中，红军除了惩治民愤极大的土豪之外，还特别注意将财物、谷物等分给贫民。至于分田地，则仍延续了井冈山时期平均分配的办法。第二，通过群众大会、文字宣传、口头宣传以及化装讲演等手段以宣传群众。这种宣传，主要是针对当地群众的心理和生活，并围绕着豪绅、地主、政府机关压迫群众的事实来进行。

红四军的宣传和发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加上红四军分兵游击的帮助和影响，闽西各地的斗争首先恢复起来，根据地也不断壮大起来。朱、毛红军部打败郭凤鸣部后乘势攻占了长汀城，他们在长汀停留的17天里，虽然一方面帮助地方恢复党的组织和工作，但更为主要的是这支军队迅速地扩大了中共在乡村的影响。军事上的胜利重新激起了广大农民起来斗争的勇气，“各县农民一闻朱毛到长汀，便先后爆发斗争”，长汀新成立许多农会；上杭的农会恢复旧有组织外，还突增二十余乡，致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武平方面由一区而发展至城区及西区。龙岩“城郊农民以及大、小池，内外江山，东肖，东山，适中，西山……附近数十里的群众都竖起红旗，建立苏维埃、赤卫队，彻底的肃清反动势力”。永定方面，永定县委在报告中写道：在四军未到之前，旧四月半以前，因反动势力（民团白军）太大，没有割据大斗争，不过只有零碎的局部武装斗争而已。前四军到后，始有普遍的斗争。过去斗争比较深入的是金丰、溪南二里，在红军未入汀之前，本就有少数的乡村苏维埃。红军入汀后，群众则跃跃欲试。5月底红四军到了永定，于是溪南、金丰二里各乡的群众广泛地起来建设苏维埃，没收反动派米谷，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建立赤卫队红军，于5月末成立了一个由张鼎丞主持的县革命委员会。而上杭东五区则发生了一支枪暴动取得胜利的事迹：“（各乡党和群众组织）四军入汀影响发展尤快，差不多二十余乡中都有了组织……此时丰稔乡群众便起来，一支单响枪维持收缴土豪枪械至一百七八十枝之多”，足见红军入闽对乡村斗争的巨大鼓舞和对革命形势的促进。

对于红四军的革命宣传所产生的影响，毛泽东写道：“有些地方没有党组织而又未经过斗争，一般群众对于革命持观看态度，后来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及动员也陆续起来斗争。但因为红军来去无定，各处斗争中群众都受过反动军队的摧残，等到红军再开到时，斗争又重新起来。这样经过红白军队的几番争夺，一些新发展的地方也有了基础。”他同时还提到了这一阶段的形势变化：“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好，长汀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汀州组成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在赣南，红四军刚到达瑞金时的情形是：“瑞金群众如火如荼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毫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促，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而随着革命动员的深入，后来竟成了红色首都，可谓是在红军影响下从无到有进行根据地建设的一个典范。

二 依托地方党组织

在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域时，地方党和民众的协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除通过自身宣传机构以外，这一时期红军还与当地党组织相互配合进行革命动员，一方面帮助恢复与发展地方上的党组织，另一方面是使之发挥本土优势协助红军获得有效的军事信息、粮衣和兵员的补充，从而使革命活动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社会支持。

转战赣闽的朱毛红军作为一支流动作战的外来军队，面临着军队的维持和作战缺乏后勤保障的困境。陈毅回忆了红军异地作战的困难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同样，后来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直到抵达雩都桥头约30天里，在敌人不断的追击下，由于一开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的困难，人员锐减至300人左右。直到转移到兴国的莲塘和东山后，五军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当地党告知敌军只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雩都城后，五军进行了一次140余里的奔袭，夜袭了雩都城。对于这一经历，彭德怀总结出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可见，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红色政权的支持，红军就会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困境。

红军还面临严重的后勤供给问题，中共中央在六大后曾提出了一个分散武装的设想。中央指示朱、毛红军：“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红军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目前革命的形势还没有到高潮的时期，不需要红军集中在一处，准备向敌人作决死战的进攻，现在红军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动更广大的区域的群众，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如此有在政治上更增加敌人的注意，使敌人有机会容易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红军完全处于孤立的局面，容易被敌人消灭。”然而这一设想在实践上却存在很多困难：（1）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红军主要成分是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历次战役的俘虏兵，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2）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3）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萍、浏，四军在边界和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4）越是恶劣环境，部队越须集中，领导者越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在恶劣的时刻也不能离开。这种情况表明，红军异地作战中依靠自身来解决生存问题是相当困难的。

红军在一系列的流动作战和革命动员的实践中发现，在乡村中红军进行革命动员如果依托原有革命基础，两方力量相互配合地进行革命动员产生的效果比作为乡村社会外来者的军队自身的政治宣传机构的努力所产生的影响要好得多。正如当时所总结：“当红军到达以前有一定革命基础（有党组织或政权影响过）的地方，彼此配合起来往往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相反，如果遇到毫无基础的地方则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只要红军一撤离，先前的努力除剩下一点政治影响外，基本上又恢复了常态。像红军两次攻入宁都、三次攻入瑞金的情况都是如此。”正因如此，中央很快就放弃原先分兵的策略，在1929年7月对四军前委的指示中提出红军的集中行动只会有技术上的困难，红军的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至于全军如集中行动，当然有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之不轻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此后，红军开始加强与地方的联系，最终找到了摆脱革命动员困境的办法。他们更加重视发挥乡村社会原有的革命基础以及党组织的作用，重视了解当地社会的各种复杂情况。1929年3月13日下午，中共长汀临时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陂溪村，向毛泽东、朱德等汇报了闽西各县较好的革命斗争形势，介绍了郭凤鸣部战斗力弱的情况，并告知长汀党组织已在郭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可充做内应。毛泽东当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次日凌晨向据守长岭寨的郭凤鸣部发起攻击，歼敌夺占长汀城。此后，红四军前委又通过长汀县委，与上杭、武平、永定、平和等县委取得了联系，并且“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1929年5月份，闽西特委接到红四军前委由濯田来信说“赣敌紧追围闽西”等语，当时特委为响应四军，布置了一个“三县骚动计划”，令各处散发宣言、标语，破坏交通，散布红军胜利消息使豪绅恐慌。同时命令西南武装集中袭击永城敌人，并开来东五区游击，直上芦丰威迫上杭城。金丰武装向雷湖移动。北四区尽量发展广大群众向华家亭、白砂游击，直迫上杭城。龙岩大、小池，布置了一个暴动局面。东山、白土发动杀土劣、分谷、平粜等斗争。“这样四处造成骚动局面以导（牵）制敌人，使四军脱险，必要时四军可向连城、清流、归化退去。”同样经过联络和组织，瑞金的党组织也集合暴动队1600多人到长汀配合朱毛第四军，打败了郭凤鸣的残部300名并在长汀住了两晚，其中有12人自动参加了红四军。此后又有包括瑞金四纵队、安治、陶朱、蓝田的1400名暴动队共同配合红四军打瑞金城。1931年正月，他们再度配合红十二军攻打瑞金。可以看出，红军的革命动员活动如果依托了地方党组织，就能充分调动各种有利的社会资源使革命获得地方党组织和民众的支援和配合，从而使红军有了立足于乡村社会的坚实基础。

三 改造地方武装

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是红军兵员补充的后备力量和重要来源，各地开始将地方武装集中组织为红军，发展地方武装成为革命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红军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有力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克服其地方主义观念，充实和壮大其力量，并把大量农民地方武装编入红军部队。

地方主义观念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革命动员的进行。如在闽西，“一般农民乃至一般党员若叫他在本地当赤色队，打团匪土匪，他为着自己保护自己还很勇敢，一说到调他当红军，他就不愿意”。即使去参加了红军队伍，农民也会因为害怕颠沛他乡而出现逃跑的情况：“在红军逃走的数目很大，至今还没有改善，他们的逃跑颇关系红军的出发地。例如红军出发长汀打仗，永定籍的红军就逃跑，再把地点弄远一点，如果红军去打漳州逃跑数目要少些，如果打东江逃跑数目就非常之大。”地方主义观念也导致难于集中武装进行合编，使得红军没有足够力量去扩大新的区域。“闽西党对于集中武装始终动摇，至今仍是各县保留一个纵队，这便是十足的保守观念的表现，以致力量分散都被敌人各自（个）击（破）。二月来不但没有向外发展，赤色区域反而因此缩小，保守便（是）自杀政策可以证明。”不少地方武装的纪律很差，缺乏政治观念和军队约束。许多农民把革命暴动理解成了旧式农民起义中打家劫舍的行动，导致了不同地域的群众间出现赤白对立的现象，严重阻碍了革命在更大区域的发展。“各地方的武装并不少，但不用在巩固赤色区域，而只是打土豪，抢白色乡村。游击队赤卫队的心目中亦只有发洋财。所以赤色（白）交界的地方白色乡村说：‘不怕洋共，怕土共。’因土共只知抢东西，完全是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

共产党早已察觉乡村革命动员中受地方主义的影响而不能发展壮大地方武装的现象，也力图要打破农民武装中严重的地方观念，使之成为能自由调动作战的军事组织。对此，闽西苏维埃政府总结道：“关于征调农村武装，我们曾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就是农村暴动起来后农民收缴反动武装，那时很容易变成地方武装。我们要调集很困难，而一部分抽调来集中，更加困难。我们就用全县范围的总编制设统一指挥机关，经常调动各地武装到别处去工作，渐渐打破他的地方性，养成他服从命令听候指挥的习惯，然后才好调集。”随着大规模红军队伍红四、红五军进入赣、闽地区，这一改造的设想得到了贯彻，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四军入闽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对闽西地方武装的实力没有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前委决定集中武装成立闽西红军，由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游击队，以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北四区五九团三部分合编成四纵队七支队；永定、龙岩和上杭东五区的武装编为八支队。通过集中地方武装之后，广大农民还被编入红军奔赴异地作战，再经过一定时间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后，农民的地方主义观念被逐渐克服，他们源源不断地为革命军队输送人员补充。这样，原先革命武装军事技能不高、缺乏区域间协同作战、组织纪律性差等弱点也逐渐淡化，这些都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军还极大地改善各地方武装原本武装不足的问题，进一步为巩固乡村革命提供了保障。闽西各地的地方武装在红军的帮助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具体情况是：

在1928年的暴动失败后闽西武装损失很多，经统计永定只存枪五百枝，好枪不到一百枝；龙岩不到××枝；上杭北四区、东二区不过二百多枝。总合闽西各县武装在我们手里，不过七百多枝。此次斗争暴动，农民都起来收缴土豪及民团枪械，又从四军先后发来五百多枝，各县武装数量激增。

其数量统计列表如下：

据上列统计表，各县武装好枪三七〇枝，单响枪二九五〇枝，加以四纵队好枪二〇〇枝。统计闽西赤色武装共有长枪三五六〇多枝，短枪百多枝。

毛泽东曾经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两大“艺术”并不是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相反，两者的融合正体现了共产党在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一种整体动员的艺术。而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红军在赣闽地区的革命动员活动也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巧妙地将这两大“艺术”融合起来。有学者将中央苏区归纳为“嵌入式”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依靠了外来红军的力量，能否有效地开展革命动员并汲取乡村社会资源，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仍是至关重要的，就此而言，它与“内生式”发展模式并无不同。

这一时期，红军在流动作战中通过连续地、反复地进行革命宣传，使革命影响得到了波浪式的发展，并且以革命武装保障了其动员的效果。在动员中，红军重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使军队与地方的革命动员相互配合，既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又促进了乡村中的革命政权建设。针对地方武装的局限性，红军注意克服其地方主义观念，并帮助壮大其力量。这样，经过了红军的动员，革命在赣、闽区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乡村地区的革命动员道路，从而开创了赣、闽区域革命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