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概念与思路

一 历史语境

（一）“红学梦”

从《红楼梦》到“红学梦”，有三个问题最具挑战性。一是《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受史官文化影响，[1]古典小说多有一种托古、托大、托圣之弊。所谓托古，是说古典小说总爱扯到历史上设置情节；所谓托大，是说古典小说总爱扯出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为叙事背景，总爱扯上一个大官、大人物做主角；所谓托圣，是说古典小说总爱拉出古今圣贤说教一番。这种史传文学传统使几乎每一部小说皆有相对明确的朝代背景，就连《西游记》这部神话魔幻小说也以唐僧取经为故事背景。[2]唯独《红楼梦》竟全无一丝痕迹，可谓真事隐去得彻彻底底，不留雪痕。其实，“甄士隐”未必真隐，“贾雨村”未必假语。二者皆有真有假，但这种真假包含历史和小说的双重寓意。

贾府和大观园就像一只船，船和船上的人都是固定的，但河水在流，这河水就是时空背景。所以，人们始终弄不清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古代小说最喜欢附会历史、比附史书，《红楼梦》却反其道而行之，朝代、皇帝、年号一律抹去，京城、官制、地理、习俗、称谓一并混用，不留丝毫线索，不提供任何明确信息。就连贾府祠堂“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3]可见作者似乎要将反传统进行到底。为了摆脱历史，《红楼梦》彻底切割了和历史一切可能的联系。[4]没有朝代，没有年号，甚至没有明确的京城。但时空混乱反而激发了人们刻舟求剑的狂热好奇，刺激了人们将其描写和历史记载百般比附以求所谓“本事”的强烈欲望。人们需要通过《红楼梦》来揭示历史奥秘，人们更需要凭借历史来破译《红楼梦》的隐情。

一来二去，便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红楼悖论”。《红楼梦》越是宣称“贾雨村”，人们越是相信“甄士隐”。《红楼梦》越是淡化历史，红学家反而从中看出了更多的“历史”。[5]红学家患了“贾瑞病”。他们本来已经看见了《红楼梦》“这一面”，却偏偏不可救药地把《红楼梦》视作“风月宝鉴”，痴心不改地总想看到《红楼梦》“那一面”。

二是《红楼梦》的前后关系。与其说《红楼梦》是一部书，不如说是一套书。如此一来，不仅有抄本（脂本）和刻本（程本）间的差异，还有抄本与抄本、刻本与刻本间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最终指向前后回的断裂。前八十回，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有《伊利亚特》远征之气势；后四十回，力挽狂澜，逆水行舟，有《奥德赛》还乡之忧思。前八十回布局，后四十回破局。曹、高二氏更像是对手。曹雪芹是作案者，高鹗是破案者。高之于曹，如同让死人复活，让被截的四肢重新长出来。就此而言，高鹗创造了奇迹。曹、高二人皆是奇迹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高鹗的难度更大。曹雪芹只是在创造，高鹗则完成了创造。

过于苛刻地强调或夸张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所谓曹高高下之别，[6]无异于心态上的处女情结和观念上的“原教旨主义”。[7]因为它忽视了一个基本常识，天才之作不可续。如果后四十回真是“续书”，且又流传后世，得到世人认可，那就不能简单视之为“续书”。它一定有其匪夷所思之处。而这恰是天才之举。以天才续天才，方可差强人意。“狗尾续貂”和“附骨之疽”[8]大概是人们评价后四十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个经典比喻。当然还有其他比喻。比如将后四十回视作“画龙点睛”之笔。[9]其实还可以有更多比喻。如果将《红楼梦》比作一个人，前八十回就是上半身，后四十回则是下半身。没有下半身，上半身最多是个“断臂维纳斯”；有了下半身，它就是个完整的“思想者”。缺少后四十回，前八十回则只是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残疾人；有了后四十回，一百二十回才是一个行走自如的人。

三是《红楼梦》的阅读方式。不知何时，人们对《红楼梦》形成了一种偏执性误读。对《红楼梦》提出了太多的为什么，却极少关注《红楼梦》是什么。其实，《红楼梦》首先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红楼梦》首先是一个事实，其次是一个问题。一部小说，被逐渐弄成一部“奇书”“天书”，乃至“阴谋书”。人们竞相猜谜、揭秘、破译，似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隐喻，回回有玄机。[10]太多太多的问题窒息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并压抑了人们的欣赏能力。有关《红楼梦》的每一个问题，都在增加着红学的知识容量；有关红学的任何一种研究，都使《红楼梦》变得更加歧义横生。由此产生一个“红学怪圈”：不看红学，还能看懂《红楼梦》；看了红学，反而看不懂《红楼梦》。某种程度上，红学成功地给《红楼梦》制造了一个黑洞般的文字迷宫。从“开口不谈《红楼梦》”到“开口妄谈《红楼梦》”，只是把《红楼梦》弄成了一种“红楼禅”。禅宗云：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红楼禅也有类似效应。不读《红楼梦》，直接做红学家。[11]此可谓买椟还珠、舍本求末之极致。

人们将《红楼梦》视作透明体，以便透视曹氏家史和清宫秘史。如此，《红楼梦》演绎出“红学梦”。“红学梦”的核心是，破解《红楼梦》迷案，澄清《红楼梦》“本事”。[12]“红学梦”的逻辑是，《红楼梦》疑团重重，宫闱内幕和曹家秘闻相互交织，需要百般破译。[13]于是，红学本身也成为一个梦。索隐派、新红学乃至“新新红学”或“后新红学”既是造梦人，又是梦中人，还是托梦人，最后还是解梦人。红学的想象力已远远超过《红楼梦》本身，以致某些红学研究差不多可以视作另类“续红楼”，脑洞大开已不足喻之。其所呈现的客观态势是，红学家显得比《红楼梦》作者更具历史情怀，而且这种历史情怀越来越不可救药。先是索隐派把《红楼梦》比附于朝廷大事，继而新红学把《红楼梦》比附于曹氏家事。从“曹学”衍生而来的所谓“秦学”，似乎呈现某种“合题”之势，即索隐派和新红学的统一，亦即将所谓探佚内容从曹家扩展到皇家。不言而喻，试图揭示《红楼梦》背后隐藏的历史谜团，乃至刻意掩盖起来的宫廷密谋和宫闱内幕，一直是吸引人们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地烦琐考据的强大动因。[14]把《红楼梦》视作解读清廷政治的密码手册，构成了红学的独特魅力。弄出几条孤僻史料，相互印证，然后宣称这就是《红楼梦》某某人物的生活原型；或者搜罗几条珍稀秘闻，再言之凿凿地指称《红楼梦》某人某事就是作者身世经历的真实记载或曲折隐喻。

最终，《红楼梦》由“红学”对象变成了“梦学”题材，由引经据典的“经学”变成了神乎其神的“神学”。各路神仙纷纷祭出“释梦大法”，呼风唤雨，“点金成石”。《红楼梦》顿时成为拥有七十二般变化的齐天大圣，不断变幻出种种令人眼花缭乱、匪夷所思的怪异形象。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红楼》乱天下。每一回、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皆变得无一字无来历。[15]人人代作者立言，个个为曹氏谋篇，家家自以为雪芹知己。红学家总说曹氏如何高明，可他们往往显得自己更高明。如此，红学不走火入魔，不可得矣。

红学兴而红楼亡。自程本始，国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二百多年且至今未衰的全民竞猜游戏，《红楼梦》也由此成为一部“谜语大全”。学者智可及，文人愚不可及。[16]学者有可及之智，文人有不可及之愚。凡治红学者，皆喜下褒贬。有了褒贬，便可立论。此后所有论证皆从此伸展而出。治红学者不出两途，要么比附，要么褒贬。杂糅其间者亦有侧重。本事探佚或文学赏析，即在两途之间徘徊。[17]

（二）历史语境

历史语境是指在它开辟的历史场域，并无一个与之对应的历史存在。它本身仅是由某种历史光谱之折射和交织而成的聚光面（体），但它自身因此而得以透射和照亮一片历史场域，由此构成一种更为直观和斑驳的历史境域，从而使人得以透视历史的幽暗与纵深。历史语境好比历史多棱镜的折射，使人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却看不清历史的面孔。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人对此前看不到的地方有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无法给历史语境下一个严格定义，但可以描述历史语境的基本功能。历史语境不是历史，甚至不呈现历史，而是将人引入一种话语空间，使人感受到一种历史氛围，并想象到一种历史景观。历史语境不仅是一种历史话语系统，更是通过设置一种场域，即便历史不在场时，人们也能真切感觉到历史。与此同时，历史语境虽使人感觉到历史，人却必须保持清醒意识，这不是历史。

这里有必要对语言和语境稍加区分。从史学角度看，小说是语境，史料是语言。语境是语言的空隙。就是说，语境不在语言之外，而在语言之间。语言和语境的区别是，什么语言说出来就是什么。史料“说出来的”就是历史，小说“说出来的”就是文学，汉语“说出来的”就是中国话。语境则是话语编织出来的想象空间。历史语境并不直接对应历史。它像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看到了许多历史场景，更让人看见了某些特定的历史情景。这些历史场面是在其他场合看不到的。即便小说像一扇小窗户，它也足以使人看到史书中永远无法看到的角落和旮旯。[18]

历史语境像一片开阔地带，人在其中，如同盲人探路。历史资料像一条历史线索，人循之而行，如同常人走路。历史语境的虚拟性是相对于史料语境的“准实体”或“仿实体”而言，二者之间仅隔一层纸。历史语境和历史资料的区别有点像虚拟店和实体店的差别。人看不到它，却能感觉到它。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确实存在，确实有用。就是说，尽管历史语境展示的是一种历史不在场的场域，即历史空场，但仍能使人真实感觉到历史的存在，以及由此生发的独特历史意义。

《红楼梦》不是历史，不是史书，不是史料，而是历史语境。作为历史语境，《红楼梦》具有最大的历史开放性。[19]历史语境召唤历史到场，但历史未必在场。这样，历史之语境便成历史之空场。有空场才有空间。历史之空场实乃谈论历史之空间。通过《红楼梦》展示的历史语境，我们得以确认，对历史可能谈论到何种程度。历史语境并不设定历史议题，却能凸显历史问题。这种历史问题既非文学，亦非史学，而是文史合一的新境域。

历史是《红楼梦》的语境，《红楼梦》是认识历史的语境。由此构成了双重语境。基于此，笔者的目的不是还原历史或印证历史，而是进入历史语境，并对其进行“现象学式的”审视和分析。[20]《红楼梦》和历史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它的光辉源自历史。但在幽暗之处，它的光却能照亮周围，从而使人洞见历史之纵深。所以，《红楼梦》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面聚光镜。在此意义上，《红楼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心中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解释《红楼梦》而澄清内心对历史的思索。[21]

通过解读《红楼梦》，不是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是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学的认知。面对《红楼梦》，我们发现，历史学不是研究历史，不是书写历史，不是还原历史，不是呈现历史，不是发现历史，不是建构历史，不是重塑历史，而是营造历史的语境，即制造出一个使历史得以言说的话语系统。历史的语境意味着历史不能自说，只能被说。历史只有成为语境，才能得以言说。语境的本质是开放和游戏。

历史学不是谈论历史，而是营造历史语境，即使历史进入可说之境域。徒有历史，不能言及历史。唯有历史的语境，才能使人言说历史。《红楼梦》中的“真事隐”和“假语存”皆是历史之语境。所谓“六经皆史”，就是将六经视为历史之语境。这样，六经和历史之关系就有了四种可能：一是皆是历史；二是皆是史料；三是皆有历史意义；四是皆为呈现历史之语境。广义的“六经皆史”意味着一切皆语境。

（三）历史可能性

历史语境就是历史可能性，或可能性的历史世界。历史语境不揭示历史，而是展示历史可能性。历史语境不向人证明历史即是如此，而是向人表明历史可能如此。历史语境中，没有历史本来如何之说，只有历史可能如何之说；不是历史只能这个样子，而是历史最有可能这个样子。

历史可能性有文学和史学两种。就是说，史书也有自己的历史可能性思维和形式。史学意义上的可能性一般有两义，一是任何已知结果都包含诸多其他可能产生的事态变化，比如秦灭六国就包含秦败于赵，或败于楚，或荆轲刺秦王成功等。即是说，某个历史事态的实际事态是A，但它同时包含B、C、D多种可能。二是某种已知结果包含诸多可能的原因（或动机），而没有一种原因被视为主要原因（或主要动机）。显然，这些可能性皆属于不确定性的表现，即非确定性范畴。

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可能性亦有两义。一方面，它从不对应任何具体的历史事态。就此而言，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可能性是一个没有具体边界的无限开放的历史语境。这使它得以容纳所有可能的历史事态的可能性。这样，历史语境就成为一个展示历史可能性的开放性空间。另一方面，文学建构的历史语境所展示的可能性是一种确定性范畴。因为它描写的细节、事情、心理、观念皆为历史真实。即历史语境展示的历史可能性使人确信历史完全可能如此，甚至历史必然如此。简言之，历史学在非确定性的意义上使用可能性，文学建构的历史语境则将自身直接显现为可能性的历史世界。是可知，历史学对可能性概念的使用和文学建构的历史语境所呈现的历史可能性非常不同。

无论用史书诠释小说，还是用小说佐证史书，意义都不大。因为文与史分属两个不同类型。史书描述事实性世界，小说描写可能性世界。当然，亚里士多德早有过类似说法。我这里只是把小说和史书安置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基础上，即史书描述历史的事实性，小说描写历史的可能性。二者皆因历史而得以统一。

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不仅打破了古来一切小说的写法，而且打破了史书的传统写法。因为它开宗明义，宣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史观念。这就是通过创造“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皆“失落无考”这一历史语境，并彻底抛弃“皆蹈一辙”的“历来野史”（所谓野史，实乃正史）这一俗套，而开辟出“新奇别致”的历史可能性境遇。正所谓“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22]如此，历史可能性直接成为想象性历史。

想象性历史不必拘泥，更无须凿实，但它也绝非随便想想而已。就其本质而言，想象性历史始终昭示着历史可能性的绝对存在。这似乎是个悖论。历史可能性如果真的存在，它就应该成为现实，而不是可能；如果它仍是可能，它就不是真的存在。其实，这个悖论并不存在。因为历史可能性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存在不能从实在论角度理解，不能将其视作已经客观存在的既成事实。不妨说，历史可能性是一种确保想象性历史真实存在的客观态势。它本身的存在意味着想象性历史和真假无关，就是说，想象性历史不要问真假，而要问可否，即可能或不可能。这样，那种对号入座或按图索骥式的考据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想象的历史关注的是历史意义上的可能性真实。当然，这并非简单说想象中真的就是真的。只是说，我们必须努力开掘想象，让历史变得更为丰富和多样。

文学的历史语境，既不打算补充史学，也不企图取代史学，更不妄想超越史学。它只是开辟一条与史学并行的路径，并在交叉处相互照应。“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23]所以，《红楼梦》不是反映历史真实，而是创造历史真实。“石头记”就是石头史。石头史修正了我们对历史的定义。

《红楼梦》不是历史，它只是拓展了历史可能性的边界，扩大了历史可能性的空间，从而使我们最大可能地感觉到历史。史学和文学好比贾府和大观园。相对其他社会科学，史学呈现的历史本为虚拟，但相对史学呈现的历史，文学建构的历史语境则为虚拟。可见，文学之历史语境实乃双重虚拟。

在文学上，一切历史都是可能的；在历史上，一切文学都是可能的。从观察历史角度看，对所有人（或许皇帝一家除外）而言，文学和史学就像屋里屋外的关系。史学始终徘徊于屋外，不得而入；文学则登堂入室，一览无余。

文学和史学是异曲同工的悖论。文学自称人学，人却是假的；史学号称实学，事可能是假的。小说告诉人，这是可能的；史书告诉人，这可能是真的。换言之，小说和史书之别在于，小说人是假的，事是真的；史书人是真的，事可能是假的。

想象一个国家，只有小说，没有史书。人们是把小说当历史，还是把小说当成史书的替代品？应该是前者。因为在没有史书的情况下，人们是没法想象史书的，也就根本不可能把小说当成史书的替代品。

文学的历史性不是史料的可能性，而是历史的可能性。历史可能性大于史料可能性。史料无力抵达历史边际。历史边际只有文学的野花，没有史料的野草。诚然，依照“六经皆史”，文学亦为史料之一种。正像花草皆为植物一般。尽管如此，二者之分际仍不容忽视。文学之花较之史料之草，依然是一道更为亮丽的历史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