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朗根讲授录”与“世界时代”的绝唱（代译序）

根据主编的原计划，汉译《谢林著作集》并未收入此卷。这是因为原本的情况是，本卷的主体部分，即由《哲学作为科学的自然本性》和《全部哲学的本原》这两个文本构成的谢林1821—1822年的“埃尔朗根讲授录”，在作为汉译著作集底本的《谢林全集》中只保存了第一个文本。第二个文本则首先是由20世纪最重要的谢林研究专家Horst Fuhrmans根据谢林的学生Enderlein的笔记考订而成，而Fuhrmans已把这两个文本单独集册出版(H. Bouvier, 1969)。但我坚持要加入这一卷的理由一方面在于，就内容上来说，本卷对谢林漫长的“世界时代”时期的潜能阶次辩证法做了一个清晰的总结。而且就文本考订史来看，谢林著名的《近代哲学史》也属于这个时期的文本，因此唯有补充本卷，我们才可能还原谢林整个“世界时代”哲学的宏大构想。另一方面在于，就我个人在德国的学习阶段来说，这也是我打交道最多、最有感情的一卷。恰逢国际谢林学会的《谢林全集（历史-考订版）》工作已经进行到了此卷，本着学术“天下公器”的精神，学会也给予了汉译著作集编委会使用和翻译Enderlein笔记考订后文本的权限（在此我要感谢庞昕博士在我回国之后的后续接洽工作！），所以汉译著作集才多出了这一卷。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从本卷的内容来看，《全部哲学的本原》这个文本的拉丁语标题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其实大有深意。虽然我们把Universae翻译成“全部”，但其实从这个构词可以看到，它所指的仍是后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全且一”，或者说“大全一体”。而Initia这个词，除了有一般性的“开端”“本原”的意思以外，在本卷和《神话哲学》《启示哲学》里，谢林都提到了它在古代罗马宗教中对“秘仪”和“秘传学说”的指涉。因此尽管我们在中文里非常“朴实”地把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翻译为眼下这个标题，但结合谢林这两个讲座的意图以及他对Initia一词的重视和喜爱，完全可以把这个文本标题的意思理解为“进入大全一体哲学的秘仪”。至于本卷的第三个文本，《自然进程阐述》则是在当代谢林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文本，根据谢林之子的编者导言，它要“晚于《神话哲学之哲学导论》……与之共同呈现出了作者最终关于自然哲学的观点”（SW, X, VI）。而且就内容上来看，也是惊人地与1821年的《全部哲学的本原》相接续。从这个文本出发可以看到，谢林在晚期，在自然哲学的洞见上基本上与前期保持一致，尤其与1801—1802年他第一次在系统阐发他的“同一哲学”之际所阐发的自然哲学基本结构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把这三个文本编在一起是有理由的，它们共同从“人类知识”,“潜能阶次-本原辩证法本身”,“潜能阶次在自然中的演进过程”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总体性的“论全部哲学的本原”。

就历史事实来说，谢林在埃尔朗根大学所宣讲的内容除了本卷的前两个文本，还包括著名的《近代哲学史》，所以我在此建议读者，能够把前两个文本跟“谢林著作集”最先出版的《近代哲学史》放在一起阅读。毕竟从谢林研究的角度来看，《近代哲学史》仿佛是从某种既定方法和视角出发对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进行了一番阐发和评判，但这会让人感觉缺少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前提。须知“哲学史”，尤其是与体系建构内在相关，而非仅仅材料外在评述罗列、能够揭示出人类精神内在演进历程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史，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内部产生的，尤其是在谢林和黑格尔的体系建构中得到发扬光大。之前我们对谢林的著作了解不够，现在知道了谢林不单单是以前所认为的那个充当了费希特到黑格尔之间的过渡性环节的人物，而且还知道谢林晚期哲学有丰富内涵，也是一个足以与黑格尔分庭抗礼的哲学史家。我自从在大学任教以来，一直讲授“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深感现如今有一种比较片面的看法，仿佛不研究“哲学问题”就是在研究“哲学史”，而哲学史是“过去了的东西”，不够“与国际接轨”，不够“先进”。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确实现在的哲学史课程有沦为“高头讲堂”之嫌，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急于渴望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是现时代思想的急迫既是天性，也是大学应该提供给他们的。当年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在图宾根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积极吸收“最前沿的思想”，比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席勒的戏剧、法国启蒙主义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最流行的东西”的吸收又是深沉和有哲学史底蕴的，比如谢林在一边学习康德之际，一边研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如此方能在后来有意识地对这几种具有“古今之争”代表性的哲学进行调和，终成一代宗师。我2022年出版的雅各布斯的《谢林导读》对此有颇多强调，兹不赘述。如果按照谢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完全“从头开始的”，我们的“现在”总是与“过去”处在一个更大的关联中，如果“现代”就意味着仿佛过去不存在，意味着仿佛我们当下的境况没有自身的历史，倘若这种活生生、不断构造我们“现在”理解的历史不是始终在产生影响，让我们总是能如本能一般不断确知“现在”的正当性，那我们是不会如此沉迷于“现在”乃至遗忘历史的，而这种遗忘实际上就是更大危机的体现。就像他在《启示哲学》的导论中所说的，并非过去的东西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真理性，而是我们当下的意识不再有了容纳和理解它们的能力。我们的意识为什么会处在当下的这种“常识”里，这不是从当下出发就能说明的问题。正如整个谢林晚期哲学不断提示的：一旦某个东西认为自己是本原，是绝对者，它就一定会遭遇自身的盲点和无力点，一切自行宣告自身是本原的东西，都是由于对自身根基的无知才会如此。实际上客观来说，如果把当今的“分析”和“欧陆”认作哲学的两种研究风格和传统，那其实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每一种有影响力的哲学形态里，都有自己的“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比如晚期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学园传统和其他流派之间的关系，经院哲学中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乃至剑桥黑格尔主义等。甚至康德哲学本身，也可以同时满足这两种路子。而对于后康德哲学，不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匹兹堡学派的黑格尔研究，还有波恩-海德堡学派的对谢林潜能阶次学说的模态逻辑化研究（比如著名的Hogrebe,Gabriel,Buchheim等）。如果认为“分析”是一种哲学风格，那么实际上谢林从1810年开始到1827年结束的整个“世界时代”哲学时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分析“能”的不同样态——包括“可能”“能够”“曾经能”“将来能”“潜在的能”“现实的能”“存在的能”“知识的能”“意志的能”“能不存在”“不能存在”等等等等，只不过他当时没有现代逻辑工具而已。

熟悉谢林哲学的读者应该会知道，“世界时代”时期对于谢林个人和他的整个哲学生涯来说都是一段重要但也令人难过的时期。从他1810年开始构思“世界时代哲学”，到1827年最后一次以“世界时代体系”为题在慕尼黑授课，这17年没有任何公开发表、不断推翻自己重来的时光对于一个年少成名的思想家来说必定很不好受。但要注意的是，1827年的“世界时代体系”虽然仍以“世界时代”为题，但实际在内容上已经接近后来的“神话哲学”“启示哲学”了，并且在术语上第一次出现了谢林晚期最后的哲学特有的“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区分。所以这一卷的主导部分，即1821年的“埃尔朗根讲授录”实际上是谢林最后的、最完备的关于“世界时代”沉思的内容汇总。跟“谢林著作集”中已经出版的《世界时代》卷不同的一点在于，在那几个残篇和手稿中，谢林一直强调人类的意识与世界的开端有一种“共知（Mitwissenschaft）”。但他没有具体阐述，这种“共知”从何而来，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它与人类的求知本性，与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一卷里，“埃尔朗根讲授录”的第一部分《哲学作为科学的自然本性》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阐发了本原本身，即永恒自由与人类意识结构之间的交互关系。这一点尤其对于都灵学派的哲学诠释学，特别是巴莱松及其学生，即《玫瑰之名》的作者艾柯有所影响，是谢林哲学中最直接参与一个当代哲学学派建构的标志性文本。¹我也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从海德格尔1936年的谢林阐释方式来看，海德格尔转向之后的诠释学反倒与谢林在这个文本里阐发的本原与人类意识之间的更高“诠释学循环”有共通之处。²在这个文本里，谢林也更直接地进一步回应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自己的诸多指责。而《全部哲学的本原》作为“埃尔朗根讲授录”的主导内容，虽然原文已经散佚，但经过对学生笔记的考订编纂，仍能看到谢林在其中对于整个“世界时代”时期的潜能阶次辩证法做了最后、最全面和清晰的总结，这一套内容后来在“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中是几乎稳定的、可以拿来直接应用在神话分析和神性位格分析上的。但相比于晚期的这两种哲学，“埃尔朗根讲授录”中的潜能阶次辩证法分析又显得极为专题性和清晰。须知黑格尔对谢林的评判——“谢林是在公众面前宣讲他的哲学”——也有其中肯性，即根本上来说谢林并非一个“著作家”，而是如他毕生推崇的柏拉图一样，是一个更偏爱“口传”的、喜欢让思想在自己身上直接以具身性、当下性、场景性的方式“呈现”的人。我们当今或许习惯，这是一本某个哲学家的“书”，翻开读即可。但须知尽管都是纸质印刷品，但内容的性质有根本不同，谢林的著作以1809年为界，之前都是出版了的“著作（Werke）”，但从《世界时代》开始，基本都以讲课稿为主，正如黑格尔的许多冠以“讲演录”之名的“书”，也都是讲课稿。所以其中并没有一个面对“无所不在又无处在”的读者的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讲堂上授课的人。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阅读谢林的“书”是很重要的，甚至海德格尔在1936年阐发谢林的《自由论》时也极为强调这一点。³但谢林没有黑格尔的运气，一方面正如“埃尔朗根讲授录”的第一位德文编者Fuhrmans所说，在谢林之子出版《谢林全集》的时候，德国的哲学氛围已经突然变化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大全一体式的体系兴趣突然消失了。⁴谢林也没有黑格尔那群忠实围绕在身边、为他的讲演进行“评注”的学生，形成诸如《小逻辑》那样的作品。但无论如何，不仅汉语的“谢林著作集”，还有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历史-考订版”都在陆续出版，本卷正是双方友谊合作的体现！总而言之，这一卷“埃尔朗根讲授录”也算得上是“世界时代”哲学的“绝唱”了，从此之后再无“世界时代”！

这“绝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值得一提，一方面是在于从谢林研究本身来看，晚期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究竟是谢林放弃了“世界时代”中那些充满最终哲学张力、直达哲学边缘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折中策略，还是确确实实是“世界时代”哲学的出路，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先刚的专著《永恒与时间》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时代”中的问题远比“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要更加复杂和涉及面丰富，须知从1810年到1827年期间，正是黑格尔刚刚出版《精神现象学》不久，紧接着又马上端出自己全部体系及其具体应用的时期。而谢林则是在“世界时代”的各个手稿里不断冲击哲学基本问题的边界：可能的模态，可能与存在的关系，存在的发生，世界如何进入语言，人类知识与世界开端的关系等等。所以“埃尔朗根讲授录”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就谢林哲学自身而言的，也是就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大全一体的体系建构尝试自身所碰到的边界而言的！

这是我在先刚教授主编的《谢林著作集》中的最后一卷工作，从先老师联系我加入这项工作开始已经过去6年了，在此期间通过对谢林的翻译和研究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多成长，感激先刚教授对我的信任和包容！而且同样感谢责任编辑王晨玉给予的宽容和帮助，还有工作上的高度配合。在这卷工作完成以后，我的全部精力将放在我自己主编的“谢林及其影响”丛书上，对这个丛书的启动，先刚教授也是极为支持的。多年来我做任何事情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推动汉语谢林哲学，进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系统性进展，虽然有一些人会误解我要搞什么“谢林热”，但我本人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如何把一个研究对象科学和系统地建立起来，十几年前我刚开始接触谢林的时候，汉语资料少得可怜，直至今日虽有很大改观，但还不够，如果我活着不能把这个问题克服到一定程度，那我认为我的人生就是失败的。这最后一卷我校对得比较慢，有依依不舍之意，但戒指既然已经扔进了魔多的火山，那护戒远征队的使命也要结束了。关于“世界时代”哲学，我谈不上有多么深入的研究，所以我只说这么多，但我想应该也够了！

王 丁

2023. 5. 31

于济南

1 详见庞昕：《巴莱松的生存诠释学》，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 详见王丁：《对自由的诠释作为自由自身的实行》，载于《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3 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页。

4 F. W. J, Schelling, 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Bonn, 1969,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