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铜时代

在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原始人告别了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人类童年天真而烂漫，曾在茫茫的黑夜中点一堆篝火看天上的月亮和星辰，也曾在晨曦初现的时刻迎接东方喷薄而出的旭日。他们曾经面对大自然的威力，恐惧万分，忧心忡忡，也曾经为了寻找一个理想的家园颠沛流离。然而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将结束。剩余产品的出现，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的形成将人类带入残酷的大规模的战争、杀戮、掠夺年代。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从文化史上来看也就意味着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力进入新的阶段，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西周以及封建社会初期的春秋、战国，均属于青铜时代。

谈到夏朝，就令人想到中国古代关于夏鼎的传奇记述。据古史传说，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禹改变尧、舜时把帝位让给贤者的禅让传统，而将帝王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使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他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约前2070 —前1600）。禹建立夏朝以后，让天下九州送来铜料，铸造了9件巨大的青铜鼎，将百物图像铸在鼎上，构成复杂而精美的装饰纹样，人们观看以后，能够“知神奸”，得以趋吉避凶，不受魑魅魍魉的侵扰。夏亡后，新王朝的统治者汤将九鼎迁往商邑（今河南商丘）。商亡后，周武王又将九鼎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夏鼎在夏、商、周三代一直被视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物。东周时王权衰微，强大的楚、秦等国多次“问鼎”，觊觎中原。《左传》中的成语“问鼎中原”就是这个典故。最后东周灭亡，九鼎被迁往秦国，但中途却沉落于彭城下的泗水之中，从此夏鼎再未重现人间。颇具神秘传奇色彩的夏鼎现已无法见到，或许这只是一个传说，很有可能出于人们对开创中国青铜时代的夏王朝的某种尊崇。

我国的青铜器起源于何时，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据传，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图2—1），从其年代上看与古史传说中夏朝的年代相当。

整个商代是青铜器长足发展的时期。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风格发展而来，商代后期则是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奇特，种类繁多，铸造精美，富于装饰，既有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也有融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生活器具。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较之二里头文化已有很大发展，不仅表现为品种丰富，而且还表现为有复杂的纹饰。人类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那种生态盎然、稚气可掬、婉转曲折、流畅自如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神秘。饕餮纹即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的主要纹饰（图2—2）。相传饕餮是一种神秘的动物，是人们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处理，创造出的一种动物形象。传说饕餮为好吃兽类，用其形象做青铜器纹饰，暗含吉祥丰收之意。除此而外，还有圆圈纹、环带纹、回纹、联珠纹等。

商代后期出现了许多方鼎，著名的后母戊鼎就是商代后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图2—3）。后母戊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殷墟，因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图2—4）字样，故以此命名。此鼎因体积巨大和外形精美，被誉为“青铜器之冠”，也是我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著名的四足方鼎。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32.84千克，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范围内也较为罕见。

后母戊鼎鼎身四面的方形均为空白素面，其他各处都有纹饰。鼎身四周，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十分精巧。鼎耳外廓雕有两只猛虎，虎头绕至耳上部，大张的虎口里衔有一个人头，俗称虎咬人头纹，给人以压迫感，也彰显出器物的威仪。关于这个鼎的名称，在学术界曾有争议。在以前的中学教材中，该鼎叫“司母戊大方鼎”，这个名称沿用了很多年。随着考古发现的资料越来越丰富，有学者质疑此鼎的名称，“司母戊”应该是“后母戊”。在当时的文字中，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的用字，均存在正反通用的情况，即铭文中这个看上去为“司”的字形，实际上也完全有可能是“后”的异体。这样正反通用的铭文在南京的六朝神道石柱石刻中也存在。2011年3月底，国家博物馆正式把司母戊大方鼎更名为后母戊鼎，接着教育部在初中历史教材中也进行更正。那么，铭文中那个字究竟是“司”还是“后”，至今还有争议。或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更多的埋在地下的历史材料被后人发掘，人们会从中找到更准确的解答。

在商代，青铜礼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祭天地、祭祖先的祭祀活动中被广泛地应用，这里不能不提到石器时代的巫术礼仪。在人类相对蒙昧的石器时代，远古的先民创造了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可以说这是人类童年时期对大自然的阴晴寒暑、风雨雷电等关系生存的事物和现象惶恐无知的产物。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这种礼仪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原始的宗教就这样从巫术中产生了。商朝后期都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巫师进行占卜的巫术活动。

西周的青铜器沿袭商代青铜器风格。在青铜器中，饪食器用于盛煮食物，是礼仪重器，不同规格大小的青铜器皿代表相应的贵贱等级。饪食器一般有鼎、簋、鬲、簠、敦、豆、盂、俎等器，上文提到的鼎是饪食器中比较重要的。饪食器是古代王公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飨、婚冠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物。西周早期的团龙纹簋（图2—5），圆腹，圈足，腹饰浮雕团龙纹。龙张口，双齿外露，鼻上卷，两两对峙。圈足饰弓身卷尾蚕纹，通体布满细云雷纹。西周早期另外一个饪食器—史斿父鼎（图2—6）有立耳，分裆，实足，颈部饰有兽面纹，内壁铸铭文：“史斿父，作宝尊，彝鼎。七五八。”铭文可能是记录了鼎的制作人，铭文后所附数字“七五八”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被判定是八卦符号，表明铸造此鼎时曾经占筮过。

到西周后期，周人根据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渐渐形成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纹饰。陕西宝鸡城关镇西秦村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龙纹壶（图2—7），颈部两侧设长鼻龙首为耳，并有环。口沿处饰连续的弯角龙纹，自颈至腹设宽阔的条形将壶身分为八区，每区均饰龙纹。龙纹是青铜器纹饰中流行时间最长的图案之一，商周时期龙纹几乎与青铜器相始终，以后龙更是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西周后期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饕餮兽面纹已退居次要地位，环带纹、重环纹流行，鸟纹也较为盛行（图2—8）。鸟纹的盛行与史前时代仰韶彩陶中的人面鱼鸟纹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或许这也是原始图腾的延续。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期，进入衰微期。春秋时代的青铜器大胆突破了商周以来的艺术传统，开创了新的面貌，清新而富有时代感，青铜纹饰也逐渐走向单调。匜是春秋时期的盥洗、浇水用器，春秋早期的青铜器陈子匜（图2—9），从纹样来看已经稍显单调。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艺术作品以春秋后期的莲鹤方壶为代表（图2—10）。方壶形体巨大，高122厘米，宽54厘米，重64千克。双层镂雕的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直立的仙鹤。镂空的双龙耳较大，上出器口，下及器腹。壶体四面以蟠龙纹为主体纹饰，并在腹部四角各铸一飞龙。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有了飞速发展，如失蜡法的发明等。但这一阶段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创新上，工匠们对一些优秀的传统工艺，也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如分铸法。莲鹤方壶的仙鹤、双龙耳与器身主体即采用分铸法，其飞龙也是用分铸法完成的，既显示出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器上动物造型程式化的潮流。

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装饰手法不断创新，造型和纹饰已摆脱了之前青铜器神秘、凝重、繁缛的风格而走向生活化、写实化。我们耳熟能详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图2—11），便是战国时代青铜器中卓越的作品。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的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其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的乐曲。曾侯乙编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我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对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图2—12）是战国时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壶高31.6厘米，口径10.9厘米，腹颈21.5厘米，重3.54千克。壶鼓腹，矮圈足，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纹饰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五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图2—13）。

壶颈部为第一区，第一区又分为上下两层，左右两组，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第二区位于壶的上腹部，分为两组画面，左面一组为宴飨乐舞的场面，右面一组为射猎的场景。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一组为陆上攻守城之战，横线上方与竖线左方为守城者，竖线右方沿云梯上行者为攻城者，短兵相接，战斗之激烈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另一组为两战船水战，两船上各竖有旌旗和羽旗而阵线分明，右船尾部一人正击鼓助战即所谓鼓噪而进，船上人多使用适于水战的长兵器，两船头上的人正在进行白刃战，船下有鱼鳖游动，表示船行于水中，双方都有蛙人潜入水中活动。画中的战斗情景刻画生动，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几千年前的工匠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创作出或者说记录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最下面是第四区，采用了具有装饰意味的垂叶纹，给人以敦厚而又稳重的感觉。

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再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些场景。它不仅是我国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而且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壶记录的图像为研究战国时代的战争、社会文化、历史等提供了有价值的图像依据。

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结束，中国历史经历了两千年的漫漫光阴，同时也经历了两千年的青铜时代。我们现在无法考证距今四千年前，是谁，又是怎样冶炼出青铜，并且制作了青铜器。当我们穿越时光隧道，跨越人类文明诸多的里程碑，再次面对那一段青铜时代时，不仅会感到惊异，更多的依然是疑惑。两千年的时光里，前人为我们留下众多神秘的符号、怪异的纹样和沉着的造型，那些狰狞可怖的面具（图2—14）背后究竟掩藏着什么？

历史终归是历史，容不得半点温情，它往往是在无情地践踏成千上万具尸体，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向前迈进。从石器时代的终结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直至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大规模的杀戮、掠夺、奴役、剥削随处可见。武功是早期奴隶制整个历史时期的荣耀与骄傲，同时也是奴隶主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商周青铜器中占主导地位的青铜礼器正是为战争歌功颂德、祭天祀祖、杀戮奴隶的实证。至于青铜器上出现的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饕餮饰纹，也正是初生的统治阶级根据利益需要结合前人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神秘符号，它超脱具体的动物形象，指向一种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突出令人畏怖、残酷和凶狠的一面。商周青铜器中的饕餮形象，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象征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族是威吓恐惧的符号，于本族则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的宗教观念、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凝聚在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青铜时代的神秘面具（图2—15）有着怪异的纹饰，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威吓、蚕食、压制、践踏着那个粗野时代的人的身心。约四千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存法则决定了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存模式，他们也正是通过参与历史来完成早期人类社会的进程。这种从彩陶纹饰发展而来的变形的、幻想的、可怕的形象给人一种神秘的威吓力量，这不仅仅在于形象本身的狰狞恐怖，还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的符号似乎带有某种超世间的权威和神力。今天我们若采用感伤的态度、人道的立场，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

而今我们面对遥远年代留下来的众多器物，既感受到神秘与深沉的历史力量所共同生成的崇高的美，同时也感受到那个时代原始的天真与拙朴的妩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