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战略部署

1949年9月29日，经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具体内容来说，最早酝酿于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此前由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可称得上是最初的蓝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最后敲定了新中国建设的途径和目标。

1948年“九月会议”的初步规划

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人们的联合政权，它既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这个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当革命进程发展到战略决战的1948年秋季，在为夺取革命在全国范围胜利的同时，将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具体规划也就提上了日程。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检查过去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今后时期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财政统一以及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等八个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在谈到未来政权性质时，毛泽东指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在谈到社会经济时，毛泽东指出：“关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不妥，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14]

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指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问题，要弄清楚，这次会上已经提出来讨论了，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可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总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讲过了，具体系统地讨论是在这次会上开始的，要在这个问题上不犯重大错误，就要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这与革命胜利也密切相关。”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刘少奇提出大体有四种成分，即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他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份，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份。”

刘少奇进而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矛盾，他指出：“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毛泽东：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

他还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毛泽东：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毛泽东：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15]

9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说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之间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16]

刘少奇修改东北局草拟的提纲

就在此同时，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东北局通过后，于1948年9月30日报送中共中央审查。提纲指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正确认识这六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提纲认为：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要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利的方向；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一方面要用一切方法巩固他们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忱，使他们努力生产发财致富，同时又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合作社里。提纲阐述了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即“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紧紧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改造小商品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17]

东北局的这个提纲送到中央以后，刘少奇对提纲作过多次修改，补充和发挥了张闻天在提纲中的思想。首先确定国民经济的构成是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他加写了如下主要内容。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一般地处于对立地位的，私人资本主义要和它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在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将来还要用一切方法与国营经济实行竞争，盗窃国库（国家的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国库），并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则将努力地使国营经济服务于全体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还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过渡性，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刘少奇写道：“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在于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由于国家的一切经济命脉——如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及银行、信贷机关与对外贸易等，均已操在国家手中，由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有力的领导，即实行某种程度的国民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实行这种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内的计划经济。而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规模的国营经济则必须首先适当地实行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

关于通过供销合作社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刘少奇认为：“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建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去领导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经济无法施行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

刘少奇着重指出：“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场等。而在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否则我们就不能在经济上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因为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依赖市场的，他们在过去不能不依赖残酷剥削他们的商人，而今天他们就可以也有权利指望依赖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他们的小商品生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方面给予他们满意的帮助和领导，他们自然会跟无产阶级一道前进，否则只有去依赖商人，并跟着资产阶级前进。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中心环节，依靠供销合作社并作为我们目前的主要手段，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事业，并在经济上实现对他们的领导。”

刘少奇在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之后，又突出强调了要防止“左”的偏向。他写道：“在我们批判与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时，又必须坚决地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拥护。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左’的偏向，我们必需严格地加以防止。”[18]

毛泽东看了刘少奇修改后的稿子，认为修改得很好。他在10月26日写信给刘少奇，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并指出：

“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19]

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登报纸”。[20]

为征求其他中央有关同志的意见，10月31日，这一文件先印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各领导人。刘少奇专门附去了一封短信，说明：

这个文件是东北局发来请中央审查的。已作了一些修改。中央准备把这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各同志意见请于11月15日以前送交我。是为至盼！[21]

11月6日，中央将修改稿发回东北局征求意见。11月25日，东北局复电同意中央的修改稿。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经刘少奇修改后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因种种原因，并未下发。但它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奠定了基础，为而后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确定了基本框架。

1949年3月9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全会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通过决议。决议明确规定：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形态。

决议指出：

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允许其存在及发展。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几个方面，根据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决议强调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22]

由上可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划的新中国建设的途径和目标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先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物质基础，再进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即两个转变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