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留学潮流与“英美派”外交官之缘起

一 晚清留学潮流之兴起

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华夷体系”逐渐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中国传统外交也逐渐向近代外交转型。

国际关系中的近代条约体系起源于欧洲。从法理上来说，近代条约体系建立在主权国家、国际法的基础上，国家之间根据平等原则，以国际条约为基点进行交往。但实际上，近代条约体系主要以西方列强为权势中心，奉行的是强权政治和实力原则（即西方文明标准）。中国被强行纳入近代条约体系后，国际地位遭遇了“双重”失落，一方面由原来的“中央帝国”跌落为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又沦落为从属于西方列强的“外围”国家，遭受其侵略和奴役。[1]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此种情势，诚如李鸿章所言，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甚至连愚蠢的清政府也认识到，除非中国实行某些现代教育，否则它注定要被帝国主义奴役。中国需要现代训练的工程师、科学家及其他人才，但由于它还没有合适的学校提供高等科技教育，中国学生必须到国外留学”。[2]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将留学作为一项国策付诸实施，使留学教育成为国内教育的重要补充手段。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赴美国的留学生，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又出现赴日本留学的浪潮。及至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留学之风更盛，且得到政府的鼓励。正如刘大鹏所观察到的，当时“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于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西学”；胡适也在1910年6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3]

晚清留日潮流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教育史。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动的。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物，包括亡命客、留日学生和日本的‘支那浪人’等”。[4]近代中国革命的许多杰出人士，如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章太炎、秋瑾、陈独秀、李大钊、彭湃、周恩来、张闻天等，都曾留学日本。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缩短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学子的精神距离。因而，张之洞认为，这种趋势是“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5]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的瓜分豆剖，使众多的爱国学子认识到，救亡图存乃当务之急；而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则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

二 庚款退还与留美兴学

20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的壮观景象，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些美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美国政府里的“中国通”认识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将发生巨变，建议美国政府将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支持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特·詹姆士（Edmund James）在给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35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且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能够使用最有效的和最巧妙的方法，亦即通过对中国领袖们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控制，将中国的发展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学生来美后，“学习美国的制度，结交美国朋友，回国后便会在中国外交中亲近美国……退还庚款是山姆大叔历来所做的事情中最有利可图的。他们将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亲美力量，任何一个政府或欧洲的贸易团体都不能与之匹敌”，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6]

美国政府审时度势，欣然接受这些人的建议。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规定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逐年按月退还中国，用于兴办清华学校和资助学生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自1909年起，清政府应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400名，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名，直到庚子退款用完为止。[7]庚款兴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意在同欧洲各国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用心极其深远，但它支持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加强了清政府的亲美倾向，也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向美国”。[8]

在庚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留美教育再度兴起，留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宣统二年（1910）达500多人，宣统三年（1911）增至650人，其中官费207人，自费443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不再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强化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9]于是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形成声势浩大的留美浪潮。截至1929年，清华共派出留美学生1825人，其间历年赴美的各类留学生达5362人，加上此前的留美学生，以及未入美国大学的其他各类学生和进修、考察、学习的人员，超过8000人。据留美学生朱庭祺观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10]

留美热潮的兴起，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罗志田先生所指出，五四运动后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尤其是“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的影响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11]从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潮转向英美与俄国。

学者舒新城指出：“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12]可见，晚清以来留学潮流的兴起，催生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而“英美派”外交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当始于辛亥革命后之袁世凯及历届北洋政府。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外交官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魏宸组、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等。其中个别外交官，或在清末即开始外交生涯，但作为一代人讲，其诞生当在辛亥革命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