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神农氏（炎帝）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奠基性贡献-1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农业文明的开创者，还是医药学的奠基人，其功绩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农氏的传说和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为神农氏时代的文明发展提供了实物证据。例如，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与传说中神农氏教民耕作、发明农具的记载相契合，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神农氏时期的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

研究神农氏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学术层面而言，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通过对神农氏相关传说、考古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揭示远古时期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转变的过程，以及这一转变对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文化层面，神农氏所代表的创新、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研究神农氏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在现实意义上，神农氏的农耕智慧和医药理念，对现代社会的农业发展和医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他对土地的认识和利用方式，以及对草药药性的探索精神，为现代农业和医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2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揭示神农氏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文献研究法是基础，广泛搜集和整理了古代典籍中关于神农氏的记载，如《史记》《淮南子》《周易》等。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记录了神农氏的事迹、贡献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研读和分析，梳理出神农氏在农业、医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以及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考古分析法为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结合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大量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文物，如石磨盘、石磨棒、骨笛等，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生动地展现了神农氏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通过对考古文物的类型学分析、年代测定等科学方法，进一步确定了神农氏时代文明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为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多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本研究的一大特色。引入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农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神农氏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在研究神农氏的农业贡献时，不仅参考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还借鉴农学的研究成果，分析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作物种类以及农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探讨神农氏的医药成就时，结合医学史的研究，深入了解古代医药学的发展脉络，以及神农氏尝百草对中医药学的奠基作用。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深入、科学。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以往对神农氏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农业或医药。而本研究从多个领域综合考察神农氏的贡献，全面展现了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机结合，为神农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二、神农氏的身世与时代背景

2.1神农氏的传说与记载

神农氏的传说在诸多古籍中均有记载，这些记载虽因时代久远和传说的演变而存在差异，但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神农氏的初步认知。《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此记载明确了神农氏（炎帝）与黄帝的身世渊源，他们皆为少典与有蟜氏所生，且因成长于不同的水域而形成了不同的德行和姓氏，这为神农氏的出身奠定了基础。

在《帝王世纪》中，对神农氏的诞生情节有了更为丰富的描述：“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神龙首感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这里不仅详细说明了神农氏的母亲、出生地以及其得名的缘由，还赋予了他“人身牛首”的独特形象，这种半人半兽的形象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往往代表着神灵与人类的联系，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中，“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蠪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段记载生动地描绘了神农氏为了让百姓辨别植物的可食性和药用价值，不惜亲身尝试各种草木，甚至一日之内多次中毒的惊险历程。传说中，神农氏之所以能够辨别百草，是因为他拥有特殊的身体构造，其肚皮是透明的，可以看见各种植物在肚子里的反应，这一神奇的设定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凸显了神农氏为了人类福祉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周易・系辞下》中还有关于神农氏发明农具的记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表明神农氏不仅在农业种植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还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了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

这些古籍中的记载，虽然存在一些神话色彩和夸张成分，但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神农氏在远古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为我们研究神农氏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2.2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

神农氏所处的时代，大致对应于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革，从生产力水平到社会组织形式，都呈现出与旧石器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

在生产力方面，农业的出现是最为显著的变革。在神农氏之前，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这种生活方式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较大，食物来源不稳定。而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开启了农业生产的先河。在裴李岗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工具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能够种植粟、黍等农作物，实现了从食物采集者到生产者的转变。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定居生活的形成。

在手工业方面，新石器时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制陶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学会了用泥土制作各种容器，如陶罐、陶盆、陶碗等。这些陶器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储存和烹饪，还在祭祀、礼仪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考古发现的陶器来看，其制作工艺逐渐精湛，纹饰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此外，纺织业也开始出现，人们利用麻、葛等植物纤维制作衣物，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条件。

社会组织形式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人则专注于手工业制作，还有一些人负责管理、祭祀等活动。这种社会分工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使得社会组织形式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房屋、墓葬、窖穴等遗迹，这些遗迹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村落共同体。村落中的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

在神农氏时代，私有制开始萌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劳动成果逐渐有了剩余，这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一些墓葬中，发现了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的差异，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私有制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神农氏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农业的兴起、手工业的进步、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私有制的萌芽，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神农氏对农业文明的开创

3.1农业技术的发明与传授

3.1.1农具的创制

在远古时期，人们主要依靠简单的石器和木棒进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神农氏目睹了这一困境，决心发明更为有效的农具，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据《周易・系辞下》记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表明神农氏将砍削的木材制作成耜，将弯曲的木材制成耒，从而发明了耒耜这一重要的农具。耒耜的出现，是农业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翻耕的效率。耒是一种带有长柄的尖木棒，其下端安装有短横梁，使用时，人们将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棒深入土壤，再进行翻土操作。耜则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最初由木头制成，后来逐渐发展出骨质、石质、陶质、铁质、青铜等多种材质。它的形状类似于现在的铲子，刃部较为锋利，能够更有效地翻整土地。

耒耜的发明，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人们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这种方式对土地的利用率较低，且劳动强度大，产量不稳定。而耒耜的使用，使得土地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翻耕，改善了土壤的结构，提高了土壤的肥力，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它还使得农业生产更加精细化，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和作物需求，进行更合理的耕种和管理。随着耒耜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的采集狩猎阶段向农耕文明的转变。

除了耒耜，神农氏还可能发明了其他一些农具，如石斧、石铲等。石斧在砍伐树木、开垦荒地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锋利刃部能够轻松地砍倒树木，为农田的开辟创造条件。石铲则用于翻土、除草等工作，其扁平的铲面可以有效地铲除杂草，疏松土壤，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这些农具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完善了农业生产工具体系，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3.1.2农耕方法的指导

神农氏不仅发明了先进的农具，还注重教导民众科学的农耕方法，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他深知土壤和气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亲自带领民众观察和研究不同地区的土壤性质和气候特点，指导他们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农作物进行种植。

在辨别土壤方面，神农氏教导民众通过观察土壤的颜色、质地、湿度等特征，来判断土壤的肥力和适宜种植的作物。例如，黑色的土壤通常富含腐殖质，肥力较高，适合种植水稻、小麦等作物；而黄色的土壤质地较为疏松，透气性好，适合种植豆类、玉米等作物。他还教导民众通过改良土壤的方法，提高土壤的肥力，如施加有机肥料、进行轮作等。有机肥料的使用可以增加土壤中的养分含量，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轮作则可以避免土壤中某些养分的过度消耗，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持土壤的肥力和生态平衡。

对于气候的把握，神农氏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教导民众根据季节的变化和气候变化，合理安排农事活动。例如，春季气温逐渐升高，雨水增多，是播种的好时机；夏季气温高，阳光充足，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需要及时浇水、施肥、除草；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要及时收割农作物，避免因天气变化而造成损失；冬季气温较低，农作物进入休眠期，此时可以进行农田的修整和储备肥料等工作。他还教导民众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病虫害等。在干旱时期，要及时采取灌溉措施，保证农作物的水分供应；在洪涝时期，要及时排水，防止农作物被淹死；在病虫害发生时，要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进行防治，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危害。

在种植五谷方面，神农氏传授了一系列具体的种植方法和技巧。他教导民众要选择优良的种子，进行适时的播种和合理的密植。优良的种子具有良好的品质和适应性，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适时播种可以使农作物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生长，避免因过早或过晚播种而导致的生长不良。合理密植则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增加产量。他还教导民众要注意田间管理，及时除草、松土、施肥、浇水等，保证农作物的健康生长。

在除草方面，神农氏教导民众要及时清除田间的杂草，避免杂草与农作物争夺养分、水分和阳光。他还传授了一些除草的方法，如手工除草、使用农具除草等。在松土方面，他教导民众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松土，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透水性，促进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在施肥方面，他教导民众要根据农作物的生长阶段和土壤肥力，合理施加肥料，保证农作物有足够的养分供应。在浇水方面，他教导民众要根据天气情况和农作物的需水情况，及时进行浇水，避免因缺水或浇水过多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神农氏对农耕方法的指导，体现了他对农业生产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经验。他的这些教导，不仅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为后世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农耕智慧，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精耕细作等理念，至今仍对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2农业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3.2.1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

神农氏开创农业文明之前，人类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较大，食物来源不稳定，人们需要不断迁徙以寻找新的食物资源和水源。随着神农氏对农业技术的发明与传授，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为人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使得人们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成为可能。

定居点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在适宜耕种的地区建立固定的居住场所，形成了村落、城镇等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选址在靠近水源、土壤肥沃的地方，以便于进行农业生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如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等。半坡遗址位于陕西西安，是黄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房屋遗迹、窖穴、陶窑等。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屋内设有灶坑，用于取暖和烹饪。窖穴则用于储存粮食和其他物品。这些遗迹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活设施和社会组织。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代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干栏式建筑遗迹，这种建筑形式适应了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干栏式建筑通常由木桩、木板等搭建而成，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家畜或堆放杂物。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陶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状况。

定居点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还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文化的繁荣。在定居点中，人们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管理等活动的人群，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定居点还成为了文化交流和传承的中心，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如陶器制作、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这些文化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2人口增长与社会分工的出现

农业的发展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采集狩猎时代，由于食物来源不稳定，人口增长受到很大限制。而神农氏开创农业文明后，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得人口数量得以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这促使社会分工逐渐细化。

手工业的萌芽是社会分工细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制陶业是最早出现的手工业之一，人们学会了用泥土制作各种容器、炊具、装饰品等。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这些陶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例如，仰韶文化的彩陶以其精美的图案和鲜艳的色彩而闻名，上面绘制着各种动物、植物、几何图形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信仰。

纺织业也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利用麻、葛、丝等纤维材料制作衣物，改善了自身的生活条件。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纺织业。随着纺织技术的不断进步，纺织品的种类和质量也不断提高，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除了制陶业和纺织业，其他手工业如石器制作、骨器制作、玉器制作等也得到了发展。这些手工业的出现，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人们开始将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与他人进行交换，以获取自己所需的物品，这为商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萌芽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的劳动成果逐渐有了剩余，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条件。人们开始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商品交换，形成了早期的市场。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换取其他物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专门用于交易的场所和货币的雏形，如贝壳、骨币等。这些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商业活动的萌芽。

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商人通过买卖商品，赚取差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阶层。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还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农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神农氏与医药文化的起源

4.1亲尝百草的传说与意义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恶劣，疾病丛生，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手段极为有限。神农氏目睹百姓深受病痛折磨，为了寻找治病救人的方法，毅然踏上了亲尝百草的艰险征程。这一传说在诸多古籍中均有记载，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蠪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段记载生动地描绘了神农氏为了辨别草药的特性，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品尝各种草木的情景。

传说中，神农氏拥有神奇的身体构造，其肚皮是透明的，能够清晰地看到草药在体内的反应，这一神奇的设定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也凸显了神农氏探索草药世界的非凡能力。他在尝百草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各种草药的形状、颜色、气味、口感以及服用后的效果，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草药知识。例如，他发现黄连味道极苦，但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人参则具有滋补强壮、益气生津的作用。

神农氏亲尝百草的传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医学角度来看，它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源头。通过神农氏的亲身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许多草药的药用价值，学会了用草药治疗疾病，这为中医药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探索精神的激励下，后世的医学家们不断深入研究草药，使得中医药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

在文化层面，神农氏亲尝百草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他为了拯救百姓的生命，不畏艰险，不惧中毒的危险，这种为了人类福祉而舍己为人的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不断追求进步。

从科学探索的角度而言，神农氏亲尝百草的行为是人类对自然科学的一次伟大探索。他通过观察、实践和总结，对植物的特性和功效有了深入的了解，这种科学探索的方法和精神，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现代医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像神农氏一样，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观察，来探索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疗效。

神农氏亲尝百草的传说，不仅是中国医药文化的重要起源，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2《神农本草经》的影响

《神农本草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药学专著，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价值和意义贯穿了中医药学发展的漫长历史。

在药物分类方面，《神农本草经》首创的三品分类法为后世药物分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将 365种药物按照性能功效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 120种，多为滋补强壮、无毒且可久服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主养命以应天，旨在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 120种，有的能补虚扶弱，有的能祛邪抗病，无毒或有毒，需斟酌使用，主养性以应人；下品 125种，有毒者居多，能祛邪破积，不可久服，主治病以应地。这种分类方法虽相对简单，但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世医家对药物的认识和归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框架。后世的本草著作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药物分类体系，如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不仅继承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法，还增加了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法，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部、菜部、米食部、有名无实类七种，使药物分类更加细致和科学。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等，都在药物分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创新，但都无法脱离《神农本草经》所奠定的基础。

在功效记载方面，《神农本草经》对各种药物的功效和主治疾病进行了简要而准确的记载与描述，成为早期临床药学宝贵经验的总结。书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主治范围广泛，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为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例如，书中记载黄连“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澼，腹痛下痢”，这与现代临床中黄连用于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治疗目赤肿痛、泄泻痢疾等病症的应用基本相符。又如，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准确地阐述了麻黄的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等功效，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感冒、咳嗽、哮喘等疾病的治疗。这些功效记载不仅为当时的医疗实践提供了指导，也为后世药物功效的研究和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后世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丰富这些药物的功效，使中医药学的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疗效不断提高。

《神农本草经》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药物理论和配伍原则，对后世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提出的君臣佐使组方原则，将药物在配伍中的作用类比于社会中的不同阶层成员，根据药物的特性进行组方，使方剂中的药物能够相互协同、相互制约，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一原则成为后世方剂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指导着历代医家的方剂配伍和临床用药。书中总结的药物配伍中的七种关系，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强调在用药时要“合和视之”。这些配伍关系的阐述，使医家在用药时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药物的性味、产地与采制、炮制方法、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方面，《神农本草经》也为后世提供了全面的指导。它对药物性味的分类，如寒、热、温、凉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成为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对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加工方法等的记载，为后世中药的质量保障提供了重要依据，强调了道地药材和适时采集的重要性。药物的炮制方法也在书中有所提及，如“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显各有法”，为后世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上，《神农本草经》提出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等原则，以及根据病情和药物特点选择合适的服药时间和方法等建议，对后世临床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神农本草经》作为中医药学的经典之作，以其独特的药物分类法、准确的功效记载、重要的药物理论和全面的用药指导，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成为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