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概览

一 城邦时期的建城活动

约公元前96世纪，随着上一次冰河时代或新仙女木事件[16]引起的寒冷和干旱气候的结束后，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城市的雏形，或称原生城市[17]或似城聚落[18]。及至约公元前70世纪，杰里科的面积已达约4公顷，有居民1000人—2000人以及有简单的城墙、护城河和瞭望塔。[19]在迦南语中，杰里科意为“月亮”，这表明杰里科人对月神的崇拜。考古学家还在杰里科发现了固定的祭祀场所，通常是一所较大的房子。但总体来说，这时的杰里科不是真正的城市，因为遗址中的住宅多为单间，房屋和墓葬看不出等级差别，亦不见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迹象。

稍晚的原生城市有约公元前65世纪位于小亚中南部萨塔尔休于和约旦地区的艾因加扎勒：前者面积约为13公顷，居民约为6000人；后者面积超过12公顷，居民为2500—3000人。[20]在这两个原生城市中手工业已与农业初步分离，如萨塔尔休于已出现石器、皮革、木材和紫铜加工以及陶器和服饰制作等行业。此外反映居民社会生活的雕像和壁画等艺术作品也已出现。

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要追溯至包括叙利亚[21]、两河流域、小亚和伊朗高原西南部等在内的西亚城邦时期的城市。目前已知的这类城市不仅在规模上要比早前的似城聚落大得多，而且在数量上“不胜枚举，宛若繁星布满天空”[22]。

埃利都是公元前54世纪由苏美尔人建立的第一座城市，城中建有该城守护神——水神恩基——的规模庞大的神庙，反映了史前时代有关大洪水的传说。[23]此后苏美尔文明的重心北移，乌鲁克、基什、拉伽什、乌尔和尼普尔等城邦的地位都超过了埃利都。

乌鲁克城是苏美尔文明最早的城市和宗教中心之一，在公元前27—前25世纪的早王朝二期[24]人口已达两三万人，面积约1100英亩。[25]乌鲁克城墙长约10千米，《吉尔伽美什史诗》曾盛赞道：“乌鲁克的城墙闪耀如铜币，没有其他任何城市的城墙堪与其媲美！登上去并漫步一周吧。”[26]城内建筑1/3是神庙、1/3是居住区、1/3的园林及其他功能区。其中供奉天神安努的白庙[27]占地57英尺×73英尺，基座用砖砌成，共分三级，上面建有神殿和耳房。[28]

尽管城邦之间争战不休，但可追溯到公元前52世纪建城的尼普尔极少被殃及，因为这里是主掌大地、天气、风暴和战争的众神之王恩利尔的驻陛之地，许多街道都以神祇之名命名，是名副其实的圣城，其地位如同后来的耶路撒冷和麦加。[29]

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美吉多建城于公元前35世纪，占地3.5英亩，既是军事重镇，也是贸易枢纽，军队和商旅从这里出发，往北可至黎巴嫩，往东可抵幼发拉底河畔。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西岸的卡尔凯美什建于公元前30世纪，占地240英亩，城墙高耸坚固，城内庙宇、宫殿和市场鳞次栉比。[30]地处幼发拉底河中游南岸的马瑞城建于公元前30世纪，王宫规模浩大，壁画精美绝伦。

以苏美尔城市为代表的西亚城邦以一个或多个筑有大规模土坯围墙的城市为中心，面积不大，“城市居民”[31]在1000—10000人，普通城市的居民不过数千人，少数大城市则可逾万人。这些城市“总是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32]，神庙成为当然的城市中心，通常建于城市制高点上。[33]

二 王国时期的建城活动

继苏美尔等城邦之后兴起的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和中巴比伦王国，新建或重建了阿卡德、乌尔和巴比伦等城市，与城邦时期的西亚城市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神权统治发展阶段”[34]，只是规模更加庞大、功能更加齐全、布局更加合理，有文献因此把精美的首饰比喻为“形状像城市一样”[35]。

阿卡德王朝开国君主萨尔贡没有选择任何一座苏美尔城市作为首都，而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另建新城——两河流域“最早的都城”[36]——阿卡德。“与受到大自然束缚的早期城邦不同，萨尔贡的新都能够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原材料、制成品和奴隶”[37]，“停泊船只的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满载各种货物的大小船只畅通无阻”[38]，而此前长途贸易的控制权是分散于各城邦的。此外，阿卡德城虽然“祭司—庙宇结构依然存在，但由于该城为军队所建，所以世俗—军事设施占据了支配地位”[39]。

公元前21世纪，乌尔第三王朝的创立者乌尔那姆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部分城邦，这使得在首都乌尔大兴土木成为可能。[40]乌尔始建于公元前30世纪上半叶，位于乌鲁克东南，接近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注入波斯湾的河口地带。作为最早出现的苏美尔城市之一，乌尔据传是《圣经》里先知亚伯拉罕的故乡。[41]历史学家也以此城命名苏美尔人所建的三个王朝——乌尔第一王朝、乌尔第二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乌尔城占地150英亩，居民达到2.4万人。[42]城周绕以厚实的土坯围墙。城外是市郊农业带。城中有南北向纵横交错的棋盘式街路，以及塔庙、神庙、王宫、贵族府第和市民住宅等建筑，大多数建筑为两层，室内有浴室、输水管和排污系统。乌尔塔庙是夯土的，塔基长63米、宽43米，塔身呈梯形，分四级，塔顶有神龛。

公元前1894年，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伦王国，定都巴比伦。[43]古巴比伦王国的兴盛带来了治下的乌尔、拉尔萨、乌鲁克、基什、迪尔巴特、埃什努那、西帕尔和巴比伦等城市的繁荣。

西帕尔是太阳神沙马什的祭拜中心。古巴比伦王国第二任国王苏穆拉伊鲁（公元前1880—前1845年在位）统治的第29年的年名即为“国王苏穆拉伊鲁兴建西帕尔城墙之年”，这位国王又将女儿送进西帕尔的神庙出任沙马什的那迪图女祭司一职。[44]

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穆拉比在位期间，巴比伦成为王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盛极一时，被誉为“众神之门”，意为“诸神由此降临大地”[45]。除了西帕尔和巴比伦，汉穆拉比还“修复了在拉尔萨、埃利都和拉伽什等城的神庙，并同样重视基什和波尔西帕等城的建设”[46]。在历代君主的治理下，古巴比伦王国大小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活跃，适用于不同族群、涵盖广泛的民事和刑事领域的《汉穆拉比法典》应运而生。法典前言写道，“伸张正义于世，消灭邪恶不法之徒，使强不凌弱，使我犹如太阳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47]。

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从小亚南下，攻陷巴比伦，灭亡古巴比伦王国，不过其主要目的是劫掠财物，因此很快返回幼发拉底河上游赫梯腹地，赫梯人的盟友加喜特人乘机进占巴比伦，并以其为首都建立了中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多数城市仍延续了数个世纪甚至千年之久，如巴比伦直到公元前704年才被亚述帝国国王辛那赫里布平毁。

总之，在城邦主导时代，西亚城市的防御体系开始形成，高耸的城墙将城市与城市、定居者与游牧者明确地区分开来。[48]

西亚城市中的神庙建筑一脉相承，通常由塔庙、神庙、居住区、厨房、仓库、作坊和外墙等构成。塔庙是建筑群中最宏伟的建筑，一般有七层，寓意七重天，代表人间与天界的距离，最顶层为神龛。神殿位于建筑群的最深处，正面为神殿、两侧为耳房、中间为庭院。外墙通常饰以规则的凹凸交错壁面，从中巴比伦王国时期开始在凹凸处放置男女神祇雕像并用波纹串接，象征生命和福祉连绵不断。

在王宫建筑出现之前，城邦统治者在神庙里居住办公并发号施令；神庙的仓库里存储着城邦通过贸易活动和军事征服等方式获得的财富；神庙前的广场同时承担着城邦居民交易生活必需品的场所的角色。随着王权的强化，王宫开始出现并成为政治中心，但神庙作为宗教中心的功能仍保持了千年之久。[49]目前所知古代西亚王宫建筑最早出现在早王朝末期两河流域南部的基什城邦。叙利亚北部的马瑞王宫遗址的时代也比较早，属于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50]在城邦主导时期的西亚城市中，城市与乡村虽然还没有完全分离，如一些文献中经常出现诸如“在这座城市的灌溉区”，“在该城丰收的大麦收割之后”[51]之类的记载，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明确，出现了脱离农业生产的手工业者、商人和管理者：作为管理者的统治者和祭司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上层，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则构成城市居民的下层。复杂社会的管理体系开始形成，有了专门的管理者，即后来的官僚；有了产品再分配体系；有了计量记录体系，文字开始出现，印章广泛使用。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中迅速崛起，成为整个体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