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VIA优势分类系统及关键问题
几十年来，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在理解、治疗和预防心理障碍、心理问题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这两本手册为数十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可靠的评估手段和有效的干预措施。一致的分类标准及其相关评估手段为基础研究人员、临床医生乃至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沟通的通用术语。而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够保证在伦敦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与在东京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所得到的诊断是相同的，也没有人能保证对约翰内斯堡抑郁症病人采用的心理或药物治疗对京都的（所谓的）抑郁症病人有同样的疗效。可以说一致的诊断标准和测量手段极大地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发展。
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心理学家们逐渐发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所描述的都是人们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而那些正面的特性和优势（例如幸福感、积极情绪、自控力、创造力等）缺乏一个同样的分类标准。当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谈论精神健康或是幸福感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精神健康或是幸福感仅等同于没有疾病和痛苦，一切正常。似乎人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说达不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国际疾病分类》的诊断标准就行了。就如同保险公司，它们是不会把幸福感和满足感纳入理赔范畴的。因此，要促进积极心理学更好地发展，开发出一个针对个体积极品质的标准分类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干预指导就成为一项基础但非常重要的工作。
积极品质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支柱之一。当研究者们着手构建一个有关人类个体积极品质的框架时，他们最初选择去开发一个知识分类学（Taxonomy）框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关于人类卓越品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20多位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些专家之中，有一位具备（系统学）专业知识的学者提出，知识分类学的前提假设是在它所要解释的领域内存在一种潜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产生于某一深层次的理论（Bailey，1994）。具体而言，一个知识分类学体系是由不同的类别和类别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知识架构，其所关注和解释的问题包括为什么选择这些而非其他类别？什么是潜在的结构？这些类别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一个好的知识分类学将有助于理论的发展，它能够组织和指导整个学科的活动。例如，动物分类学包括域、界、门、纲、目等，当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将物种的分类与进化论融合在一起时，这一分类学就成为一个深刻的关于生命及其数千年进化历程的理论。
然而，积极心理学家们所期望构建的框架并不符合这一假设。对于人类的积极品质来说，发展一种知识分类学并不可取，因为研究者们意识到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表明不同类别的品质之间存在某种潜在且特定的联系。但他们不断付出的努力使他们坚信，可以通过确定一系列的领域（Domain，即在大多数主流宗教和文化中被定义为有价值、有贡献的美德）并将其细分（即构成这些美德的基本元素）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发展一种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将更为合适。
那什么是“分类系统”呢？像普通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会将相近的事物进行归纳，例如情绪障碍（Emotional Disorders，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包括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等）、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包括权威型、专制型、放任自由型等）、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包括安全型、痴迷型、疏离型等）。但与日常生活中的归类不同的是，社会科学家会不断通过科学研究来完善他们所提出的分类，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分类系统。科学的分类系统首先要确定其研究的主要领域，然后在该领域内详尽地将相互排斥的子范畴（Subcategory）区分出来，最终形成能够解释这一领域的内涵。换句话说，一个最终的分类系统中的元素应当既详尽，又排他。
根据这一逻辑，研究者们首先对道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中关于美德的权威经典文本进行了考察（Dahlsgaard et al.，2005），从而确定了道德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最重视也最被普遍认可的6类核心领域：智慧（Wisdom）、勇气（Courage）、仁慈（Humanity）、节制（Temperance）、自我超越（Transcendence）和公正（Justice）。Peterson和Seligman（2004）认为这六类美德是基于生物进化的过程而产生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先天地选择了这些卓越的品质，以帮助人类解决物种生存所面临的重大任务。因此，美德必然是人类良好行为和积极品质的集合，它在概念层次上必须高于“好的性格”（Good Character）的阈值。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拥有积极品质的人都是拥有美德的人，因为美德所包含的是更高水平和更加综合的积极品质。
在确立了美德类别之后，研究者们需要在美德框架内进行填充。研究者们需要筛选出个体可以通过思想、情感和行为所表现出的积极品质——性格优势（Character Strengths，在有关中文文献中亦译作性格优点或品格优势），并根据其概念和统计学特征（如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其聚合起来，纳入对应的美德分类之中。性格优势被看作定义美德的核心过程或机制，它包含了个人性格中的优势，个人的兴趣、天赋、价值观等（Peterson，2006a）。研究者们制定分类系统的目标在于识别最基本的性格优势，这些性格可以组合成更加复杂的美德，但它们不能再分解出其他类似的成分。就好像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那些元素，氢和氧可以结合生成水，但氢和氧不能分解出其他元素。如果一个人拥有某一美德中的一种或两种性格优势，那么他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具有某种性格的人。
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个体品质中筛选出具有上述特点的性格优势呢？学者们制定了10个纳入/排除准则（见表1-1），并根据这些准则进行严格的筛查。最后，有24种最符合这些准则的性格优势被纳入分类系统之中，分别是创造力（Creativity）、好奇心（Curiosity）、批判性（Judgement）、好学（Love of Learning）、洞察力（Perspective）、勇敢（Bravery）、诚实（Honesty）、热情（Zest）、毅力（Perseverance）、爱与被爱的能力（Love）、善良（Kindness）、社交能力（Social Intelligence）、宽恕（Forgiveness）、谦逊（Humility）、审慎（Prudence）、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感恩（Gratitude）、对美和卓越的欣赏（Appreciation of Beauty）、灵性（Spirituality）、幽默（Humor）、希望（Hope）、合作（Teamwork）、公平（Fairness）、领导力（Leadership）。
表1-1 筛选性格优势的十条甄别准则
由此，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便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个体积极品质的分类系统——VIA优势分类系统（the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s，VIA-CS）（见表1-2）。Peterson和Seligman参照《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编制了一本手册用以描述人类所普遍具有的积极品质——《性格优势与美德：一本分类手册》（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Peterson & Seligman，2004），期望在心理干预和治疗领域为研究者、实践者乃至公众提供一种通用的术语，便于帮助人们开展更多以性格优势为基础的研究、诊断、治疗和干预。诚如Peterson和Seligman所言，当前的这一分类系统可能尚未详尽，后续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支持和完善它。
表1-2 美德和性格优势
表1-2 美德和性格优势-续表1
表1-2 美德和性格优势-续表2
表1-2 美德和性格优势-续表3
表1-2 美德和性格优势-续表4
与这一系统相对应，研究者编制了测量这24种性格优势的VIA优势问卷[1]（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A-IS），其测量内容更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强调社会文化对个体思想、感情和行为的塑造功能及可成长性，期望人们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以促进良好性格的发展。
目前，VIA性格研究院共发布了14个版本的性格优势问卷，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诉求。
（1）VIA-IS-240：最早期的量表，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240道题目，其中包含24个子量表，每个子量表有10道题目，测量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如无特殊说明，此系列量表无论是5点计分还是7点计分，均为从完全不像我到完全像我；无反向计分题目）。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
（2）VIA-120：正式版的VIA优势问卷，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120道题目，测量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每个性格优势子量表包含5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仅包含正向计分题目，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目前这一版本已经代替原版（VIA-IS-240）作为性格优势测量的标准工具。
（3）VIA-72：简短版的VIA优势问卷，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72个题目，测量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每个性格优势子量表包含3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仅包含正向计分题目，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
（4）VIA-IS-R：2017年7月发布的VIA优势问卷修订版，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192个题目，测量6类美德与24种性格优势，包含正向、反向计分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
（5）VIA-IS-M：简短版的VIA优势问卷修订版，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96道题目，测量24种性格优势，每个性格优势子量表包含4道题目，包含正向、反向计分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
（6）VIA-IS-P：简短版的VIA优势问卷修订版，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96道题目，测量24种性格优势，每个性格优势子量表包含4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仅包含正向计分题目，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
（7）GACS-72（Global Assessment of Character Strengths-72）：用以测量个体标志性性格优势，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包含24个性格优势子量表，每个子量表包含3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7点计分，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
（8）GACS-24（Global Assessment of Character Strengths-24）：GACS-72简短版，用以测量个体标志性性格优势，适用于成人的自我报告式问卷。每道题目分别用以测量一种性格优势，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7点计分，某项性格优势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项优势越突出。
（9）Signature Strengths Survey（SSS）：用以测量个体标志性性格优势，非计分量表，提供24种性格优势的相关描述，测试者根据相关描述从中选出自己的标志性性格优势。
（10）VIA-IS-V6：基于六美德模型发展而来，用以测量6类美德，每个美德分量表包含8道题目，共计48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某类美德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类美德越突出。
（11）VIA-IS-V3：基于三美德模型发展而来，用以测量3类美德，每个美德分量表包含8道题目，共计24道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某类美德得分越高，说明测试者所具有的此类美德越突出。
（12）VIA-Youth-198：适用于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198道题目，测量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包含正向、反向计分题目，每个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
（13）VIA-Youth-96：简短版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式问卷，共计96道题目，每个分量表有4道题目，测量6类美德和24种性格优势。包含正向、反向计分题目，每道题目均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
（14）VIA-RTO：Peterson等人开发的VIA-RTO（Values in Action Rising to the Occasion Inventory）是一种结构式访谈问卷，这一版本的问卷运用较少。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www.viacharacter.org对自己的性格优势进行免费测评。该网站是美国VIA性格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参与者首先需要在网站上注册，提供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国籍，然后完成VIA优势问卷。VIA性格研究院的网站提供了40种不同语言的VIA版本，供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作答。个人的性格优势档案也会在测评结束后反馈给参与者。VIA性格研究院的网站上还提供了对每种性格优势核心概念的解读以及相应的练习、相应的歌曲和电影等，以帮助想要提升自身性格优势的用户。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工具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并没有以学术论文形式在学术期刊上进行公开发表与报告。
2002～2012年，总共有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3921名18岁以上的成人通过VIA性格研究院的网站参与了调查。McGrath（2015a）分析了这些数据，结果显示，各国样本在性格优势的排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具体来说，“诚实”、“公平”、“善良”、“好奇心”和“批判性”在50个国家的样本中都排在前五位，它们被看作全人类最认可的性格优势，其中“公平”在75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都是排在前五位的性格优势之一。此外，仅次于这五个性格优势的是“爱与被爱的能力”，这一性格优势在20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排进了前五位。“谦逊”和“自我调节”在75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都排在倒数几位，“审慎”和“灵性”也在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排在倒数五位。此外，“热情”在23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中也排进了倒数五位。在该样本中，有16069名中国成年人参与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五名的“首要优势”（Top Strengths）依次是“诚实”“公平”“对美和卓越的欣赏”“爱与被爱的能力”“感恩”；排在最后五位的性格优势依次是“洞察力”（第20位）、“谦逊”（第21位）、“热情”（第22位）、“灵性”（第23位）、“自我调节”（第24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性格优势的排名仅仅是相对而言，排名较低的优势绝对不意味着就是个体“劣势”，其只是相对于个体的其他优势而言，优先度略靠后。
但是，VIA优势问卷的跨文化一致性需要证据支撑。因为VIA优势问卷的编制过程及测量学证据的收集所选取的被试均是受西方传统文化熏陶的成年白人，尽管分类系统及其测量工具在编制时考虑到了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但这些文化和传统也是经由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白人学者所认知建构起来的。因此，VIA优势问卷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能够测量个体的性格优势，那么在其他文化，特别是与西方文化差别较大的东方文化下，其测量水平又如何呢？
早年，日本的Otake等（2005）开发了日文版的VIA优势问卷。该研究以778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选取的测量工具包括日文版的VIA优势问卷、主观快乐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NEO五因子量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ry）。数据分析显示，日文版量表具有非常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再测信度，以NEO五因子量表为效标，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分量表之间相关显著；各优势与主观幸福感、一般健康也呈正相关趋势（Otake et al.，2005）。我们的一项早期研究以837名大学生为被试，对中文版VIA优势问卷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进行系统评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VIA优势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重测信度基本在0.7以上，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段文杰等，2011）。然而，六大美德的结构效度较差，会聚效度与区分效度的结果也显示，性格优势与其相应的、非相应的美德之间的关系混杂（段文杰等，2011）。也就是说，原有的六因子模型的划分并不适合中国大学生群体，各个测量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VIA优势分类系统及其相应的测量工具均在理论上认为24种性格优势可以聚合为6类，但至今没有严格的实证证据支持这一点。我们梳理了德国、美国、印度、克罗地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非洲地区研究者基于VIA优势分类系统探索出的基本结构，均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2～5个因子，见表1-3），少于理论构想的6个类别（段文杰、谢丹、李林、胡卫平，2016）。
比如，目前最接近六因素理论模型的是Peterson等人探索出的五大因子，包括人际、坚毅、认知、节制和自我超越，分别对应于VIA优势分类系统中的公正、勇气、智慧、节制和自我超越（Peterson，Park，Pole，D’Andrea，& Seligman，2008）。克罗地亚的Brdar等人采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881名在校大学生，通过分析得出人际优势（Interpersonal Strengths）、坚毅（Fortitude）、活力（Vitality）和谨慎（Cautiousness）四个因素（Brdar & Kashdan，2010）。再如Shryack等人探索出一个三因素模型，包括自恃（Self-assuredness）、社交（Sociability）和自觉性（Conscientiousness）（Shryack，Steger，Krueger，& Kallie，2010）。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我们认为，在获取VIA优势分类系统及其测量工具跨文化一致性的证据时，有一些关键问题必须得以澄清。
表1-3 部分实证研究中优势分类系统的基本结构
表1-3 部分实证研究中优势分类系统的基本结构-续表1
表1-3 部分实证研究中优势分类系统的基本结构-续表2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质疑声也不断出现。一项综述研究系统论述了四个具体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或者不是）积极心理学、为什么需要且现在需要积极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的挑战、积极心理学的未来，旨在为那些对积极心理学持怀疑态度或者对它不熟悉的人解释积极心理学，回应对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批评，以及预测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该论述阐明了积极心理学所研究的是有助于个体、团体和组织发挥最佳功能的条件和过程（Gable & Haidt，2005），它是一个根源于西方且相对较新的心理学思潮。
同时，该研究还着重指出文化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有趣且重要！因为文化和其他方式一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然而，因为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结构，所以它不断被提及，不断向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提出挑战。当研究涉及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时，往往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关系到另一个深层次的难点，即中国文化的多维性质。这种多维性质使得在定义和搭建中国文化下的概念框架时容易产生分歧，进而对某些文化和/或跨文化变量的解释产生差异。因此，和其他领域一样，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非西方文化下建构的积极心理结构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如何运用与本土文化相关的、适切的方式去研究。
积极心理学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自其诞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其发展。一项旨在探讨积极心理学文化敏感性的研究通过对积极心理学的框架、为积极心理学做出贡献的多元文化影响因素、积极心理学的多元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与分析，发现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是创新且具有突破性的，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领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假设构成了积极心理学的全部基础，这使得研究和实践几乎不可能超越西方文化，但实际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我，以不同的方式体验情感，并拥有一系列不同的价值观。实则文化差异存在于人们的价值观、情感以及他们如何定义自我之中，积极心理学尚未描绘出所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性，缺乏文化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文化在塑造积极心理学结构和测量工具方面的作用，该领域需要实现文化敏感性的各个方面，但这种敏感性首先需要从专业人士开始（Kubokawa & Ottaway，2009）。
因此，接下来讨论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即概念特异性、结构稳定性和文化适应性。
一 概念特异性
在非西方文化中进行社会科学相关的跨文化研究，我们首先会面临语言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将翻译和回译（Forward-translation and Back-translation）法作为译制有效的非英语版本心理学量表题目的黄金标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也发布了相应的指南（Wild et al.，200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1）。其翻译和文化适应小组（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Group，TCA 小组）通过对现有实践证据、文献和指导方针的回顾，在明确了当前方法和已发布的指导方针普遍缺乏一致性指导原则后，提出了一种从全面视角出发的良好实践的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PGP），以指导更好的跨文化翻译，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问卷之间具有意义等价性。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1）由一位双语翻译者将英语问卷转化为第二语言。
（2）由另一位不知道英文原版问卷的双语翻译者将已经转化为第二语言的问卷回译成英文。
（3）两位翻译员和其他对该领域（如积极心理学）有专业性理解的专家进行三方会议，对照两个英文版本，修正第二语言版本，以解决翻译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表达不充分的问题。
（4）之后再进行定性访问和预测试以确定最终版本。
这一过程要求翻译人员和专家小组成员着重注意的是他们所要翻译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词或短语的字面意思（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1）。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相关概念的专业知识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在积极心理学领域运用这些原则时，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因为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些术语比较新，可能在其他语言中暂时无法找到等价的术语。更重要的是，积极心理学是近年来才开始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因此，很少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对积极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有全面的了解。在中国内地的积极心理学文献中，字面翻译并不罕见。例如，“Positive”一词，即便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将其翻译为“积极”，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但事实上，“积极”一词是具有特定汉语含义的，尤其是它还代表了“积极主动”和“活力”。但这很可能与“Positive Psychology”的核心主题并不一致。在中国的香港地区，学者们将“Positive”一词翻译成“正向”，并且用“向上”（即超出零和）来揭示“正向”的内涵，从而区分了这一新的心理学流派和侧重于修正心理问题的传统心理学流派。遗憾的是，这个翻译并未在所有华语社区得到普遍接受。
除了语言等价性之外，我们所研究概念本身的内涵在不同的文化中也可能不同。在不同文化中对同一概念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确定这个概念的衡量标准在两种文化中是否相同。换句话说，建立概念上的等价性意味着研究者应该确保不同文化群体对调查中的同一概念的理解是相同的（Barofsky，2000；Cole & Maxwell，1985；Corral & Landrine，2009；Matsumoto & Yoo，2007）。已有研究探讨了不同语言体系中概念解释的差异，该定性研究旨在探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压抑自己的情绪，并如何运用概念解释情绪抑制。在对情绪调节、西方人群情绪压抑的定量测量、文化对压抑的影响、跨文化测量等价性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嵌入式混合方法，以扎根理论为定性研究框架，筛选出了30个研究对象。利用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和自我构念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探究了人群对术语使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尽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倾向于在相似的环境状况中使用情绪抑制，但他们的情绪抑制概念、他们用来抑制情绪的策略、他们如何解释情绪抑制的术语，以及他们对这些术语的反应是不同的。例如，在中国文化中，“喜极而泣”是普遍使用的词语，但在西方文化中，被调查者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题目中会在兴奋的情绪（积极的）反应里出现“哭”（消极的）这一选项；另外，在面对情感问题时，“你最想要去的地方”选项设置里有“最想要去酒吧”这一选项，可能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不太恰当，此时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将这一选项设置成符合其文化背景的具有相似功能的地点，在中国文化中，比较贴切的概念可以转换成“最想要去买醉”（Haboush，2013）。以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为基础设计的题目或许仅仅能够被这一特定文化群体所理解，因此，当一个问题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需要注意概念等价性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对“幸福感”这一概念的讨论，来具体解释不同文化中概念特异性的问题。
是什么构成了幸福感呢？一篇文献综述就幸福本质问题从四个方面对目前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首先是回顾了关于幸福感的两个普遍性观点，即“快乐论”（Hedonic）和“实现论”（Eudaimonic）；其次是对幸福心理学中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个性、个体差异和幸福，情绪和幸福，身体健康和幸福的关系；再次是对幸福感前因研究的总结，如社会地位和财富是幸福的预测因子，依恋、情感联系和幸福的关系，目标追求和幸福的关系，等等；最后是对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幸福感差异的整体回顾，主要包括生命周期与幸福感的关系，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幸福感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它涉及最佳的体验和功能，目前关于幸福感的两个普遍性观点，即“快乐论”和“实现论”，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焦点和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在某些领域是发散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互补的（Ryan & Deci，2001）。
“快乐论”的观点从愉悦和享乐的角度定义了幸福感，而“实现论”认为，幸福感本身并不是自我幸福，而是人类潜能的实现（Waterman，1993）。将幸福与快乐等同起来的观点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斯提普斯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体验最大限度的快乐，而幸福是一个人快乐时刻的总和。他早期的享乐主义哲学也被许多人追随。比如霍布斯认为，幸福在于成功地追求人类的欲望，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追求感觉和快乐是人生的终极目标（Ryan & Deci，2001）。“快乐论”的幸福观，通常会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表现，既包括相对狭隘的身体享乐，也包括对欲望和自我兴趣的广泛关注。根据“实现论”观点，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值得”，那么即便是进行过程不愉快的活动，个体仍然会感受到高水平的幸福感，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活动提升了自我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亚里士多德认为以享乐为目的而追求幸福是一种庸俗的思想，容易使人类成为欲望的追随者。相反，他认为真正的幸福体现在美德之中，即做值得做的事。对享乐需求满足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和满足感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根植于人类本性且有益于人类成长的需求的满足才是幸福。换句话说，在纯粹的主观感受需求和客观有效需求之间，前者对人类的成长有害，后者则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并不是所有欲望和结果的实现都会产生幸福感，有时候即使有一个快乐的经历，但结果是不利于人类成长的，这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感。因此，“实现论”观点认为快乐并不等同于幸福（Niemiec & Deci，2001）。
在积极心理学中，幸福感的概念化集中体现在Diener等人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的研究中（Diener，2000；Diener & Suh，2000）。一项实证研究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气候、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公共卫生和环境，接着通过一个概念模型描述了生活方式、价值优先级和生活满意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知，然后使用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以检验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通过幸福、快乐和成就等能够被感知的维度来衡量。在这个检验过程中，主要使用了回归分析。首先，该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分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特征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次，确定最看重的资源和活动类型，以及人口特征如何影响价值优先级；最后，对生活质量以及它的具体组成部分，即幸福、快乐和成就进行评估，构建了一个模型以反映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不管是上述关于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还是以幸福感为主题对中国学者发表的中文期刊论文进行检索，自1999年起的大约800篇论文和10个主要领域都表明，主观幸福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研究幸福感最有力的模型之一（Bian，Zhang，Yang，Guo，& Lei，2015；Chen & Davey，2008；Sun，Chen，Johannesson，Kind，& Burström，2016）。
然而用“快乐论”的观念来概念化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真的合适呢？在之前的研究中，Suh、Diener、Oishi和Triandis（1998）分析了第二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Ⅱ）的数据，参与者包括来自41个国家的26877名男性和28728名女性，在众多问题中重点选择研究与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的题目，即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和“这些天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在内的话，你对你的生活有多满意”，主要使用相关分析来进行数据探索。根据他们的报告，积极情绪是预测个人主义社会（如美国）语境中的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社会规范在预测集体主义社会（如中国）语境中的主观幸福感时显示了和积极情绪同等的重要性。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努力工作，受苦受累的父母们的积极情绪会相对低落，但是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做符合社会规范。因此，尽管自身承受着痛苦，这些家长还是可能会报告高水平的幸福感。由此可以发现，如果不同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依据不同的行为和价值观（积极情绪和社会规范）来定义和构建幸福感，就会造成概念等价性问题（Leong，Leung，& Cheung，2010），不等价的概念之间难以进行跨文化比较。概念等价性是指在目标文化中代表相同态度和行为的概念具有可比性。可以认为，“快乐论”观点下的幸福感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无法诠释中国人对幸福感的认知。
Hofstede（1980）认为在非西方文化中开发心理测量工具主要有三种方法：（1）文化客位（Etic）方法；（2）文化本位（Emic）方法；（3）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Combined Etic-Emic Approach）。文化客位从根本上说，认为研究中的概念具有文化自由性（Culture-Free），表明了世界文化的共通性。文化客位方法有两个强有力的假设：（1）被界定的概念及开发的测量工具能够有效地在另一个新的国家或另一个正在解读的文化现象中起作用；（2）概念及测量工具常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证据来比较两国或两种文化（Olavarrieta，2010）。文化客位方法的基础理论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在西方社会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在研究非西方人群时，研究人员只需要简单地翻译西方开发的工具，就可以直接将该工具应用于非西方人群。虽然文化客位方法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文化对非西方群体的影响。文化本位是指某一个概念仅仅在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当中适用。文化本位方法认为行为是具有文化特征的，文化具有特定性（Culture Specific）。
由于对文化的简单化，文化客位方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反对者提出的改进意见是在将本土文化与其他文化相联系时，需要将文化本位方法和文化客位方法相结合，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知识，并形成更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Berry，1989；Church & Katigbak，1988；Hui & Triandis，1985；Wind & Douglas，1982）。例如，智慧及其测量工具。早期智慧的概念被称作本土认知，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个人和团体都具有相同水平的认知能力，所以第一步是将智慧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并发展测量工具进行测量；第二步是在另一种文化下进行同样的测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需要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以体现概念等价性；第三步是检验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信效度；第四步中，两种主位文化理解被相互关联，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客位文化”。该研究通过将文化本位与文化客位方法相结合，概述了实现概念本土化发展的操作框架。另外，在研究菲律宾大学生健康人格概念时，论述了进行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四个步骤：（1）识别概念；（2）生成建立在文化适用性基础上的工具项目以评估相关概念；（3）对本位维度的验证（Emic Validation of Emic Dimensions）；（4）寻找普遍通用性维度——客位维度。
运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来开发测量工具，首先，需要确定在本土和非本土的语境中进行测量的题目是具有文化共通性的，题目可以进行跨文化比较。其次，在建立共通性的基础上，谨慎地加入具有文化特殊性的题目来构建一个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测量工具。然后，这个新的研究工具应该被检验，以核查其信效度，或者与其他共通性的测量工具相比较，以证明其特殊性题目的独特性。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具有两个优点。第一，共通性的题目与其他成熟的西方测量工具之间具有可比性，而特殊性题目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土测量工具的生态效度。第二，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方法的结果可以在其他文化中进行检验，从而可以促进研究人员开发出适用范围更广泛的概念。
从现有文献来看，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Diener，Emmons，Larson，& Griffin，1985）和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SHS）（Lyubomirsky & Lepper，1999）是中国学者最常用的两种测量幸福感的方式。
生活满意度量表（Diener et al.，1985）仅专注于评估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而不触及诸如积极影响或孤独等相关概念，且被证明在不同年龄组中都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目前被广泛用于青少年、大学生、老年人等群体的研究中（Liang & Zhu，2015；Sachs，2003；Wang，Hu，& Xu，2017）。例如，Wang及其同事（2017）对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展开了研究。他们将参与者（N=2178）根据户口分为三个不同组别，即城市组、农村组、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组。在对三组青少年参与者的居住状况和性别分布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后，他们对生活满意度量表在不同组中的运用进行了6种不变性研究：构型不变性（Configural Invariance）、弱不变性（Weak Invariance）、强不变性（Strong Invariance）、严格的不变性（Strict Invariance）、因子方差或协方差不变性（Factor Variance/Covariance Invariance）、潜变量均值不变性（Latent Mean Invariance）。最后的结果均支持了原量表的单因素的结构，说明中文版的生活满意度量表适用于中国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青少年，该量表所测量的生活满意度这一因子在三组人群中是稳定不变的，该量表对中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Liang和Zhu（2015）运用了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中国特定时代背景所产生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进行了幸福感的测量，共1236名失地农民参与了该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他们发现生活满意度量表能够有效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当失地农民的积极情绪越来越强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提高；相反，当他们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强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则会下降。Sachs（2003）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生活满意度量表在香港大学生中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同时使用积极态度量表（Proactive Attitude Scale）、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心理控制源量表（Locus of Control Scale）对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了效度检验，共有123名教育学硕士参与了该研究。结果获得了一个单因子结构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在中国香港大学生中同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跨文化效度，能够被广泛应用。此外，中国香港大学生所测得的生活满意度数据与美国学生而不是中国内地学生或韩国学生的数据更相似。
主观幸福感量表（Lyubomirsky & Lepper，1999）运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对幸福感进行评价，该量表由4个题目组成，每题都采用7点Likert式评分，从1（不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到7（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分数越高表示被访者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60。在2732名参与者中对其进行验证，在与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高兴-恐惧量表（Delighted-Terrible Scale）、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生活取向测试（Life Orientation Test）、积极/消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a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ality）、贝克抑郁症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等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以及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的结论。该量表在学生、家庭、企业员工等群体中被广泛应用（Lin et al.，2010；Nan et al.，2014；Yan，Su，Zhu，& He，2013）。例如，Nan及其同事（2014）以社区居民为样本，将包含4道题目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翻译成中文以检验其在中国社区样本（N=2635）中的适用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统计手段，最终他们得出了与原版量表一致的单维度的因子结构。单因子结构解释了65.3%的总方差，这与德文版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总方差解释率几乎完全相同。上述结果说明主观幸福感量表完全适用于中国群体。Yan等（2013）在研究大学生群体核心自我评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时，将主观幸福感量表用于评估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幸福感程度。他们直接采用了Lyubomirsky和Lepper（1999）开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238～0.311，p＜0.01）。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核心的自我评估通过主观幸福感来提高生活满意度，说明提升主观幸福感是提高生活满意度的一条可能的路径。
尽管这两个量表都已经得到了验证和广泛使用，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量表中的题目都只关注了受访者对自己的评价，侧重于“我”而不是“我们”。例如，“我的生活状态很好”、“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得到了在生活中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东西”（生活满意度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总的来说，我认为自己……”、“与我大多数的同伴相比，我认为自己……”（主观幸福感量表；1=不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7=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Ho和Cheung（2007）在其著作中指出这种以“我”为主的提问方法可能无法捕捉到以“我们”为导向的中国人的整体幸福感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人很难在不考虑别人的幸福感的情况下判断自身的幸福感，因此，他们假设中国人的幸福感存在人际关系维度。
为了研究和验证这一假设，Ho和他的同事（2007）采用了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Cheung，Van de Vijver，& Leong，2011），开发了一个中文版的“扩展版生活满意度量表”（Expande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ESWLS）。这一扩展版的量表，使用了原始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被认为具有文化共通性的五个“自我导向”的题目（Diener & Diener，1995；Diener & Suh，1999），此外他们还加入了五个“他人导向”的题目（例如，“我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状态非常好”）。之后，他们使用这一扩展版量表进行了三次独立研究，以检验中国人幸福感人际关系维度的存在。前两次研究对北京的两个独立样本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样本1，N=296；样本2，N=485），并确定了包含六道题目的扩展版生活满意度量表，其中有三道题测量自我导向幸福感（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得到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东西”），另外三道测量他人导向幸福感（例如，“我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状态都非常好”）。在一系列研究之后，最终的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双因子结构的幸福感模型所测量的来自北京和香港的参与者具有一致的幸福感水平。这与Sachs（2003）的研究结果是不一致的，但可能更真实地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幸福感水平。
总之，中国人可以通过适应社会规范（Suh et al.，1998）、让身边重要的人感到幸福（Ho，2010）并根据其重要他人的幸福（Ho & Cheung，2007）来得到高水平的幸福感。相比于“快乐论”，双因子结构的幸福感与“实现论”的联系更为紧密（Niemiec & Deci，2001）。所以，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性格优势的研究中，我们应当使用兼顾文化共通性和文化特殊性的方法来开发灵敏并且符合本土化情境的理论和工具，以此来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二 结构稳定性
结构稳定性在统计学层面体现为度量等价性。度量等价性是指问卷或量表的题目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测量中存在相似的统计属性（Hui & Triandis，1983；Okazaki & Sue，1995；Straus，1969；Van de Vijver & Leung，1996）。换言之，当我们在开发中文版的量表时，中文的量表与原始英文版量表应当具有相同的心理测量属性。例如，100个白人参与者的测试分数能够与100个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测试分数以同一种统计测量工具来解释，那么该种工具就存在度量等价性。有学者提出，西方学者在对美国少数族裔的研究中，度量等价性常常被忽略，尤其是在测量量表不需要进行翻译的情况下，但如果这种测量工具不适用于这一少数民族群体，那么使用不适用的统计学测量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则会存在偏差，所得结论也是不可靠的（Okazaki & Sue，1995）。也就是说，由于人们很少注意到心理研究中种族和文化的差异问题，所以在对少数民族的评估研究中会面临多种方法和概念上的挑战。对少数群体的研究报告应包含更详细、更全面的抽样讨论和抽样方法，以及考虑采用多种措施和多种评估方法测量收敛效度等，因此需要提出新的指导方针以解决这些统计学问题。我们在进行中国人性格优势研究时，更应当注意度量等价性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将以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的多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具体说明度量等价性的问题。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这一术语最初由Gullickson（1997）提出，用以表示创伤事件后可能发生的积极的心理变化。最早被开发和验证的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是一个具有五因子结构的量表（Tedeschi & Calhoun，1996）。这个量表及其因子结构是研究者通过对受到多重创伤事件的美国本科生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而得出的。其五个因子分别是：（1）与他人的联系（Relating to Others）；（2）新的可能（New Possibilities）；（3）个人优势（Personal Strength）；（4）精神变化（Spiritual Change）；（5）生活感悟（Appreciation of Life）。
虽然量表的开发是在非临床人群（即大学生）中开展的，但研究结论也在临床患者中得到了证实，如癌症患者、慢性疾病患者、车祸事故者。例如，为验证创伤后成长量表在加拿大的跨文化适用性，研究者在加拿大通过社区、网站、诊所招募了患有关节炎（N=301）和炎症性肠病（N=544）的参与者，问卷包括创伤后成长量表，以及参与者的基本人口信息、疾病类型、诊断年份、感知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疾病困扰。感知症状的严重程度使用问题“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要衡量症状的严重程度，你如何描述你的症状”，疾病困扰使用问题“一般来说，你受关节炎或炎症性肠病的折磨有多痛苦”来进行评估。用最大似然估计协方差矩阵测量了因子结构、测量不变性和潜变量均值不变性之后，该研究表明，五因子结构的创伤后成长量表可应用于慢性疾病患者（Purc-Stephenson，2014）。同样在加拿大的另一项研究（Brunet，Mcdonough，Crocker，& Sabiston，2010）在乳腺癌幸存者（N=470）群体中使用了创伤后成长量表，同时测量了该群体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医学相关的变量，如年龄、身高、种族、接受治疗的类型、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以及自诊断和最后治疗以来几个月的情况。因子结构、测量不变性和潜变量均值不变性的分析结果表明，创伤后成长量表的上述五因子结构可以应用于乳腺癌幸存者群体。该研究的后续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也表明，创伤后成长量表在跨年龄组、治疗类型、患病时长以及自上次治疗以来的时间等不同组别中具有不变性。此外，五因子结构的创伤后成长问卷量表可以应用于诸如机动车事故幸存者和汽车事故幸存者等车祸事故者群体（Nishi，Matsuoka，& Kim，2010；Wu，Leung，Cho，& Law，2016）。例如，一项研究用创伤后成长量表、修订后的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 Revised）以及连贯性感觉量表（Sense of Coherence Scale）对日本机动车事故幸存者（N=118）进行了横断面研究（Nishi et al.，2010），探讨创伤后成长中对生活的欣赏等因素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以及个人优势等因素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创伤后成长量表能够良好地应用于该群体当中，创伤后成长中对生活的欣赏等因素与心理弹性正相关，这可能是成功应对创伤的结果；而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优势等其他因素则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正相关，这可能是长久努力应对痛苦的结果。除此之外，创伤后成长量表在受到过多重创伤事件的样本中也是有效的（Taku，Cann，Calhoun，& Tedeschi，2008），包括在伊拉克或阿富汗境内经历过战斗的现役士兵（N=3537）（Lee，Luxton，Reger，& Gahm，2010）与经历过智利地震的成年人（N=1817）（García & Wlodarczyk，2016）。2010年，以智利震区的灾民为对象的研究首先对创伤后成长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其因子结构，再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明确因子拟合指数，然后通过与心理健康量表、感知到的事件严重程度变量以及创伤后症状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得到效标效度。研究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在经历过智利地震的成年人样本中也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
然而，不难发现，在上述研究中，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白种人。例如，在乳腺癌幸存者的研究中，94.5%的患者是白人（Brunet et al.，2010）；同样，对于现役士兵的研究中，75.5%的参与者是高加索人（白种人）（Lee et al.，2010）。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多元文化中进行调查和研究，以探讨这些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民族或其他文化中。
由于近几十年全球创伤后成长研究的普及，创伤后成长量表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但在跨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该量表具有不同的因子结构。例如，在一组以中国精神科门诊患者（N=157）为样本的研究中，利用修订后的事件影响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状态和特质焦虑量表（State and Trait Anxiety Inventory）作为与创伤后成长量表相关的测量工具。通过主成分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方法最终确定了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但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五因子模型无法在中国样本中被验证（Ho，Chan，& Ho，2004）。随后，在使用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后，中国学者提出了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四因子模型：（1）自我（Self）；（2）精神（Spiritual）；（3）生活导向（Life Orientation）；（4）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Ho et al.，2013）。虽然日本学者也得出了不同于五因子的结构，但是与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也不同。他们对具有多重创伤事件经历的日本本科生的样本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之后发现，日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呈现另一个四因子模型：（1）与他人的联系（Relating to Others）；（2）新的可能（New Possibilities）；（3）个人优势（Personal Strength）；（4）精神变化和生命感悟（Spiritual Change and Appreciation of Life）（Taku et al.，2007）。此外，还有学者以德国本科生和内科诊所的患者为样本验证德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因子结构时，只获得了五个原始因子中的四个（Maercker & Langner，2001；Powell，Rosner，Butollo，Tedeschi，& Calhoun，2003）；在对美国拉脱维亚移民的西班牙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研究中，发现量表是三因子结构：（1）人生哲学（Philosophy of Life）；（2）个人积极生活态度（Self Positive Life Attitude）；（3）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Weiss & Berger，2006）。而在对西班牙重症监护室孩子父母的创伤后成长测量时发现，三因子结构更有效，其三因子结构分别是：（1）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2）人际成长（Interpersonal Growth）；（3）超越个人成长（Transpersonal Growth）（Rodríguez-Rey，Alonso-Tapia，Kassam-Adams，& Garrido-Hernansaiz，2016）。可见，基于美国人群开发的创伤后成长量表似乎不能在亚洲人口或者欧洲人口中直接使用。
上述研究表明了在跨文化研究中测量工具度量等价性问题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中国进行研究时，我们还应当考虑地区差异。众所周知，即使拥有同样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在传统和文化方面也会有差异。例如，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都用繁体中文作为书面语言，但这两个地区又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香港更偏向于西方化，而台湾则更倾向于维持中国传统观念。因此，以香港人群为样本构建的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因子结构可能无法在台湾人群中直接使用。事实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群体差异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文化群体之间、不同族裔之间也可能存在，所以度量等价性问题至关重要。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Ho 等（2013）使用多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去考察来自香港（N=223）和台湾（N=248）的癌症幸存者之间创伤后成长量表四因子结构的度量等价性。首先，研究人员将Tedeschi和Calhoun（1996）提出的因子结构的拟合优度与Ho等（2004）得出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从香港和台湾的样本中得到的结果［卡方χ2（170）=425.40，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0.83，比较拟合指数CFI=0.9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6］比Tedeschi模型［卡方χ2（358）=1088.27，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0.75，比较拟合指数CFI=0.8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7］更好。上述结果表明，相比于原始五因子结构的创伤后成长量表，Ho等（2004）开发的本土化的四因子结构更适合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样本。然后，研究者将香港样本与台湾样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台湾样本的第15题（“对他人有同情心”）在“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上的载荷高于香港样本。因此，研究者推断，相比香港的癌症患者，对于台湾癌症患者而言，“对他人有同情心”在人际关系中更为重要。不过，尽管第15题的因子载荷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不影响整体模型，也不影响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的信效度，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在区域间研究中采用包含第15题的完整版的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而在使用繁体中文的地区内部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删除第15题。此外，通过比较发现，台湾患者的创伤后成长在精神和人际关系上与香港患者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自我和生活导向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就是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差异。
总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创伤后成长量表的不同翻译版本之间的度量是等价的。而多样本验证性因子分析为验证跨文化性格优势中的度量等价性提供了一种可行而且有效的途径。
三 文化适应性
在一篇综述类文章中，Suinn探讨了文化适应的测量、适应与身体健康（吸烟、饮酒）、适应与心理健康（心理调节、抑郁、自杀）、适应和学校表现、适应和咨询或心理治疗、对研究人员的建议（性别、中介变量、测量：隐性和显性工具）以及对从业者的建议（匹配、更广泛的问题意识、对特定因素的敏感性）等几个方面，以此回答为什么适应是最重要的，亚裔美国人的身体健康、调适、学校表现以及对咨询或心理治疗的反应是如何取得成效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个体、群体的价值观、行为和态度等具有文化特色的特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适应、借鉴和变化的过程（Suinn，2010）。
文化适应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少数族群（如亚裔、拉美裔、非洲裔）成年人吸烟问题的研究中，文化适应是经常被提及的因素之一（Kondo，Rossi，Schwartz，Zamboanga，& Scalf，2016；Landrine & Corral，2016；Shelley et al.，2004）。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探讨了移民计划在迁移导致不良影响（如适应压力、生活质量不足和抑郁症）中的中介作用，共有347名香港新移民参与此研究。研究使用回归分析来检验计划不周的迁移、适应压力和抑郁症状对生活质量的直接和交互影响。结果表明，从中国内地到香港定居的“新移民”人群常常因文化适应问题而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Chou，Wong，& Chow，2011）。另一项研究选择了父母及其孩子都在美国出生的379个亚裔家庭作为研究样本，多层次模型、结构模型和多组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适应水平存在差异，会导致家庭内部的家庭冲突、亲子之间的疏离感、缺乏支持的教养方式等（Kim，Chen，Wang，Shen，& Orozco-Lapray，2013）。
这些例子不仅体现了文化对于个体、群体的影响，也体现了文化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这些例子启示我们，个体的文化适应程度还可能影响他们对心理测量工具的反应。Kim、Sarason和Sarason（2006）通过隐性评估和显性评估两种方式测量了230名韩裔美国大学生和112名欧洲裔美国大学生对民族和国家自我概念的认同。隐性评估使用的是一个内隐联想测验的分类任务。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参与者（韩裔美国人）对韩国人的态度比对美国人的态度更积极的话，那么相比起与消极属性的词语联结在一起时，当“韩国人”（Korean）这个词与积极属性的词语联结在一起时，这个参与者就能够更快、更容易地完成任务。显性评估采用的是自我报告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隐性评估和显性评估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在民族身份上，第二代韩裔美国人在显性评估上表现出了中立的身份，但隐性评估的结果显示他们对韩国的认同感更强。可以看出，文化适应水平使个体在不同的心理测量工具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有一项研究首先从文化理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了欧洲、美国和亚洲文化中所包含的幸福概念，随后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中国人的幸福概念。有202名大学毕业生参与其中，该研究通过定性分析方法探索他们对幸福概念的理解，用主题分析法对所收集到的与幸福相关的文章进行编码，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的幸福观念更注重集体主义、和谐的相互关系以及心理体验（Lu & Gilmour，2004）。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所维护的幸福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特别是关于幸福的看法。孔庙、道观、寺院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最典型和最具影响力的基地，每个教派都对幸福有独特的看法。儒家思想将幸福与一种现实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包括与父母同住以及兄弟姐妹之间没有冲突等，强调在追求正义与人性时的理性幸福（Watson，2007）。道教倡导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幸福，其特点是与自然和祸福相依一致（LaFargue，1992）。与此同时，佛教将幸福与涅槃相结合（Huang，1991）。这些体系各自独立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融合，形成了对现代华人影响力很大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就是集体主义的幸福，其重点是人际和社会的和谐，但对个体感受的关注较少；第二种涉及一种道德观念（善良）和美学主义（美）；第三种是通过逃避现实追求超然。这些观点部分揭示了中国文化下幸福的三个方面：人际、生活和自我。
在研究性格优势时，我们并不是要否认其普遍性。当谈到自我超越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孔子曾说“过犹不及”，这提醒我们，要规范自己的感受和做法（自律）。孔子还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表明应该全面了解一个人（开放心态），善于向别人学习（爱学习）。但仔细观察VIA优势问卷的题目我们可以发现，当这一量表被应用于中国样本，特别是中国大陆农村的个体时，题目列表中描述的某些行为就可能显得很“奇怪”。在某种文化中被认为是优势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不被认可。例如，“我从不向外界透露对我的团队不利的事情”（VIA-IS的第108项），这是中国大陆等集体文化中普遍的社会期望，所以该题目在测量中国大陆集体文化背景下的人群的优势时，便会缺乏灵敏度。同样，“我实践我的信仰”（VIA-IS的第124项）这一题目可能也不适合中国大陆人群，因为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此外，那些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题目也是如此，如VIA-IS的第66项“每天至少有一次，我会停下来细数上帝的恩赐”。另外一些代表西方文化中优势的题目可能会在中国语境下表现为社会不可接受的行为。例如，“当我听到有人说的话很刻薄的时候，我会抗议”（VIA-IS的第199项），这一行为就不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因为中国社会文化强调和谐而不是个体的独特性（Kim & Markus，1999）。同样，VIA-IS的第15项（“我在吃健康食品方面没有困难”）可能也不适合一些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根本不清楚“健康食品”概念的农村地区的中国人。这些“奇怪”的题目都说明了文化对心理测量的影响，也启示我们在进行性格优势的研究时，必须考虑文化适应性的问题。
[1] 作者在2011年的学术文献中将其翻译为“优势行动价值问卷”［见段文杰、白羽、张永红、唐小晴、王志章、李婷婷，2011，《优势行动价值问卷（VIA-IS）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9卷第4期，第473～475页；段文杰、李婷婷、张永红，2011，《优势行动价值问卷及其应用研究进展》，《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9卷第2期，第205～208页］。后来经与VIA性格研究院Ryan M.Niemiec博士探讨，VIA已经被确定为一个通用的领域内专业名词，因此不需要再进行翻译，故此问卷可直接翻译成VIA优势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