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现实生产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用以影响和改造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一种力量；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本身。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影响和改造自然力量的物质标志。不同的自然物，纳入生产过程成为劳动对象，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表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劳动者是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和操纵者。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都是一堆死物，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中，彼此都要发生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所以，在分析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经济之前，非常有必要先分析西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

民主改革前，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僧侣领主庄园制管理形态特征。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儿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列宁同志也指出：“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7]在旧西藏的社会里，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构成西藏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三大领主”即地方政府、贵族和寺庙，藏语称为“训干曲松”；“训”意为地方政府，“干”或“干亚巴”，意为贵族或世家，“曲”，意为寺庙或寺院。西藏的农奴主阶级，占西藏总人口的5%，基本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包括耕地、牧场、森林、山脉、河流及绝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具体地说，西藏约有300万克[8]实耕土地（一克土地约合1.5市亩），其中：地方政府占31%，贵族占30%，寺庙占30%。西藏贵族有200户左右，大贵族有20多户，他们每户有几十处庄园，上万克甚至几万克的土地。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奴阶级，一般是由“差巴”（即支差的人）和“堆穷”（即小户）两部分人构成。他们隶属于各自的领主，没有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另外，还有5%的奴隶，称为“朗生”（即家奴）。这些人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终生从事各种沉重的劳动，是受剥削和压迫最深重的奴隶。

“三大领主”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统治和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豢养了3000多名藏军，用来镇压广大农奴阶级的反抗，并以“三等九级”的“法律形式”予以保护。僧俗贵族阶级除了用暴力机器残酷镇压农奴阶级以外，最险恶的还是充分利用宗教手段，大肆贩卖“天命”“神权”等骗人毒素，在思想上麻痹劳动群众的斗志，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达到他们用皮鞭、镣铐、屠刀所达不到的目的。

藏传佛教宣扬：每个人都有灵魂，当肉体死亡时，灵魂就离开肉体，进入另一个世界，即“阴间”。“阴间”的阎王爷，根据个人生前的善恶表现，决定这个人下一世的富贵贫贱，简称叫作“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认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是由他的“前世”行为决定的；“前世”干了善事，今世就享受富贵；“前世”干了恶事，今世就沦于贫贱。要解脱痛苦轮回，就要“行善”“积德”，以求“来世”幸福；这样人死后的灵魂才可以升天成佛，到达西天“极乐世界”，至少可以“投胎转世”到富贵人家享受荣华富贵。要想“来世幸福”或进入“天堂”，就必须“忍辱无诤”，无论受到什么样的苦难，都要忍受，听天由命，不得反抗，心中绝不生怀异端。否则，人死后不但不能升入“天堂”，反而要下“地狱”，遭受更大更重的苦难，甚至永世不得翻身。因此，“今日再苦也是暂时的，来世幸福则是永远的”。

列宁同志深刻地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9]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0]列宁同志还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1]宗教在藏区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