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谜

在乔治·艾略特遭受心碎的折磨时，她对实证主义的信念开始渐渐减退。这种苦恼的感觉就在心头，没有什么逻辑能把它解决。她的悲伤源自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是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创造了“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个术语。艾略特搬到伦敦，在海滨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那段日子正是她与斯宾塞相好的时候。他们一起在公园里漫步，一起订票去看歌剧。她爱上了他，但他却没有。斯宾塞与艾略特的关系引发了维多利亚时代一贯风行的舆论谣言，他开始疏远她。后来，艾略特给斯宾塞写了一连串感情夸张而又异常诚恳的情书，恳求他的“怜悯与爱”——“我想知道，你能否向我保证不会抛弃我，你会一直尽可能多地与我在一起，与我分享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如果你已经喜欢上了别人，那我只能去死。但是，在死之前，我必须鼓起勇气去工作，让生命充满价值，要是有你在我身边就好了。”尽管艾略特表现出了自己在爱情中的脆弱，但她的书信却自豪地包含了她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我估计以前一定没有一个女人会写下这样一封信，可是我并不会为此感到耻辱，因为我懂得，在理性和真正的教养面前，我都值得你对我的尊敬和温柔相待。”

斯宾塞对艾略特的情书不以为意。他的回绝十分坚定。斯宾塞后来这样写道：“缺乏身体的吸引力这一点是致命的。”他声称是艾略特远近闻名的丑陋致使自己难以对她产生感情，他不可能对她“粗壮的下颚、大大的嘴巴和鼻子”视而不见。斯宾塞认为自己的反应完全是生物学上的自然反应，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他写道：“尽管我对她的评价会强烈地鼓励我接受她，可我的本能却对她无动于衷。”因此，他永远也不会爱上艾略特。

艾略特对婚姻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她被迫去面对作为一个单身的无名女人的未来。她若要养活自己，就必须写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充满苦楚的解放，并且这件事还让她以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个世界。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描述了一种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状态一定与她那时候的感受很相似——“她可以把那一刻的体验比作一种在模糊状态中觉醒了的意识，她恍惚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她正经历着一场蜕变……她的整个世界都处于一场剧烈的动荡之中；她能够对自己说出的唯一一句明确的话就是：

她必须等待，重新去思考……这就是她痛失所爱的后果。”在被斯宾塞回绝后的几个月里，艾略特决定要“滋养自己饱满光润的乐观主义心态”，她拒绝让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不久，艾略特又一次坠入爱河，这一次是与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

在许多重要方面，刘易斯都与斯宾塞大相径庭。斯宾塞开始他的事业时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实证主义者，徒劳地为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寻找着一个使之合理存在的理论依据。实证主义消退以后，斯宾塞成了一位忠心耿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他乐于把从蠕虫到文明的一切存在都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来诠释。与之相反，刘易斯作为知识分子而闻名，凭借的是他的多才多艺，他写的文章涵盖了诗歌、物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在学术越来越趋于专业化的时期，刘易斯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代。然而他灵光闪现的思想却掩盖着一个令人绝望的不幸。像艾略特一样，刘易斯也同样怀有一颗破碎的心——他的妻子阿格尼丝（Agnes）怀上了他最好朋友的孩子。

刘易斯和艾略特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排遣忧伤的解药，前者后来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深刻而浪漫的神秘。刘易斯写道：“爱，足以抵挡所有的深思熟虑。”“我们在爱情中不可能‘明智而审慎’，我们爱上的不是我们选出的‘应该爱’的人，而是我们情不自禁爱上的人。”在同年年底，刘易斯和艾略特一起去德国旅行。他想成为一位“科学领域中的诗人”，而她则想成为一位“像科学般严谨的诗人”。

我们很容易把艾略特世界观的改变归功于爱，但对于生活的叙述并不是这般轮廓分明和简单。不过话说回来，刘易斯对于艾略特的确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是他鼓励她写小说，是他安抚了她的不安，是他把她的第一份手稿交给了出版商。

与斯宾塞截然不同的是，刘易斯从来不相信19世纪如日中天的科学。作为一位顽固的怀疑论者（Skeptic），刘易斯起初扬名还是因为他在1855年出版的《歌德传》（The Life of Goethe）一书。这是一部赞同歌德的观点的传记，将歌德对科学方法的评论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结合在了一起。刘易斯发觉，歌德对实证主义机械论持反对态度，推崇和尊重“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现象”。虽然刘易斯热切地承认实验心理学能够“为我们思想的器官”提供一个“客观的洞察视角”，但他还相信“艺术和文学”在真实性上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前者，因为它们真实地描绘了一个“心理世界”。在一个独尊野心勃勃的实验的排他时代，刘易斯仍然是一位多元论者。

刘易斯在《生命与心智之谜》（The 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这篇文章中对心理学做了总结性的回顾（这篇文稿是艾略特在刘易斯死后完成的）。他认为，大脑始终都会是一个谜，“因为它是复杂基础上的和谐统一”。实证主义者可能会劝别人同意他们索然无味的构想，然而刘易斯写道：“难以想象，要是任何一件事情都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而实际上，生命和生存还会如以往一样令人难以琢磨。”留一些神秘给生命吧，哪怕没有其他益处，心灵的自由也将是我们“无知”的必然结果。

当艾略特写完最后一部小说《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时，就已经认识到拉普拉斯和斯宾塞以及余下的那些实证主义者们都是错误的。宇宙不能够被提纯为一张一切注定、错落有致的因果之网。无论偶然和自由有多么脆弱，它们还是无处不在的。“好一个‘必然论’，”艾略特写道，“我痛恨这个丑陋的词汇。”艾略特读过麦克斯韦关于分子的理论，甚至把他演讲中的段落誊写在了日记上。她早就懂得，生命中没有什么事情会完全按照预言所说的那样发生。为了表达这一观点，艾略特以一段对人类的描写开始了《丹尼尔·德隆达》一书，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十分契合拉普拉斯的想象。故事描述的场景是一个阴暗的赌场，里面是一些郁郁寡欢的人。据艾略特的描写，他们所有人“就好像全都吃了某种由植物的根制成的迷药一样，每个人的大脑都千篇一律地运转着，进入了一个集体单调的行动死角”。这些赌徒完全丧失了选牌的能力，只能依靠发牌者来决定他们的输赢。他们被动地接受着自己手中必须要处理的每一张牌，他们的命运完全被冷酷无情的统计学法则所决定了。

在艾略特精心设计的情节中，赌场并不是一个随手选择的道具性场景——它是一个批判决定论的寓意性舞台。艾略特在搭建起这个展示被动机械式生活观念的舞台之后，就开始动手解构和批判这种观念所衍生出的弱智而愚蠢的简单化。丹尼尔进入赌场后，他暗中窥视着一位名叫关德琳·哈利斯（Gwendolen Harleth）的女人，她始终是一个人。“就像半空中的一枚骰子一样”，关德琳身上散发着一种莫名的魅力。她的神秘立即吸引了丹尼尔，她凌驾于赌场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上。关德琳并不像只是等待着命运被驱遣的那些守株待兔的赌徒，她看上去是自由的。丹尼尔凝视着她，心里暗中诧异：“她美还是不美呢？是怎样一种充满奥妙的形态和神情让她的目光充满了生机？”

艾略特用赌场提醒我们，我们同样是神秘的，是一种“充满奥妙的形态”。因为关德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所以作为自己的“决定者”，她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将如何绽放。甚至后来在她被迫陷入与邪恶的格兰德考特（Grandcourt）的婚姻沼泽中时——尽管那位邪恶的丈夫“声音就像夹拇指的刑具一样有力，像刑架触到皮肤时那样冰冷”，她依然能够保护着自己的自由。艾略特用她创造出来的这类人物时时都在提醒我们，人类的自由是内在的，因为我们是没有固定答案的等式。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人就是我们自己。

虽然乔治·艾略特摒弃了她那个时代的社会物理学，但却欣然地把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称为“新纪元”的开始。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刚刚出版的1859年，艾略特就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她立即意识到漫长浩繁的生命历史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连贯的结构骨架，它可以还原我们的生命本真。实证主义者相信生命的混沌只是虚假的表象，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有必然性的物理学法则作为基本原理；而达尔文主义则认为偶然性是自然界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按照达尔文的观点，在一定的人口中，纯粹是偶然的机缘决定了他们多样性面貌的形成。基因突变（genetic mutations）——达尔文原把它们称作“saltations”，是不遵从任何自然法则的。这种多样性在有机物中创造了不同级别的繁殖种类，从而导致了适者生存的情况。正是因为有了混乱，才有了生命的发展进化，所以说混乱并不是生命进化的阻力。为什么自然蕴含着诸多苦难和不测？这个让神学家犯难的问题，成了达尔文为世人阐释生命万象时所揭示的谜底。

让艾略特对达尔文如此着迷的是偶然性所敞开的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拥抱。眼前的叙述本身就是未知的，因为它是被各种构成因素肆意的变化所左右的。生命的进化依赖于那些无法辨清原因的事件。斯宾塞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解决生物学上的一切奥秘（物竞天择也被斯宾塞纳入了所谓新的社会物理学），但艾略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反倒让这个奥秘更加扑朔迷离了。正如艾略特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于是，世界一步步地走向了大胆的明晰和坦诚！可对于我来说，发展理论（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对于事物产生过程的所有其他解释，若是与这些过程下隐藏的奥秘总量相比，都显得如此缺乏说服力。”因为进化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方案——它只不过是无数错误累积的总和，生物学仍旧是不可测知的。艾略特坦承：“甚至是科学这个严格的测量者，为了方便研究问题，都被迫以一个虚构的单位作为开始。”

生命内部固有的奥秘是艾略特艺术的最意味深长的主题。她的艺术反对实证主义的自夸——他们以为总有一天，一切奥秘都会被几个万能公式所定位。然而，艾略特总是对我们不能知晓的事物最感兴趣，对于现实中不能被简化的那些方面最感兴趣——“如果我们对所有平淡的人类生活持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热切的情感，”她在《米德尔马契》中提醒我们说，“那就好像听到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我们应该强烈地感受到这寂静背后的呼啸声。照这样看来，我们中因走得最快而听不到那些声音的人简直是蠢到家了。”她的小说中有一些人物否认了世界的神秘性，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只是幻觉，现实是被抽象的法则所支配的（他们正巧发现了这个法则）。这些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是反派角色，相信那些“缺乏说服力的思想”。艾略特很喜欢引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悼念集》（In Memoriam）中的话——“真诚的怀疑中往往怀有更多信念，相信我而不是相信那些不坚定的所谓信条”。

艾略特的杰作《米德尔马契》包含了对被拉普拉斯称为“世界最终法则”的两项还原理论公式的探究。书中多萝西娅·布鲁克（Dorothea Brooke）自命不凡的丈夫爱德华·卡苏朋（Edward Casaubon）日日夜夜写着一本名为《世界神话索引大全》（Key to All Mythologies）的书，这本书可以揭示各种宗教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艾略特认为，他的作品注定会失败，因为他已经“迷失在狭窄的密室和旋转楼梯里了”。卡苏朋最后因“心脏脂肪变性”濒临死亡，这种病难得一见，这似乎也是艾略特宣告此类理论“必死无疑”命运的寓意象征。

此书中野心勃勃的乡村医生特蒂斯·利德盖特（Tertius Lydgate）也正致力于一项同样徒劳无功的研究，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所谓“生命的原始组织”（primitive tissue of life）。他的愚蠢探求是此书作者影射斯宾塞生物学理论的又一处妙笔，艾略特很喜欢嘲笑这一类换汤不换药的理论。就像卡苏朋一样，利德盖特一直高估了自己所坚持科学的解释效力。然而，无情的现实最终侵入了他的美梦，他的科学事业一落千丈。经历了几场财政灾难以后，利德盖特最终成了一位痛风病医生，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废物——他没有完成自己本该做的事情”。他的生活恰恰验证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局限性。

卡苏朋死后，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爱上了威尔·拉迪斯拉夫（Will Ladislaw），他具有诗性气质，明显地象征着自由意志。（威尔“奋力地反抗着遗传带给他的污点”。）悲惨的是，因为卡苏朋的临终遗嘱，多萝西娅不能够追求真爱，如果她嫁给了社会地位低下的威尔，就会失掉她的财产。因为这个缘故，她只好作为一个寡妇，困守着不幸与痛苦。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多萝西娅充满了失意和沮丧。但是后来，威尔回到了米德尔马契，回到了多萝西娅的身边，他的出现让多萝西娅觉醒过来，她意识到自己真心想要与威尔在一起。若是没有自由，金钱也只不过是纸片。她放弃了卡苏朋的遗产，与真爱浪迹天涯。拥抱威尔是她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从此，他们“在充满了光明和美妙文字的国度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然而，《米德尔马契》这部小说摒弃了所有能轻易得出的答案，貌似简单的大团圆结局并没有降低它的复杂性。弗吉尼亚·伍尔夫甚至把《米德尔马契》这部小说称为“少数几部为成年人所写的英国小说之一”。艾略特阅读了太多达尔文的著作，这让她难以相信快乐能够持久地维持下去。她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一个“艰难并且让我们感到不适的现实命运里”，这就是为什么多萝西娅作为一个女人在小说的结尾处终究不能保持单身的原因，而这其实让艾略特十分介怀。多萝西娅还是受制于19世纪的社会习俗，正如艾略特在小说最后的段落中告诫的，“没有哪一个生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内在力量，以至于能够全然不受外部事物的支配”。

在艾略特构思出的错综复杂的情节中，她想要展示出外在和内在以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现实命运实际上是如何难舍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每一个限制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艾略特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这样概括说，“境遇为我们拓展前行之路提供了所需的原料，尽管‘不要以卵击石，为了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折翼’这一点很重要，但是你总有可能会‘用尽灵魂的全力去争取使实现变得更好的可能’。你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