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俗讲”“转变”的影响
当“俗讲”“转变”伎艺在脱离宗教的世俗化、伎艺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民间的说唱艺术互动、交融在一起时，它便开启了职业化说话伎艺的先河，而作为“俗讲”“转变”之书面化、文本化的“变文”[33]，也便逐渐朝着小说话本的方向演化了。王重民先生就分析指出：“变文是由说白和唱词两部分组成的，而变文的特征更侧重在唱词部分。但变文的内容是讲唱故事，听众的要求，也是以故事的细腻生动和新奇有吸引力；由于变文在描写艺术上的限制，发展到相当时期，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就必需改进自己的结构——把说白部分拉长，增加描写的力量；把唱词部分缩短，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这就是向着小说话本去转化了。”[34]
宋代都市瓦舍众的流行“说话”，特别是作为“说话”四家数之一的“说经”“说参请”，就与“俗讲”“转变”一脉相承。也可以说，“俗讲”“转变”发展到宋代，有一部分衍化为演说佛书的“说经”和演说宾主参禅悟道的“说参请”；另有一部分则改头换面，更新内容，转变成了“小说”中的说“灵怪”。至于“俗讲”“转变”在题材内容上与宋元说话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就更显而易见了。孙楷第先生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一文中说：“现在，我们见的敦煌本变文，有说《列国志》的，有说《汉书》的，这是讲史；有《舜子至孝变》，有《昭君变》，这是小说传奇；有《唐太宗入冥变》，这是小说灵怪。甚而有把眼前的人作为讲谈材料的，如张义潮、张怀深。张义潮和他侄子张怀深，是唐末的民族英雄。我们现在看的两个关于他叔侄的变文，就是对本人说的。这是写士马金戈的小说。”他还明确指出：“‘俗变’讲历史的，便成了宋朝说话人的讲史一派。‘俗变’讲一家一人的，便成了宋朝说话人的小说一派。”[35]而在演述程式上，“俗讲”“转变”对宋元“说话”的影响也很明显。孙楷第先生分析说：（说话）“开端有诗，相当于押座文。正讲前有入话，相当于开题。煞尾有诗，相当于解座文。这是讲经转变的老规矩。初开场有诗歌，是教人精神收敛收敛，好听讲。正讲入文前有开题，是先释大意，使座下人有正式听讲的准备。讲罢有诗歌，是怕听讲人临走心乱，使他在走以前精神镇静镇静。这一时的镇静，可能对方才讲过的想一下，如吃美食，觉得有回味。”[36]至于说经之正文，“都在白文中间夹带诗歌，这是要大众在听讲中间，不断得到歌声的安慰，对台上讲的话，更容易接受领悟”[37]，这对宋元“说话”在散文叙述中穿插诗词、韵语，无疑也是有所启发的。
至于今存敦煌藏卷中的叙事类文本，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八相变》《降魔变文》《目连变文》《季布骂阵词文》等，考虑到它们多半是记录“俗讲”“转变”的书面文本，其主要目的是供人传抄和案头阅读等，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具备了白话小说文体的基本特点（即以通俗易懂的散文为主，来叙述带有一定虚构成分的故事），因此不妨将它们看成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雏形，或“可以算作广义的小说”[38]。
总之，唐五代时期的“俗讲”“转变”，既是宋元“说话”之先声，同时又孕育了我国早期的通俗小说，因此它们在说唱文学史和小说史上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
（本文曾以《敦煌演史类变文的美学特征及小说史意义》为题，发表于《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2年第3期摘要。收入本书时作了修改、补充）
[1] 于天池、李书：《是“说书俑”还是“俳优俑”？——汉代崖墓“说书俑”考辨》，《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2]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9页。
[3]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侯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19页。
[4] （唐）元稹：《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6页。
[5] 参见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6] （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7]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
[8] 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9]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参见李剑国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2页。
[10] 参见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11] 日本僧人圆真在《佛说观音普贤菩萨行法经记》中记载说：“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胡三省释“俗讲”云：“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见《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3页。
[12]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13] （唐）赵璘：《因话录》卷四，收入《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6页。
[14] 《全唐诗》（增订本）卷七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858页。
[15] 《全唐诗》（增订本）卷三百○一，第3430页。
[16]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1页。
[17]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33页。
[18]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2页。
[19]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304—305页。
[20]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8页。
[21]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41页。
[22]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28页。
[23]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4页。
[24]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3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4页。
[25] 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26] 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载《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第91页。
[27]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167页。
[28]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531页。
[29]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146页。
[30]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172—1173页。
[31] 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第1191、1196页。
[32] 参见[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33] 王重民、周一良在《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指出：“早在公元六世纪以前，我国寺院中盛行着一种‘俗讲’，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路工在《唐代的说话与变文》（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俗讲的记录本，称为‘变文’。”“变文是僧徒——职业的唱导者宣唱的记录本。”俞晓红在《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对“变文并非转变、说话的底本，而是一种记录本、听写本”，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富世平在《敦煌变文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变文包含说唱用的提纲式的底本、口述记录本、手抄本、转写本等。现存的变文作品，不管其实际情形怎样，基本上都属于口头说唱性质的文本。
[34] 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05页。
[35] 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第7页。
[36] 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第9页。
[37] 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第9页。
[38]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