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对我来说，写作有两种形式

我们继续讨论一些围绕写作的话题。首先，我想先跟您讨论一下您已经完成的作品。根据您迄今为止完成的作品的样貌，为了研究之便，您是否同意我把您的作品分成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界限分明：小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传性的）、“自传性叙述”（我在此加引号，表明这些分类都不是很确切）和日记。目前为止，您已经用日记出版了四本书。您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一个区域切换到另一个区域时，是否会感到一种变换，还是说这些不同的类别是同时进行的？

我感觉我写的东西像围着同一个坑不断地往下挖。不过我承认我有不同的写作方式。首先是虚构，这种形式不言自明。《空衣柜》《他们所说的或空无一物》和《被冻住的女人》是我最初出版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封面上都标着“小说”二字。然后是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随着《位置》出现的，可以被称为“自传性叙述”。因为我极力避免虚构事件，除非是记忆错误，我写的事情连细节都是真的。文本中的“我”跟书封面上的名字终于合为一体了。简而言之，我的叙述是准确的，其中一切的细节都经得起核实，不论是警方出面的调查还是传记作者的调查都可以。而且，传记作者经常跟警方调查到一块儿去！然而，我对“自传性叙述”这个术语并不满意，因为它没有充分说明问题。这个词显然指出了最基础的一面，即与小说相比，自传性叙述的写作姿态和阅读姿态截然不同，但是这个词并没有传达出文本的目的，也没有说清楚文本是如何写出来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个词矮化了这种写作形式，人们可能觉得自传性叙述不过是“作者在谈论自己”。然而，《位置》《一个女人》《羞耻》和《事件》的一部分内容其实并不是自传，反而是社会自传（auto-socio-biographique）。《简单的激情》和《占据》是用非个人的方式分析个人的激情。总的来说，我在第二个阶段写出的文本都带有“探索”性质。在这些文本中，与其说是讨论“自我”或是“找到”“自我”，不如说是迷失自我。让自我迷失在更广阔的现实中，迷失在一种文化、一种境遇和一种痛苦中……与我最开始写的那些小说相比，我感觉我有了一种阔大的自由，自然地，这也是一种强烈的自由。在我拒绝虚构的同时，边界消失了。在形式方面，一切的可能性都对我敞开了。

在我的写作中，我倾向于把日记与其他类别分开。首先，因为日记是我最初的写作形式，没有具体的文学企图，完全是为了写下隐秘的想法，日记只服务于生活。我从16岁起开始写日记，那是一个心痛欲绝的晚上，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把我的一生投入写作中。我记得我最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还想着要努力“好好写”，很快我就转向了即兴。我不会划掉已经写下的内容，也不在乎形式，也没给自己立下多久就要写一次的规矩。总之，我是为我自己而写，是为了释放隐秘的情感，完全没想过把日记本给任何人看。当我开始写要发表的作品以后，我在私人日记中延续了从前写日记的态度。我即兴地写，不在乎审美角度的评价，不给别人看（我的日记本一直都藏得很好！）。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不会过多地“预设”读者。

我总是把我正在写的书和我的私人日记分得很开。在我正在写的书里，一切都要营造、要决定，要服务于文本的目的，这一切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在私人日记中，是时间决定了结构，生活中当下发生的事是素材。因此私人日记有更多的限制，不那么自由。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搭建”一种现实，我只是留下存在的痕迹，把一些东西放在那儿。私人日记没有具体的用途，也没有截稿日期，单纯就是在那儿而已。不过我还是得把真正的私人日记和有具体计划的日记区分开，有具体计划的日记指的是《室外日记》和《外面的生活》这两本书。在这两本书里，我主动选择了不做内省，不讲个人性质的小故事，行文中很少出现“我”。在这两本书中，未完成的结构、碎片和时间线作为框架影响了日记的形式，而这些都服务于我的选择和意图。我想做的是某种类似摄影的东西，记录日常现实，城市的、集体的日常现实。

现在稍稍总结一下：写作于我而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时进行的多个文本（也包括《室外日记》和《外面的生活》），另一种是我在一旁写的日记，我像从前的人那样写日记，而且写多种形式的日记。（在私人日记之外，我从1982年开始写“写作日志”，记录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和问题，我写得很草，用很多省略和缩写。）在我心里，这两种写作模式是相反的，一种是“公共的”，另一种是“私人的”；一种是文学，另一种是生活；一种是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是未完成的状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阿奈伊丝·宁（Anaïs Nin）曾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想享受，不想加工。”这样来看，我在私人日记中大概是在享受，而我在其他文本中是在加工。比起享受，我更需要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