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对象和意义
中国与伊朗的往来与交流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史对此的记载，始自《史记·大宛列传》之“安息”国，之后历代的史书皆延续了这一传统。而考古发现更把中国与伊朗的接触时间大大前推。可以说，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亚洲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就从未中断过。至蒙元时代，蒙古人对世界的征服，使中国与伊朗第一次处于同一个大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这一时期两国之间的往来关系具有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征。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宪宗蒙哥与世祖忽必烈的同母弟，其身份极其尊贵。1252年，他受蒙哥汗之命率兵“征西域素丹诸国”，[1]先后攻灭盘踞祃拶答而（Māzandarān，今译马赞德兰）的木剌夷诸堡垒，推翻报达（Baghdād，今译巴格达）的黑衣大食政权，并一度占领了苫国（Shām，即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他征服的这些地区，构成了后来伊利汗国的大体疆域。然而在旭烈兀西征之初，他只是作为蒙哥合罕派出的代表，率领着从各支蒙古军队中抽出的五分之一的人马向西征服。这些即将征服的土地当时并未被许诺给旭烈兀，他在伊朗一直是以合罕“代理人”的身份实施统治。直到蒙哥去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际，忽必烈为了得到旭烈兀的支持，才将“自阿母河至苫国及密昔儿（Miṣr，即埃及）遥远边境的土地”投桃报李地赐封给了他。[2]自此之后，旭烈兀控制的这些地区正式成为他的合法领地，并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后裔继承统治。
在当时的波斯语文献中，这片东至阿母河、西至小亚细亚、南至波斯湾、北至高加索的广大领土，常常被称作“伊朗”（Īrān）或“伊朗之地”（Īrān Zamīn）。[3]而一些史料和钱币上出现的“伊利汗”（Īlkhān）一词，则被用以称呼旭烈兀及其继任诸汗，[4]这个政权和王朝也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伊利汗国”（Ilkhanate）和“伊利汗朝”（Ilkhanid）。
一方面由于旭烈兀与忽必烈的同胞亲谊，另一方面更因为元朝与伊利汗国地处整个蒙古帝国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需要它们共同对付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是以，元朝和伊利汗朝这两个王朝自成立之始，就建立了较之其他汗国更为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直至两个王朝灭亡。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3—14世纪这将近百年的时段中，伊朗与中国的人员往来、物质交流、文化传播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对中国方面来说，大批入华波斯回回将伊朗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原汉文明土壤中。蒙古统治者对色目人的倚重，促使回回文化对元朝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土文明产生了相当强势的影响。大量的汉文史料与考古资料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也因此得到学者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5]
相较而言，中国与伊朗交流的另一方向，即中国文明向伊朗的传播情况，则显得晦涩不明。这一研究现状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因素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往往更偏重于本土，更关心外来文化带给中国的影响，而相对较少关注中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进程。而更重要的客观原因则是史料的限制，汉文文献对遥远西方世界的记载较为匮乏，仅借助汉文史料，难以对伊朗伊斯兰地区的历史做深入研究。相反，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穆斯林文献，对这一研究而言，不论价值还是数量都超过了汉文史料。刘迎胜先生曾指出：“就元史、蒙古史史料而言，汉文文献详于内地，略于西域；而穆斯林史料却恰恰相反。”[6]正因如此，要研究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历史，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是要利用的最主体、最重要资料。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搜集、整理、校勘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一些重要的文献相继得到刊布出版、翻译和注释。时下，文献及各种形式的资料储备已经能够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较好的基础。
在这样的前提下，今天来研究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既是可以实现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现今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我们有必要，也亟须讨论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问题。本书即将考察的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就是尝试在古代历史范畴中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二 学术史回顾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史，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持续关注。20世纪初，我国历史学家张星烺出版了中外关系史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第六编“中国与伊兰之交通”梳理了整个古代中国与伊朗的往来交通历史。这部资料汇编，将汉文古籍中的相关史料尽可能地全部辑出，为研究中伊关系史奠定了基础。[7]
20世纪80年代，朱杰勤先生出版了《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与伊朗往来交流通史。他从两国的政治关系、陆海交通、人员往来、技术传输、宗教传布、艺术影响、贸易流通及文学交互等各个方面做了探讨。[8]
具体到蒙元时期的中伊关系研究，主要有美国历史学家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撰写的专著《蒙元欧亚大陆的文化与征服》。[9]此书从政治外交和物质交流两大方面考述蒙元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往来关系。正文三章是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的专题性研究。第一个专题为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两国的外交往来。第二个专题是对中伊交往史上的重要媒介性人物孛罗丞相的研究。第三个专题涉及文化交流方面，分别从历史编纂学、地理地图学、农业、饮食、医药、天文学及绘画各领域论述中国与伊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集中展现了蒙古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历史，作者对汉文史料及波斯文史料的对比应用，使其论证充实而有力。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中伊关系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复旦大学邱轶皓于2019年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10]全书由13篇专题研究论文组成，既有对蒙元时期中伊交往中史事、名物、文献的个案考证，也有关于蒙古帝国（包含各汗国）政治观念、文化传统、组织结构等宏观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作者熟练地运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多语种史料，大力推动了中国在蒙古史、中伊关系史领域研究的进展。
此外，蒙元时代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研究还散见于伊利汗国史、中伊交流史、艺术史的论著中。这三个研究领域各有侧重，各具学术传统，成果十分丰富。
（一）伊利汗国史研究
19世纪是西方蒙元史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促使学者使用多语种的文献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欧洲学者是该研究领域的先行者，瑞典的伟大历史学家多桑（C. d’Ohsson）凭借其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用法文写成了他的鸿篇名作《蒙古史》。[11]多桑的史书编排受到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又译“拉施特”）《史集》（Jāmiʿ al-Tavārīkh）的影响，后半部分着力于讲述伊朗蒙古王朝的历史，即按照年代顺序，对从旭烈兀至不赛因的伊朗统治史做了系统的论述。多桑之书的价值在于他引用了大量的穆斯林史料，有些史料在之后近两百年内都不易被研究者所利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桑蒙古史》都是学者借鉴参考的主要论著。
德国具有深厚的东方学传统，以语言学、文献学研究为其重点。20世纪初苏俄学者对蒙古时代中亚、伊朗历史的研究传统，通过米诺尔斯基（Vladimir Minorsky）经法国进入欧洲学术界，德国哥廷根大学伊朗学家欣茨（Walther Hinz）成为伊朗学“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专长于伊朗社会、经济、制度及文化史，刊布的14世纪会计指南《幸福之书》（Risāla-yi Falakiyya）是研究伊利汗国财政税收和社会经济的一手文献。[12]他的学生罗默尔（Hans Robert Römer）和施普勒（Bertold Spuler）继承并发扬了他的学术特点。罗默尔专长后伊利汗时代的伊朗史和埃及马木鲁克史研究。
施普勒主要研究伊斯兰早期及蒙古统治时期的伊朗，其代表作《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220—1350）》是一部研究伊利汗国历史的专著。此书不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历史叙述，而是按照专题研究的形式，介绍伊利汗国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对外关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13]其中大量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语种资料，包括一些原始抄本，书末还附有引用史料的详细目录。后经多次再版，目前最新修订版是1985年Brill出版社发行的第四版。[14]
霍夫曼（Birgitt Hoffmann）是班贝格大学伊朗学研究中心教授，曾在弗莱堡大学受教于罗默尔，是当代德国伊朗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她继承了此学派对蒙古时代伊朗史一贯的浓厚兴趣，撰著了一系列关于伊利汗国史的研究论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关于《拉施特镇捐赠书》（Vaqfnāma-ʾi Rabʿ-i Rashīdī）的研究。[15]此外，围绕拉施都丁和伊利汗国，她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完美的组织者拉施都丁——以拉施特镇的捐赠奴隶和花园为例》《蒙古统治下的伊朗：伊利汗国》《伊朗的捐赠及其研究》《伊利汗朝：从蒙古征服至汗国覆灭时期的伊朗历史和文化（1220—1335）》《为世界征服者服务的文字艺术：蒙古伊利汗廷的波斯官员和诗人》《讲述自我：拉施都丁作品中的自我陈述》《追寻纪念和救赎：拉施都丁与他的拉施特镇》《从成吉思汗到伊朗伊利汗：文献记载下的蒙古诸王即位仪式——政治礼仪的功能与变迁》。[16]
目前任教于德国波恩大学的朱迪思·菲弗尔（Judith Pfeiffer）教授，侧重于伊朗伊斯兰学的研究。她发表的伊利汗国史研究论文有：《不同版本的改宗：穆斯林叙事中的完者都什叶派改宗》《阿合马—帖古迭儿致哈剌温的第二封信》《反思“双重和解”：伊利汗国早期蒙古精英的伊斯兰教改宗》《浮夸的波斯蒙古帝国史：关于〈瓦撒夫史〉关键版本的认识论反思》《被经典的文化记忆：合赞汗与拉施都丁的蒙古历史建构》《忏悔的分歧与两级：伊利汗国政治与宗教界限的协商》等。[17]
奥地利的东方学研究同样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18—19世纪是其东方文献翻译的高峰时代，其中贡献最大者当数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Joseph Freiherr von Hammer-Purgstall），他撰著的《伊利汗国史》是第一部研究伊利汗国历史的专著。[18]全书分为五章，叙述了从成吉思汗至拜都时期的蒙古历史，偏重对战争与政治的记述。其中第五章提到从中国引入纸钞的事件，并在附录中翻译了《瓦撒夫史》（Tārīkh-i Vaṣṣāf al-Ḥażrat）中关于纸钞的引进与破坏一部分内容的记载。
另一位专注于伊利汗时代波斯语文献研究的奥地利学者是卡尔·雅恩（Karl Jahn），他在德国、奥地利、荷兰都工作过，最主要的贡献是对拉施都丁《史集》的校勘和译注。他的勘译不仅是对“蒙古史”部分，还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部分。[19]此外，围绕着《史集》，他还撰写了一系列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伊交流史的论文。[20]
现今奥地利最重要的伊朗学家当属奥地利科学院伊朗学研究所的弗拉格纳（Bert G. Fragner）教授。他在伊朗学领域涉猎极广，遍及语言、文学、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其关于伊利汗国和蒙古史方面的著述有：《蒙古宰相拉施都丁的一份手稿》《世界史视角下的伊朗伊利汗王朝》《伊利汗的统治及其对伊朗政治文化的影响》《蒙古人及其统治》等。[21]
英国的伊利汗国史研究，以霍渥士（Henry Hoyle Howorth）的长篇著作《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为最早。[22]该书第3卷“波斯蒙古史”也是按照时间顺利叙述各个伊利汗统治下的伊朗历史，但因所依据材料多为其他学者研究或史料译本，因而缺乏创新性。
英国著名伊朗学家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主编的《剑桥伊朗史》第5卷“塞尔柱和蒙古史”，是另一部伊利汗国史纲领性著作。此书后半部分对伊利汗国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宗教状况、文学诗歌、艺术形式和科学发展进行了概括式的阐述。关于中国对伊利汗国的影响，书中这样描述道：“位于东西方交通之间的伊利汗国，同时受到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影响。最早到达波斯的中国人，恐怕是成吉思汗和旭烈兀军队中的火炮手——投石机专家了。而围绕在纳昔剌丁·徒昔身边的来自各国的智者之中，在蔑剌合天文台的傅孟质（Fu Meng-chi）[23]向他讲述中国天文学的原理。同样我们还注意到在合赞汗的宫廷中服务的中国医师。而我们还可以推测，中国的技工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佛教寺庙的修建，并且在波斯细密画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迹。”[24]
兰普顿（Ann K. S. Lambton）于1953年接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波斯语教授席位，她的研究重点在伊朗的土地所有制、伊朗的行政制度以及塞尔柱、蒙古和恺加时期的政治史上。[25]其发表的论文《蒙古人在波斯的财政管理》，重点讨论了起儿漫（Kirmān，今译克尔曼）和法儿思（Fārs，今译法尔斯）两省在伊利汗时代的财政、税收等经济情况。[26]兰普顿深耕于中世纪波斯农业社会史研究，出版有《中古波斯社会的延续与变迁：11—14世纪行政、经济和社会史》这部力作，将伊利汗国时期的伊朗社会史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深入考察，极具思考性和洞察力。[27]她还对拉施都丁撰著的农书《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格外关注，发表了题为《拉施都丁〈迹象与生命〉及其对农学、树艺学和园艺学的贡献》一文，探讨拉施都丁时代的伊朗农业状况。[28]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另一位杰出的伊朗学、蒙古史专家大卫·摩根（David O. Morgan），尽管晚年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但他一生的大多数学习时光和成果发表都是在英国渡过和完成的。他的专著《中世纪波斯（1040—1797）》奠定了其在伊朗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29]在伊利汗国史方面，他还撰写了《波斯的蒙古军》《成吉思汗大札撒与伊利汗国蒙古法律》《波斯人对蒙古人和欧洲人的看法》《拉施都丁与合赞汗》《蒙古还是波斯：伊利汗国的行政体制》《再谈伊朗的蒙古人》《再谈成吉思汗的大札撒》等一系列论文。[30]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乔治·莱恩（George Lane）教授的《十三世纪蒙古人在伊朗的早期统治：波斯的复兴》是研究旭烈兀和阿八哈统治时期的伊朗历史专著。该书讨论了蒙古军队对木剌夷和报达的征服，伊利汗与别儿哥、八剌的边境之争，蒙古政权与起儿漫、设剌子和也里的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志费尼与纳昔剌丁·徒昔这两位重要的波斯名臣在伊利汗国前期政治中的作用。[31]他还发表了《阿儿浑阿合：蒙古行政官》《把·赫卜烈思的记载及其与波斯蒙古人的关系》等文章，[32]并为《伊朗学百科全书》撰写相关词条。[33]
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的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是波伊勒的学生，他致力于研究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著有《蒙古人与西方：1221—1410》，论述13世纪基督教力量与蒙古入侵浪潮的交锋与冲突。[34]他的另一部著作《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从征服到改宗》则是对蒙古人如何征服、统治伊斯兰地区以及他们如何被伊斯兰教影响的分析。[35]他还翻译出版了《鲁不鲁乞行纪》，[36]发表了《蒙古可汗和宗教忠诚：伊利汗国的宰相、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1260年的圣地危机》等论文。[37]
剑桥大学的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是当代英国研究伊利汗国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专著《出班之败亡与伊利汗国的没落》是研究伊利汗国晚期历史的重要作品。[38]此外，他在伊利汗国政治史、制度史、宗教史、对外关系史多个方面都著述颇丰，发表了《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的皈依》《完者都的巡游》《“大象之年”：不赛因统治时期马木鲁克与蒙古在汉志的角逐》《蒙古统治时期波斯史书中的中国生肖纪年》《不赛因与1319年的异密之乱》《完者都汗征服岐兰：传说和现实》《伊朗的怯薛》《从菲尔多西到拉施都丁：蒙古时代的波斯编年史诗》《蒙古伊朗的皇家形象》等系列论文。[39]
从卡特麦尔（Étienne Marc Quatremère）、伯希和（Paul Pelliot）、费琅（Gabriel Ferrand）、伯劳舍（Edgard Blochet），到稍晚的格鲁塞（René Grousset）和伯希和的学生韩百诗（Louis Hambis）、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法国东方学家在蒙元时期波斯语文献、蒙古史、伊利汗国史及穆斯林东方文献研究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20世纪以来，又涌现出一批专长于伊朗蒙古史研究的学者。如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让·奥班（Jean Aubin）娴熟运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多语种文献，撰著了一系列研究蒙古时代伊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历史论著。他尤为关注波斯湾的历史变迁，著有《13—15世纪忽里模子诸王史》和《文化震荡中的蒙古异密和波斯宰相》。[40]
雅各·帕维奥（Jacques Paviot）主要研究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他发表了《热那亚商人不思迦莱鲁：蒙古波斯与基督教世界的中介人（13世纪末—14世纪初）》《蒙古治下伊朗的意大利商人》《庄维尔与蒙古人》《英格兰与蒙古人（1260—1330年）》等论文。[41]
丹尼斯·艾格勒（Denise Aigle）是当前法国研究蒙古史、伊朗史最重要的学者。其专著《蒙古统治下的法儿思》是研究伊利汗国时期法儿思地方政治、经济历史的重要作品，[42]而其新作《蒙古帝国：在神话与现实之间》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角度探讨蒙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互动，穆斯林精英对萨满教的态度与改造，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的往来关系以及蒙古人在叙利亚地区的征服与被征服。[43]此外，她还发表有《野里知吉带、旭烈兀和阿八哈的信：是蒙古人的序曲还是基督教的腹语？》《合赞汗入侵叙利亚的伊斯兰合法性》《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二元政体的效率和缺陷》等关于伊利汗国诸方面的研究论文。[44]
区别于欧洲的东方学、伊朗学重视语言和文献的传统，美国的学者更擅长以现代理论构建蒙元时代的宏大历史叙事，以多学科的视角从蒙古帝国整体上进行研究。如罗沙比（Morris Rossabi）、爱尔森、穆天梅（Timothy May）、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等历史学者，在对蒙古帝国史的整体研究中，都曾涉及对伊利汗国历史的讨论。[45]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梅森·史密斯（John Masson Smith）对伊利汗国货币制度和蒙古人的军事力量等问题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发表过《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的金币》《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的银币》《蒙古军力与波斯人口》《旭烈兀西征：去往报达路上的奢侈与悲伤》等文章。[46]
柯尔巴斯（Judith Kolbas）专长于经济史研究，尤其对蒙元时期中亚、西亚地区的财政及货币体系有深入研究。其专著《蒙古人在伊朗：从成吉思汗到完者都时期（1220—1309）》利用伊利汗国发行的钱币资料，以汗国统治者和执政者为专题，考察伊利汗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体面貌。[47]她还发表有《合赞汗的金制改革》等论文。[48]
还应提到的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伊利汗国史研究。阿密台（Reuven Amitai）是其中的一位重要学者，其专著《蒙古与马木鲁克：1260—1281年马木鲁克与伊利汗国的战争》是研究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关系史的最重要成果。[49]此外，他还连续发表数十篇伊利汗国史研究论文，后收入他的论文集《蒙古人在伊斯兰世界：伊利汗国史研究》中。[50]
阿密台的同事彭晓燕（Michal Biran）主要研究伊斯兰时代的中亚地区历史，同时也涉及伊利汗国及其与察合台汗国关系史的研究，撰有《也里之战（1270）：一场蒙古内部的战争》《征服报达中的音乐：萨福丁与伊利汗国的音乐家们》《旭烈兀的“伊斯兰化”：伊利汗国想象中的皈依》《蒙古征服报达过程中的暴力与非暴力》《伊利汗时期报达的图书馆、书籍和知识传播》等论文。[51]
日本史学界对伊利汗国史的研究始于本田实信，他从翻译《史集》开始，为日本学界引入了利用波斯语史料研究蒙元史的方法。他发表有《伊利汗国之IQṬĀ’制》《合赞汗的税制改革》《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考》《伊利汗的冬营地与夏营地》《合赞汗的统一度量衡》等。[52]之后，又有赤坂恒明、志茂硕敏、北川诚一、井谷钢造多位学者致力于伊利汗国史研究：赤坂恒明对《五世系》（Shuʿab-i Panjgāna）有深入探讨；[53]志茂硕敏专长于伊利汗国的蒙古部族与政治集团研究；[54]北川诚一关注伊利汗国与北部谷儿只（今译格鲁吉亚）及基督教关系史；[55]井谷钢造则对伊利汗国与小亚关系史有较多著述，[56]还对穆斯妥菲·可疾维尼（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的地理部分发表了一组讨论文章。[57]近年来，日本学者中，渡部良子、四日市康博和谏早庸一研究伊利汗国史的成果较为突出：渡部良子以波斯文公文书为基础，研究伊利汗国及元朝的行政运作、官员制度等；[58]四日市则关注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制度、贸易、文化交往各个方面，尤其对伊利汗国的公文书和印章制度有精到的分析。[59]谏早庸一对伊利汗国科技史，尤其是天文历法，有着深入且持续的探讨。[60]
中国对伊利汗国史的研究开始较晚，专著有徐良利所著《伊儿汗国史研究》和《十三四世纪蒙古人在西亚统治研究》。前者系统地介绍了伊利汗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和文化制度，尤其对合赞汗的改革给予重点关注；后者则侧重蒙古人在西亚的军事征伐及其与地方、周边政权的关系。[61]此外，徐黎丽撰有《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的关系（1251年—1335年）》，[62]刘中玉撰有《伊利汗国时代的伊朗文化振兴》，[63]班布日撰有《论伊斯兰化蒙古人对“扎撒”、“必力克”的信仰——以中西亚伊斯兰化蒙古汗国为中心》，[64]李一新、钱志和、张文德等对合赞汗改革分别有专题论文。[65]由于语言条件的不足，过去中国学者研究伊利汗国史不能直接使用原始史料，论述主要依靠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的西文或中文译本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利用波斯文原始史料来研究伊利汗国史。王一丹《孛罗丞相伊利汗国事迹探赜——基于波斯语文献的再考察》是该领域的代表作品，作者在波斯语文献中搜拣出数条未被利用的材料，对伊利汗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孛罗丞相在伊朗的事迹做了系统梳理。[66]邱轶皓的《伊利汗国的成立：异密·部族·集团——以〈五族谱〉（旭烈兀—阿合马）为中心》一文则是关于伊利汗国蒙古部族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利用《五世系》、《史集》、《武功纪》（Ẓafar-nāma）等波斯语文献，考察伊利汗国的政治结构、异密家族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67]陈春晓撰有《忽推哈敦与伊利汗国前期政治——蒙古制度在西亚的实践》，以忽推哈敦的生平事迹为中心，考察阿八哈至阿鲁浑时期伊利汗国的汗位政治。[68]陈新元《速混察·阿合伊朗史事新证——兼论伊利汗国的畏兀儿人》通过个案研究，考察畏兀儿群体在伊利汗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69]周思成《命令文书、沙里亚法与习惯：阿耳迭必勒波斯文文书中所见伊利汗国法律渊源初探》利用伊朗阿耳迭必勒出土的波斯文命令文书，考察蒙古统治伊朗时期蒙古法与伊斯兰教法在当地实施的细节问题。[70]
（二）中伊交流史
蒙元时期中国与伊朗交流史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外交关系史、海陆交通史、物质和文明传播史。
1.外交关系史
中国与伊朗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主要有赖于遣使活动，这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惠谷俊之《论合赞汗对元朝的遣使》一文，主要依据《瓦撒夫史》的记载，考察了合赞汗对元朝的遣使情况，认为分处亚洲东西两端使得元朝与伊利汗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商业贸易是促进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71]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一文则考证了蒙哥去世至阿里不哥失败期间，旭烈兀与汉地间的几次重要遣使活动，进而探讨旭烈兀在蒙古帝国中地位的变化和他对阿里不哥的态度。[72]杨钦章、四日市康博分别撰文对泉州出土的元代奉使波斯碑给予考证，并论述整个元代中国与波斯之间的遣使活动。[73]邱轶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是对合赞汗时期法合鲁丁·惕必（Fakhr al-Dīn Aḥmad Ṭībī）船队出使元朝这一事件所做的全面考察。[74]此外，围绕着孛罗丞相出使这一重要遣使事件，韩儒林、余大钧、爱尔森、金浩东等中外学者各抒己见，为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贡献力量。[75]罗沙比的专著《来自仙那都的旅行者》以列班·扫马（Rabban Sauma）的出使为主线，描绘了蒙古征服时代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76]另有许晓光《元代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从宗藩关系、经济交往以及联姻、朝贡诸方面，论述两国之间的亲密往来。[77]
2.海陆交通史
明晰中国到伊朗的海陆交通，是研究中伊交流史的基础工作，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古代沟通伊朗与中国的地理路线大体分为两条：一条是以中亚为媒介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以南印度为中转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以来，西方考古探险家开始了对亚洲大陆的考察，在他们留下的考察报告中无不包含对道路的详细记载。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西北印度和东南伊朗的考古调查》与《西部伊朗的古代道路》两部著作是他关于伊朗至中亚、印度的考古调查报告，而《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是他对中亚探险的详细记录，他对新疆的调查的正式报告为《古代和田》和《西域考古记》。这些实地考察报告为我们研究古代中伊陆路交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78]
考古调查之外，在发达的阿拉伯地理学传统影响下，中西亚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穆斯林地理文献，近代以来学者利用这些文献研究地理交通取得了丰硕成果。巴托尔德（V. V. Barthold）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河中地理概述”一章是对中亚地理及交通研究的重要论著。[79]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的《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此书主要利用9—17世纪的穆斯林文献，对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的地理状况及政区变迁做了系统论述，至今仍广为研究者所利用。[80]此外，基于对10世纪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的译注研究，米诺尔斯基对伊朗历史地理有深入而持续的考察，关于蒙古时代著有《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81]
中国的蒙元史、中亚史学者更擅长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西北地理和交通，如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82]陈得芝《耶律楚材诗文中的西域和漠北历史地理资料》《李志常和〈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与〈西使记〉中的几个问题》、[83]张广达和王小甫合作的《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84]刘迎胜《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与地理研究》等，[85]这些文章对厘清中亚至中国西北的交通道路情况极富价值。
在地名考证之外，一些学者对蒙元时期的东西道路交通做了宏观视域下的论述。如任荣康撰写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兼考马可·波罗抵忽炭三地之年限》，将东西交通置于亚洲大陆的政治形势下，论证元朝与伊利汗国联盟同中亚交通之间的关系。[86]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一文，总结了从蒙古、河西和中原通往中亚以及南西伯利亚地区之间交通路线。[87]李云泉《蒙元时期驿站的设立与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对驿站的设立和几条主要通道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88]党宝海系统研究了蒙古帝国的交通驿站，其《蒙元驿站交通研究》考察了从元朝经察合台汗国到伊利汗国驿道的具体情况。[89]
蒙元时代，沟通东西方的另一种交通途径——海路交通达到了空前繁盛的程度。海路与陆路交通具有不同的特征，陆路交通尽管也会变化，但由于城镇相对稳定，民族语言比较统一，所以地名与路线的考察相对有章可循。而海洋港口变迁迅速，居民流动性较强，语言较为多样复杂，致使海路地名和路线变幻多端，考据更加困难。因此，海路交通的研究，更主要地依靠东西方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海外交通著作《岛夷志略》，很早就成为中外学者借以研究海交史的重要材料，布莱特施耐德（Emil Bretschneider）在其著作《中世纪研究》中首将《岛夷志略》“天堂”一条译成英文；[90]法国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又将其中的“占城”、“民多朗”、“宾童龙”和“日丽”四条译成法文；[91]费琅将“三佛齐”“旧港”两条译成法文。[92]日本学者藤田丰八首次对《岛夷志略》做了详细的校注，于1915年在罗振玉主编的《雪堂丛刻》中刊登出版。美国学者柔克义（W. W. Rockhill）曾将《岛夷志略》前99条中的60条地名译成英文，发表在1913—1915年《通报》上，题名为《十四世纪中国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往来贸易考》。[93]中国学者苏继庼在他们的基础上，也对《岛夷志略》做了校注。[94]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桑田六郎的《岛夷志略新证》，[95]德国学者普塔克（Roderich Ptak）围绕《岛夷志略》所撰写的系列研究文章，[96]等等。
蒙元时代波斯湾最重要的港口是忽里模子（Hurmūz，今译霍尔木兹）和怯失（Kīsh，今译基什）。这两座港口在13—14世纪为争夺波斯湾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让·奥班对忽里模子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论文《13—15世纪忽里模子诸王史》和《16世纪初的忽里模子》。[97]廉亚明（Ralph Kauz）与普塔克合著的《元明文献中的忽里模子》则是一篇全面梳理有关忽里模子汉文史料的佳作。[98]伊朗德黑兰大学乌苏吉（M. B. Vosoughi）教授的博士论文《忽里模子诸王史》用波斯语写成，后同名英文论文发表于英国波特（Lawrence G. Potter）教授主编的论文集《历史上的波斯湾》中。[99]针对怯失，廉亚明撰写的《蒙古时代怯失的海上贸易》，探讨了从塞尔柱到蒙元时代波斯湾中心港口的变迁历程，尤其是蒙古人在怯失与忽里模子的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100]家岛彦一的《蒙古帝国时代的印度洋贸易——以怯失商人的贸易活动为中心》和四日市康博的《蒙古治下怯失商人的海、陆贸易网：印度洋、法儿思和伊剌克的角色》都是对蒙元时期以惕必（Ṭībī）家族为中心的怯失商人的海洋贸易路线、贸易活动所做的考察。[101]
此外，刘迎胜对元代海交史，尤其是海外地理地名有集中的研究，发表了《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东洋”与“西洋”的由来》《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等多篇论文，后收入其《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论文集中。[102]高荣盛《古里佛/故临——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与运作》一文考察了南印度港口故临在中国南海至波斯湾航线上的中转站地位。[103]杨晓春《元代南海贸易中的商品与货币问题——〈岛夷志略〉相关记载的归纳与讨论》对元代南海民间市场流通的货币问题进行了探讨。[104]陈春晓就南印度地名考证问题发表了《中古时代印度西海岸地名考——多语种文献的对勘研究》。[105]邱轶皓的《
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ūng”》考证了中国的大型帆船于13—15世纪的活动范围与历史功能。[106]
3.物质和文明传播史
罗沙比所撰《大不里士与元代中国》是一篇关于元朝与伊利汗国往来交流的概述性论文。作者指出两国间的遣使活动更多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非政治或军事；文章扼要爬梳了中国在天文、植物、医学、工艺、绘画等方面给伊朗带来的影响。[107]
中伊物质和文明传播史具体又可分为物质交流、制度交流、科技交流以及文化交流诸层面。
物质交流方面，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于1919年出版的名著《中国伊朗编》是迄今为止关于古代中国与伊朗物质文化交流史的最重要著作。[108]此书按照名词解释的形式，逐一列举古代伊朗传入中国与中国传入伊朗的物品，作者尤擅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从物品名称的来源和演变来考证其传播的过程。不过此书偏重于伊朗对中国的物质贡献，对中国向伊朗的物质传播介绍则较为简略。
与劳费尔等传统东方学家不同，近几十年来的物质交流史研究侧重于探究物质交流背后的文化意义。例如爱尔森的《蒙古帝国的商品和交流：伊斯兰纺织文化史》就是研究东西方物质交流史的力作。作者不仅对东西文献所记载的“Tatar cloth”（即“纳石失”）做了名物考辨，还对蒙古人对这种织物的偏好、使用和织品的技术传播、原料供应等方面做了考察，进而探讨文化层面的因素——蒙古的原始游牧传统使他们对黄金有着“偏执”的热爱，并赋予黄金以“权力”和“合法”的含义；织金锦，作为一种奢侈品，便成为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09]
制度交流方面，弗拉格纳的《伊利汗的统治及其对伊朗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政治文化角度阐述蒙古与汉地的体制对伊朗政治制度的影响，其中述及中国玺印制度在伊朗的应用。[110]四日市康博的《伊朗蒙古公文书中的汉字印章》一文以伊利汗国公文书所使用的汉字印章为研究对象，为中国与伊朗制度交流提供了另一种案例。[111]伊利汗乞合都时期曾短暂地在全国发行纸钞，这是元朝在经济制度方面影响伊利汗国的重要事件，中外学者多有研究，卡尔·雅恩、王永生、徐良利都发表过相关论证文章。[112]
科技交流方面的研究涉及武器、医学、农学、天文学的传播。爱尔森曾撰文讨论由蒙古人战争所带来的东西方武器方面的相互影响——投石机在中国的应用和火炮在西方的流传。[113]医学的交流集中体现在对《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这一文献的研究上：日本学者羽田亨一探讨过这部书与汉文医书王叔和《脉经》之间的关系；[114]远藤光晓则从音韵学角度，研究它所反映出的当时中国汉语语音情况；[115]我国波斯语学者时光已将此书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做了译注工作。[116]农学方面主要是围绕着拉施都丁农书《迹象与生命》的文献研讨。[117]天文学则反映在蔑剌合（Marāgha，今译马拉盖）天文台及《伊利汗积尺》（Zīj-i Īlkhānī）中有关中国历法的记载，对此日本学者谏早庸一做了许多研究。[118]
文化交流方面，巴托尔德关于蒙古对波斯文化的影响的研究，由刘先涛译为中文，发表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上。[119]滕海键《蒙古西征与东方文化的西传》概述了中国在艺术文化等方面对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影响。[120]马建春《蒙·元时期的波斯与中国》一文，梳理了元朝与伊利汗国交往的各个方面，尤其阐述了回回人的东迁对元代中国文化、科技、艺术领域的影响。[121]王一丹致力于蒙元时代波斯语文献的研究，尤其对拉施都丁与中国文化的传播有重要的论述，她的专著《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上卷研究部分是对拉施都丁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通论。[122]程彤的《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考释》是一篇关于中国文明对伊朗影响的重要文章，通过对伊朗法儿思省出土的带有汉字“宝”字样式钱币的研究，考察中国与波斯湾的海上贸易关系。[123]日本学者宫纪子的新著《蒙古时代东、西方的“知识”》下卷集中讨论了元朝与伊利汗国文化交流的多个方面。[124]
（三）艺术史
艺术交流史，应属文化交流史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在学科分类中，艺术史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且该领域的成果极其丰富，因此这里将它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介绍。伊利汗统治时期，伊朗的艺术受到中国元素的深刻影响，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伊斯兰美术风格。日本学者在伊斯兰美术史研究领域有着长期而深入的探索。三上次男对陶瓷史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他的名作《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对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区的流传做了全面的介绍，尤其是伊斯兰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是该书讨论的主要内容。[125]龙谷大学的杉村栋（Toh Sugimura）教授是较早研究伊斯兰美术的日本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4、15世纪中国与波斯的绘画交流，对土耳其托普卡普宫所藏细密画有许多论述。[126]龙谷大学另一位美术史学者水野美奈子对波斯细密画中的装饰母题有丰富的研究，围绕中国的龙、凤、云彩及太湖石等装饰母题及中国对伊斯兰美术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27]东京大学的桝屋友子（Masuya Tomoko）在纽约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伊利汗时期的苏莱曼王座》，主要研究13—14世纪的波斯陶瓷艺术；她与斯特凡诺·卡尔博尼（Stefano Carboni）合著有《波斯瓷砖》，另有论文《伊儿汗国早期美术所见的东西交流》以苏莱曼王座（Takht-i Sulaymān）和写本《动物的效用》（Manāfiʿ-i Ḥayāvān）中的细密画为例，讨论伊斯兰艺术形式中的中国因素。[128]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与伊朗艺术交流的著作当属门井由佳（Kadoi Yuka）的博士论文《伊斯兰中国风：蒙古伊朗的艺术》，于2009年在爱丁堡出版。[129]这部专著是关于蒙古统治时期中国与伊朗的艺术交流，作者利用大量纺织、陶瓷、金银器和细密画等装饰和绘画艺术材料，考察蒙元时期伊朗艺术对中国元素的采用和吸纳。我国学者吴天跃撰有书评，对该书做了很好的评介。[130]此外，门井由佳还利用“蒙古大《列王纪》”（the Great Mongol Shāhnāma）插图中的织物，研究伊利汗宫廷的服饰文化。[131]东京大学的深见奈绪子、羽田正，金沢大学的佐佐木达夫，日本中近东文化研究所的川床睦夫等学者也在艺术史方面有相关研究。
西方学者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萨京特（Robert Bertram Serjeant）是20世纪致力于伊斯兰纺织品研究的著名学者，其1942—1951年连载于《伊斯兰艺术》（Ars Islamica）杂志上的长篇论文《蒙古入侵之前的伊斯兰织物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132]同时代的普林斯顿教授唐纳德·韦伯（Donald N. Wilber）于1955年出版的《伊斯兰伊朗的建筑：伊利汗国时代》一书则是研究伊斯兰建筑史的重要著作。[133]当今西方伊斯兰艺术史学界，最活跃的学者当属美国波士顿学院艺术系教授布莱尔（Sheila S. Blair）和她的丈夫兼同事布鲁姆（Jonathan M. Bloom），布莱尔侧重东部伊斯兰世界研究，对伊朗和中亚的艺术著述颇丰；而布鲁姆专长西部伊斯兰地区——阿拉伯、埃及和西班牙等地的艺术史研究。二人合作出版了多部专著和论文，如《伊斯兰艺术和建筑：1250—1800年》《伊斯兰艺术》《装饰之爱：哥本哈根大卫收藏品中的伊斯兰艺术品》等。[134]布莱尔另有专门研究伊朗艺术史的著作，如《伊朗纳坦兹的伊利汗神殿》和《史集：拉施都丁的插画世界史》。[135]后者刊布了哈里里收藏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史集》插画，讨论这些图画的来源及书法、绘画技巧，探索《史集》抄本从拉施都丁工作室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流传过程。此研究是关于伊利汗国书籍史的重要著作。此外，布莱尔还发表了《伊利汗国的建筑和社会：关于拉施特镇捐赠的分析》《伊朗插画书籍的发展》《伊利汗的宫殿》《孙丹尼牙蒙古之都：“皇家宫殿”》《伊利汗国晚期钱币：类型学分析》等多篇关于伊利汗时期艺术研究的论文。[136]牛津大学伊斯兰艺术史学者奥利弗·华生（Oliver Watson）专长伊朗陶瓷器研究，发表过《中国式样的伊斯兰碗碟》《青花瓷：伊斯兰、中国、欧洲》《蒙古时代的陶瓷》等文章。[137]芝加哥大学艺术系的伯利坎普（Persis Berlekamp）[138]、开罗美利坚大学的伯纳德·欧肯（Bernard O’Kane）[139]等西方学者，对伊利汗时期的波斯艺术也都有成果发表。
中国学者对伊斯兰美术史的涉足，以罗世平与齐东方合著的《波斯和伊斯兰美术》一书为代表性作品，该书对伊朗地区伊斯兰化前后的艺术流变做了系统梳理。[140]尚刚尤其关注元代工艺美术史研究，特别是这一时期东西方交流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所著《元代工艺美术史》和《古物新知》是该领域的重要论著。此外他对元青花的兴起始末、艺术形式及对外传播历史，也发表过一系列的研究论文。[141]叶文程、罗立华有多篇关于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论文，探讨外销瓷的外销航线和陶瓷之路的形成，还对元明青花在海外的流传格外关注。[142]许明实地调查了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收藏的元青花器物，出版了《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亲历记》，刊布了两国所藏元青花瓷的珍贵图文资料。[143]俞芳洁《伊朗、土耳其所藏元青花瓷探微》一文对伊、土所藏元青花瓷与中国出土元青花瓷的器型与纹饰做了比较研究。[144]2012年11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元青花瓷主题的大型展览，并出版学术研究论文集，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45]刘中玉对元青花的研究认为，合赞汗改宗伊斯兰为中国瓷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创新空间，并刺激了元朝青花瓷的规模化生产。[146]中伊绘画史交流方面，穆宏燕发表了《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蒙古大〈列王纪〉”：波斯细密画走向成熟之作》《摩尼教经书插图的艺术史意义》《摩尼教经书插图的发展与世俗化转型》《中国造纸术促进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等一系列论文。[147]
三 研究思路和视角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总称。“交流史”系指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群体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的历史。交流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和过程十分多样且复杂。概括来说，交流史研究对象可归纳为三大类主题：人口流动、物质交换和文化传播。人口流动是交流发生的基础和载体，因为一切交流都是由人完成的，流动的人口包括移民、使者、商旅等各类群体。物质交换是指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实现的实物的传输，是交流活动的行为和过程，也是交流过程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参与交流的物质包括动物、植物、矿物及各类手工制成品等。文化传播则是人口和物质的交流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产生的更深层面的互渐和影响，如文学、艺术、医学、科技、宗教等方面。人口、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前两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对伊利汗国的文明传播史研究同样也可概括为这三个方面。从学术史回顾可知，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第三类“文化传播”的主题上，尤其是科技史、医学史、艺术史方面的成果累出，已颇成体系。这得益于丰富的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材料。例如《伊利汗积尺》是中伊天文历法交流方面的主体史料；青花瓷、细密画共同构成艺术史研究的素材基础；拉施都丁关于中国医学的著述，则为研究中医在伊朗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关于促成文明传播的主体——“人”的历史，却不太清晰。蒙古征服时代，从中国迁徙至伊朗的庞大人群中，只有少数如孛罗丞相这样的大人物得以青史留名，而多数普通人的生平和际遇则晦暗不明。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芸芸小卒，不仅籍籍无名，甚至连人数都无法估算。他们跟随着蒙古大军背井离乡，最终隐没在西征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但是，这些普通人的历史不能被忽略。正是他们，在异域的土壤中撒下了中华文明的种子，使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开出绚丽的花朵。文明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因此，本书将要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就是这些从中国来到伊朗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功勋卓著的将领，而是从事各色劳作的平凡小民，书中将努力探寻他们远行的动因、活动的事迹以及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生活状况。
“物质交换”是交流活动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交流史研究的基本论题。从中国输入伊朗的物品，有民间商品，有官方赐物；有价值连城的奢侈品，有普通的日用百货；有通过固定渠道惯常输入的，有被偶然携带过去的；有些物品传入伊朗后便长期存在，有些物品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本书固不可能将输入伊朗的所有中国物品一一俱道，只能有选择地讨论某些类物品。矿物和植物即为本书将要重点考察的两类物品。选择这两类物品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两类物品是最普通、最广泛的品类，它们不是青花瓷、丝绸这样专供上层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也能获得的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东西，最能反映物质交流的普遍性；二是本书写作所依赖的资料所致，古代波斯、阿拉伯学者有编纂宝石书和医药书的传统，这些文献为考察矿物和植物的传播史提供了有力支撑，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和获取结论的可能性。具体来讲，本书所考察的矿物主要涉及玉石和金属制成品两个种类，前者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符号，研究玉石在伊朗的应用，可以考察由物质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观念在伊朗的传播情况；后者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材料和制成品，以它为例可以探究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中国文明对伊朗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本书对植物传播的研究，则主要依托伊利汗时代成书的珍贵农业文献《迹象与生命》，在对此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考证蒙元时期中国植物输入伊朗的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饮食文化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在完成对人群、物质、文化传播的研究后，就可以大致勾画出蒙元时代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总体面貌了。本书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证研究，最终是为了回答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中国文明究竟给伊朗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以往交流史的论述中，我们常常说“××给××带来了影响”，但这是一种很空泛的“判词”。因为毋庸置疑，只要有交流就一定有影响，而问题的关键是影响有多大，是能给本土文明的某些方面带来“质”的改变，抑或仅仅是昙花一现，风吹即散？这种影响是精神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是广泛的、普遍的，还是只作用于某些群体、某些地区？想要避免空泛的回答，就要触及问题的核心，即要对这段交流史做一个“质”的判断和“量”的衡量。显然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挑战。在本书结束的时候，将尝试回答这个宏观的问题。也许结论和答案并不完美，但那样才更能引发思考。如果所有历史的经验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规律的，那么史学研究就丧失了它的最大魅力。
[1] 《元史》卷三，中华书局，1976，第46页。
[2] 《史集》苏联集校本，Vol.3，p.90；参看汉译本，第3卷，第94页。
[3] Īrān这一名称，在前伊斯兰时代就被用来称呼这个国家，但在阿拉伯人征服此地之后，伊朗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Īrān这个名称就不再使用了。伊朗民族主义兴起后，使用新波斯语写作的诗人菲尔多西（Firdawsī）在其伟大史诗《列王纪》（Shāhnāma）中用Īrān等相关词语描述古代强盛的波斯帝国。蒙古人推翻哈里发政权后，Īrān这个古老的名字被重新启用，成为伊利汗国的官方称谓。参看Dorothea Krawulsky，The Mongol Īlkhāns and Their Vizier Rashīd al-Dīn，Frankfurt am Main：Lang，2011，pp.43-51。
[4] Īlkhān的含义，学界有不同意见，多数认为Īl-为突厥语“从属”之意，表示旭烈兀家族对蒙古大汗及后来元朝的臣属。可参看Gerhard 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Band 2，Wiesbaden：Franz Steiner，1965，S.207-209。
[5] 关于元代回回文化研究，专著有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励耘书屋，1934；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宋岘《〈回回药方〉考释》，中华书局，2000；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3；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人民出版社，2004；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尚衍斌《元史及西域史丛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马娟《元代伊斯兰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等等。
[6]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页。
[7]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
[8] 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9] Thomas T.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0] 邱轶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1] C. d’Ohsson，Histoire des Mongols：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à Timour Bey，ou Tamerlan，La Haye：Les frères van Cleef，1834-1835.汉译本见《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5。
[12] ʿAbd Allāh ibn Muḥammad Māzandarānī，Die Resālä-ye Falakiyyä des ʿAbdollāh ibn Moḥammad ibn Kiyā al-Māzandarānī：Ein persischer Leitfaden des staatlichen Rechnungswesens（um 1363），hrsg. von Walther Hinz，Wiesbaden：Franz Steiner，1952.
[13] Bertold Spuler，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Leipzig：J. C. Hinrichs，1939.
[14] Bertold Spuler，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4. verb. und erw. Aufl.，Leiden：E. J. Brill，1985.
[15] Birgitt Hoffmann，Waqf im mongolischen Iran：Rašīduddīns Sorge um Nachruhm und Seelenheil，Stuttgart：F. Steiner，2000.详见本书第一章。
[16] Birgitt Hoffmann，“Rašīduddīn Fazlullāh as Perfect Organizer：The Case of the Endowment Slaves and Gardens of the Rabʿ-i Rašīdī”，in：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ropean Conference of Iranian Studies Held in Bamberg 30th September to 4th October 1991，ed. by Bert G. Fragner et al.，Rom：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95，pp.287-296；“Iran unter mongolischer Herrschaft：Die Ilchane”，Die Mongolen in Asien und Europa，hrsg. von Stephan Conermann und Jan Kusber，Frankfurt am Main：Lang，1997，S.103-120；“Auqāf-i Īrān wa muškil-i pažūhiš dar bāra-yi ān”，Waqf，Mīrāṯ-i Ǧāwīdān，29，Jg.8，1，2000，pp.123-132；“Das Ilkhanat. Geschichte und Kultur Irans von der mongolischen Eroberung bis zum Ende der Ilkhanzeit（1220-1335）”，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das Weltreich der Mongolen，München：Hirmer，2005，S.244-251；“Wortkunst im Dienste der Welteroberer：Persische Bürokraten und Dichter unter den mongolischen Ilchanen”，Iran und iranisch geprägte Kulturen：Studien zum 65. Geburtstag von Bert G. Fragner，hg. von Markus Ritter，Ralph Kauz und Birigitt Hoffmann，Wiesbaden：Reichert，2008，S.259-271；“Speaking about Oneself：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s in the Works of Rashid al-Din”，in：Rashīd al-Dīn：Agent and Mediator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Ilkhanid Iran，ed. by A. Akasoy，C. Burnett & R. Yoeli-Tlalim，London；Turin：Warburg Institute，2013，pp.1-14；“In Pursuit of memoria and Salvation：Rashīd al-Dīn and his Rabʿ-i Rashīdī”，in：Politics，Patronag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13th-15th Century Tabriz，ed. by Judith Pfeiffer，Leiden；Boston：Brill，2014，pp.171-186；“Von Dschingis Khan zu den Ilkhanen von Iran：Das Thronzeremoniell mongolischer Fürsten nach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 Funktionen und Wandelungen eines politischen Rituals”，in：Bamberger Orientstudien，hrsg. von Lale Behzadi，u.a.，Bamberg：Bamberg University Press，2014，S.245-316.
[17] Judith Pfeiffer，“Conversion Versions：Sultan Öljeytü’s Conversion to Shiʿism（709/1309）in Muslim Narrative Sources”，Mongolian Studies，Vol.22，1999，pp.35-67；“Aḥmad Tegüder’s Second Letter to Qalāʾūn”，in：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Post-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ed. by Judith Pfeiffer & Sholeh A. Quinn，Wiesbaden：Harrassowitz，2006，pp.167-202；“Reflections on a ‘Double Rapprochement’：Conversion to Islam among the Mongol Elite during the Early Ilkhanate”，in：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d. by Linda Komaroff，Leiden；Boston：Brill，2006，pp.369-389；“A Turgid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 in Persia：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s Concerning a Critical Edition of Vaṣṣāf’s Tajziyat al-Amṣār va Tazjiyat al-Aʿṣār”，in：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Transmission and Edition of Oriental Manuscripts：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Held in Istanbul，March 28-30，2001，ed. by Judith Pfeiffer & Manfred Kropp，Würzburg：Ergon in Kommission，2007，pp.107-129；“The Canonization of Cultural Memory：Ghāzān Khan，Rashīd al-Dī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gol Past”，in：Rashīd al-Dīn：Agent and Mediator of Cultural Exchanges in Ilkhanid Iran，ed. by A. Akasoy，C. Burnett & R. Yoeli-Tlalim，pp.57-70；“Confessional Ambiguity vs. Confessional Polarization：Politic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eligious Boundaries in the Ilkhanate”，in：Politics，Patronag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13th-15th Century Tabriz，pp.12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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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此人的考述，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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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北川誠一「Gurjistan州に所在したJuvaini家領」『北大史学』15号、札幌：北大史学会、1975、102-116頁；「イル=ハン国のグルジア支配とサドゥン·アルツルニの登用」『史學雜誌』87卷6号、1978、1007-1033頁；「モンゴル帝国の北西イラン支配とオルベリヤン家の台頭」『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26卷2号、1978、49-112頁；「十三—十四世紀のグルジア語年代記」『北大史学』20号、1980、27-37頁；「イル=ハンとニクダリヤン」『イスラム世界』18号、1981、1-18頁；「ヤズド·カークーイェ家とモンゴル人」『文経論叢（人文学科篇）』6号、1986、115-142頁；「イルハン称号考」『オリエント』30卷1号、1987、41-53頁；「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ルジア征服」『オリエント』40卷2号、1997、69-84頁；「イルハン国北王道考」『史朋』39号、2007、39-54頁。
[56] 井谷鋼造「西暦十三世紀の小アジア」『東洋史研究』38卷4号、1980、664-674頁；「モンゴル侵入後のルーム：兄弟間のスルタン位爭い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39卷2号、1980、358-387頁；「イルハン国とルーム」『イスラム世界』23·24号、1985、34-54頁；「モンゴル軍のルーム侵攻について」『オリエント』31卷2号、1988、125-139頁。
[57] 井谷鋼造「Nuzhat al-Qulubに現れるルームの諸都市」『東洋文化学科年報』2号、1987、92-100頁；「Nuzhat al-Qulubに見えるアルメニアとジャズィーラの諸都市」『東洋文化学科年報』3号、1988、114-123頁；「Nuzhat al-Qulubに見えるアゼルバイジャン周辺の諸地方」『東洋文化学科年報』4号、1989、74-82頁；「Nuzhat al-Qulubに見えるタブリーズ市」『東洋文化学科年報』5号、1990、126-137頁；「Fatih 4517ペルシャ語写本Nuzhat al-Qulubに見えるルーム地方の記述について」『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27号、1993、97-104頁。
[58] 渡部良子「イルハン朝の地方統治——ファールス地方行政を事例として」『日本中東学会年報』12号、1997、185-216頁；「十二—十四世紀におけるペルシア語書記術理論の形成と発展」『史學雜誌』110卷12号、2001、21-60頁；「『書記典範』の成立背景：14世紀におけるペルシア語インシャー手引書編纂とモンゴル文書行政」『史學雜誌』111卷7号、2002、1-31、143-144頁；「モンゴル時代におけるペルシア語インシャー術指南書」『オリエント』46卷2号、2003、197-224頁；「Daftar-i Dilgushaに見えるシャバーンカーラ史の叙述：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韻文史書利用の可能性」『上智アジア学』25号、2007、49-80頁。
[59] 四日市康博「元朝とイル=ハン朝の外交·通商関係における国際貿易商人」森川哲雄、佐伯弘次編『內陸圏·海域圏交流ネットワークとイスラム』福岡：櫂歌書房、2006、79-91頁；“Az Sīraf ba Kīsh：Tijārat-i Uqiyānūs-i Hind va Kīsh dar ʿAsr-i Moghūl（From Sīraf to Kīsh：Maritim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under Mongol Rule）”，in：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Siraf Port，November 14-16，2005 Bushehr-Iran，ed. by Esmael Tabadar & Abdolkarim Mashayekhi，Bushehr：Iranology Foundation，2005，pp.125-136；“Horses in the East-Wes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ran under Mongol Rule”，in：Pferde in Asien：Geschichte，Handel und Kultur，hrsg. von Bert G. Fragner，et al.，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9，S.87-97；“Chinese Seals in the Mongol Offical Documents in Iran：Re-examination of the Sphragistic System in the Il-khanid and Yuan Dynasties”，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15—230页；「ユーラシア史的視点から見たイル=ハン朝公文書：イル=ハン朝公文書研究の序論として」『史苑』75卷2号、2015、257-300頁；“Four Seals in ’Phags-pa and Arabic Scripts on Amir Coban’s Decree of 726 AH/1326 CE”，Orient，No.50，2015，pp.25-33；「イルハン朝文書行政における朱印と朱印文書：元朝印章制度の伝播と変容」『史滴』37号、2016、107-128頁；「イルハン朝（モンゴル支配期イラン）の公文書」小島道裕、田中大喜、荒木和憲編『古文書の様式と国際比較』東京：勉誠出版、2020、356-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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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一新：《合赞汗时期伊利汗国的伊斯兰教化》，《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钱志和：《试论合赞汗改革》，《宁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张文德、罗秋萝：《论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江苏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66] 王一丹：《孛罗丞相伊利汗国事迹探赜——基于波斯语文献的再考察》，《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67] 邱轶皓：《伊利汗国的成立：异密·部族·集团——以〈五族谱〉（旭烈兀—阿合马）为中心》，《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8] 陈春晓：《忽推哈敦与伊利汗国前期政治——蒙古制度在西亚的实践》，《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
[69] 陈新元：《速混察·阿合伊朗史事新证——兼论伊利汗国的畏兀儿人》，《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
[70] 周思成：《命令文书、沙里亚法与习惯：阿耳迭必勒波斯文文书中所见伊利汗国法律渊源初探》，《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
[71] 惠谷俊之「ガザン·ハンの対元朝使節派遣について——14世紀初頭におけるイラン·中国交渉史の一齣」『オリェント』8卷3-4号、1965、49-55頁。
[72] 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原载《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此据氏著《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73] 杨钦章：《元代奉使波斯碑初考》，《文史》第30辑，中华书局，1988；四日市康博：《从〈奉使波斯碑〉看元朝同伊利汗国使臣往来》，《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赵莹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4] 邱轶皓：《大德二年（1298）伊利汗国遣使元朝考：法合鲁丁·阿合马·惕必的出使及其背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1分，2016。
[75] 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原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4期，1941，此据氏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余大钧：《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Thomas T.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pp.27-28；金浩东：《蒙元帝国时期的一位色目官吏爱薛怯里马赤（Isa Kelemechi，1227—1308年）的生涯与活动》，李花子译，《欧亚译丛》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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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原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3期，1941，此据氏著《穹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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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任荣康：《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兼考马可·波罗抵忽炭三地之年限》，《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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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见刘迎胜《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103] 高荣盛：《古里佛/故临——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与运作》，《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104] 杨晓春：《元代南海贸易中的商品与货币问题——〈岛夷志略〉相关记载的归纳与讨论》，《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05] 陈春晓：《中古时代印度西海岸地名考——多语种文献的对勘研究》，《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2期。
[106] 邱轶皓：《
船考——13至15世纪西方文献中所见之“Jūng”》，原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5期，修订后收入氏著《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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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Bert G. Fragner，“Ilkhanid Rule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in：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d. by Linda Komaroff，pp.68-80.
[111] Yokkaichi Yasuhiro，“Chinese Seals in the Mongol Official Documents in Iran：Re-examination of the Sphragistic System in the Il-Khanid and Yuan Dynasties”，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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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遠藤光曉「王叔和『脉訣』ペルシャ語訳に反映した14世紀初中国音」『中国音韻学論集』白帝社、2001、195-218、337-338頁；『元代音研究：「脈訣」ペルシャ語訳による』汲古書院、2016。
[116] 时光校注《〈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7] 详见本书第七章。
[118] Yoichi Isahaya，“History and Provenance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in the Zīj-i Īlkhānī”，Tarikh-e Elm：Irani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No.8，2009，pp.19-44；“The Tārīkh-i Qitā in the Zīj-i Īlkhānī：The Chinese Calendar in Persian”，SCIAMVS：Sources and Commentaries in Exact Sciences，No.14，2013，pp.149-258；Mitsuaki Endo & Yoichi Isahaya，“Yuan Phonology as Reflected in Persian Transcription in the Zīj-i Īlkhānī”，『経済研究』8号、2016、1-38頁；（与須賀隆合撰）「『イル·ハン天文便覧』に見える中国暦·ヒジュラ暦換算表の再構——モンゴル帝国期東西天文学交流の再考」『「歴史的記録と現代科学」研究会集録』第5回、2019、252-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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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刘中玉：《14世纪蒙古体系变动下的青花瓷——元青花与伊利汗国伊斯兰转向关系梳论》，《形象史学》2017年第1期。
[147] 穆宏燕：《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回族研究》2015年第1期；《“蒙古大〈列王纪〉”：波斯细密画走向成熟之作》，《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摩尼教经书插图的艺术史意义》，《美术研究》2017年第4期；《摩尼教经书插图的发展与世俗化转型》，《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中国造纸术促进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回族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