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物理学

艾略特所在的时期是一个理性之花绽放的时代，那时，人类自由的问题成了科学辩论的中心。实证主义是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它向人们允诺了一块“理性乌托邦”的疆土。在这一乌托邦世界中，科学原理使人类的存在变得完美。正如由神话与仪式构建而成的神学世界已经让位于哲学世界一样，科学实验和钟形曲线（bell curve）同样也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而应该被淘汰。经过漫长的时间，自然之谜终将被完全解开。

人们很难抗拒实证主义所许下诺言的诱惑。知识阶层开始展开双臂拥抱实证主义理论，统计师成了名流，每个人都在寻找测量的对象。对于年轻的艾略特来说，她的大脑中总是充满了新思想，而实证主义似乎更像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信条。在一个星期天，她突然决定不再去教堂了。她断然确信，上帝不过是虚构出来的，她所信仰的新宗教应该是理性的。

就像所有宗教一样，实证主义自称能够解释一切。从宇宙的历史到未来，对于实证主义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深广到不可解决的程度。但是实证主义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很多角度上会将自身瓦解的问题，就是自由意志这一悖论。牛顿的重力理论使得天体中的月食动态变化过程变得神圣，这激发了实证主义者的灵感，他们竭力想要争取在人类的运行动态中发现一个与重力理论类似的规律。依照他们沉闷的哲学来看，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被看不到的线所操控着的真人大小的玩偶而已。

这一人文科学的创始人是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还担任过拿破仑的内政部长。当拿破仑问拉普拉斯为什么他关于宇宙定律的五卷著作中对上帝只字未提时，拉普拉斯回答说：他“不需要做那种特定的假设”。拉普拉斯不需要上帝，因为他相信概率论（Probability theory）——他坚信凭借自己的这项奇异的发明，值得一问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包括人类自由这一远古奥秘。

拉普拉斯是在他研究的行星运行轨道中得到概率论的想法的，但是他对天体运行论的兴趣远远不及观察人类所蕴含的运行规律那么大。拉普拉斯知道天文测量很少能够按照牛顿定律去运行。太空远不像钟表那么精准，而天文学家对它的描述则又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比起人类的视觉，拉普拉斯更相信天体的运行法则，他相信这种不规则的观察现象源于人类的失误。他知道，即使是两位天文学家同时根据观测结果绘制同一星球运行轨道的图表，他们的数据也会各不相同。这种偏差并不在于星体，而在于我们自己。

拉普拉斯发觉这些差异和分歧都可以被克服，其中的奥秘在于将这些偏差进行量化。观测者要做的只是标记出观察中出现的差异，然后运用最新研究出来的钟形曲线，找到概率最大的那个观察结果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跟踪行星的运行轨道。统计学就这样战胜了主观性。

然而，拉普拉斯的理论并没有局限于解释木星的轨道或金星的自转。在《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Essai sur les Probabilites）一书中，拉普拉斯试图将他为天文学研究出来的概率理论应用于其他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他想要向人们展示，人文科学是可以被“理顺”的，数学沉着理智的逻辑会消除他们的无知。毕竟，天体力学中所蕴含的原理与社会机制中的相差无几。正如天文学家能够预测一个行星未来的运动轨道一样，拉普拉斯认为不久之后人文科学同样能够可靠地预知它自己的表现。一切尽在数据的计算之中。他把这项大胆的新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

拉普拉斯不仅是一位大脑敏锐的数学家，还是一位善于推销自己思想的精明的游说者。为了让世人相信他新发现的“数字占卦术”总有一天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包括预测未来，拉普拉斯发明了一项简单的思维实验。他假设了一种想象的造物（他把它称为“精灵”），“能够知晓那些让自然运作起来的一切力量”。据拉普拉斯说，这种生物无所不知。因为一切都只是物质，而物质又遵循的是短短的那么几页宇宙定律（比如重力定律和惯性定律），所以熟稔了这些定律就相当于对所有事物的一切都了然于心了。你只需设计出一堆方程式，然后通过运算破译出结果就行了。人类最终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机器人”。与上帝一样，自由意志也随之成了一场幻觉，我们会发觉自己的行为真的能像预测行星轨道一样被预测出来。就像拉普拉斯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把宇宙当下的状态想象成它之前状态的后果，想象成它将来状态的原因。在这里，没有自由的位置可言”。

就在拉普拉斯和他的追随者把物理学当作真理的典范一样锲而不舍地追寻时（因为是物理学解开了人类生命最终法则的谜团），物理学家们才刚刚发现，现实远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1852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阐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宣布，宇宙注定要陷入一片混沌之中。所有物质都将慢慢地转化为热量，转化为炽热的熵。根据汤姆逊的热力学法则，拉普拉斯正竭力消除的误差——混乱这一缺陷，其实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未来。

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发现了电磁理论（electromagnetism）、彩色摄影原理（Principles of clour photography）以及气体动力学说（kinetic theory of gases）。他进一步深化了汤姆逊的宇宙悲观论。麦克斯韦认识到，拉普拉斯提到的无所不知的精灵其实违反了物理学定律。既然连混乱都是真实的（它甚至在日益增加），科学的能量也就有了限制和边界。毕竟，纯粹的熵不能够被化解，也没有什么精灵能够知晓一切。

1865年，由保罗·阿道夫·拉简（Paul Adolph Rajon）依据弗雷德里克·威廉·巴顿先生（Sir Frederick William Burton）为乔治·艾略特完成的肖像画所创作的一幅蚀刻版画

可麦克斯韦并没有就此罢休。拉普拉斯坚信人们能够轻易地将统计学定律应用于特定的问题，而麦克斯韦的气体研究则让他参透了相反的道理。气体的温度完全由它内部原子的运动速度所决定，这意味着，原子的运动速度越快，气体的温度就会越高，而麦克斯韦从中悟到的却是：速度只不过是统计出来的平均值。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原子个体其实都在以不同的速度运动。换句话说，所有的物理定律都仅仅是“近似”的。在人们把这些定律应用在真实而独特的情况下时，往往并不能够达到完全精准的程度。而拉普拉斯的理论假设科学定律是普遍而绝对的，这让麦克斯韦的观点与拉普拉斯的社会物理学大相径庭。正如一个行星的位置能够从它运行轨道的计算公式推断出来一样，拉普拉斯相信，人类的行为也可以在图表上标记出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麦克斯韦知道，每一种定律都有它自己的缺陷。科学理论虽然是实用的东西，但却不是映照现实的完美之镜。社会物理学是在一个错误的见解上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