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田野考古资料

汉长安城城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王仲殊

1956年至1962年，笔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队长，与队员们一同调查、勘察汉长安城遗址，究明了城墙、城壕和全城的平面形状，城门的位置，街道的分布，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主要宫殿的范围以及武库的所在（图一）。

汉长安城共有12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城的四面。东面的3个城门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3个城门自东而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3个城门自南而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3个城门自西而东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经勘察，可以确认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4个城门的遗迹保存较好，而其他城门的遗迹多已破坏殆尽，甚至毫无留存。于是，从1957年年初开始，对这4个遗迹保存较好的城门进行发掘，同年年末基本上结束。这里，就勘察、发掘工作的主要成果作叙述，并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作相关的考证。

一、宣平门

宣平门又称东都门，门外另有郭门，郭门亦称东都门。王莽时，改宣平门之名为春王门。关于宣平门的名称，《三辅黄图》和《水经注》有比较详细的记述。《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

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汉书》曰，元帝建昭元年，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又疏广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归，公卿大夫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即此门也。其郭门亦曰东郭，即逄萌挂冠处也。

《水经注·渭水》：

东出北头第一门本名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亦曰东城门，其郭门亦曰东都门，即逄萌挂冠处也。

宣平门遗址保存较好，3个门道如数存在。我们用大面积揭露的方法，全部加以发掘。从遗迹的堆积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宣平门建于西汉初期惠帝时，经西汉一代，至王莽末年或稍后在战火中被毁，而后代又迭经重修改筑，在东汉、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代至北朝，以迄隋代，一直作为一个城门而继续存在，到唐代乃始废绝（图二；图版壹）。

（一）西汉和王莽时的总体形制

由于宣平门在东汉、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代、西魏和北周时一直作为一个城门而被继续使用，屡经重修改筑，西汉时的门道遗迹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我们可以根据西汉时所筑的夯土遗存，主要是城门两边的城墙和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究明西汉时的宣平门有3个门道，宽度各约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门道的实际宽度约为6米），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约4米。由于城门两边的城墙宽度为16米，可以判定西汉时宣平门3个门道的纵长亦各为16米。

根据钻探，我们发现在宣平门南门道以南和北门道以北各约17米处，城墙向外（向东）突出。突出部分的宽度约为25米，其长度在南边约为35米，在北边仅存14米，但可推定其原来长度亦在35米左右。城门两边的城墙有突出部分，这种情形亦见于后述的霸城门遗址。突出部分的建置有利于城门的防守，使攻城者临近城门时三面受敌，其作用略如后世的“马面”。然而，由于这种突出部分仅存在于宣平门、霸城门等长安城东面城门，故可认为其设置主要是为了增加城门的壮观（图三）。

文献记述，谓宣平门有郭门。宣平门两边的城墙向外突出，使人怀疑这是否即构成了郭门。但是，根据有关记载看来，郭门的位置显然不在这里。《汉书·昌邑王传》：

（刘贺）旦至广明东都门，（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

《水经注·渭水》：

其一渠东迳奉明县广成乡之广明苑南，史皇孙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迁苑南，史皇孙及王夫人卜以为悼园，益园民千六百家，立奉明县以奉二园，园在东都门。昌邑王贺自霸御法驾，郎中令龚遂参乘至广明东都门是也。

据此，宣平门的郭门应在奉明县广明苑，而就龚遂两番劝哭的情形看来，郭门与城门之间应有一段稍长的路，绝不是近在咫尺。因此，宣平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与郭门无关。

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述汉长安城的12个城门，特别指出东面的3个城门有郭门，除谓宣平门外的郭门曰东都门之外，又谓清明门外的郭门曰东平门（又曰东城门），霸城门外的郭门曰青门，而后二者的“郭门”在自汉迄唐的各种书籍中都没有任何记述。我们推想，宋敏求在实地调查时看到汉长安城遗址12个城门中唯东面的3个城门在门的两边有如上所述的城墙突出部分，就将它们视为郭门，除根据记载称宣平门的郭门为东都门外，又分别以清明门的别名东城门和霸城门的别名青门附会为该二城门的“郭门”之名。如今我们仅能察见宣平门和霸城门的两边城墙有突出部分，这是由于清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乃至城门本身的遗迹全已破坏无存之故。

正是由于宣平门在后世迭经重修改筑，门址中的西汉和王莽时的遗物都散见于后代的土层中。其中，铜钱有五铢3枚、小泉直一2枚、货布1枚、货泉7枚（图版贰，1—5）*，又有铜镞2枚、铜铺首（木器上的附件）1枚（图四）。此外，还发现40余枚陶球（可能作为弹丸在城门防守上供使用），大小不等，一般直径在2厘米左右，有的带黄绿色釉，有的饰重圈纹，由于同样的陶球亦在西安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堆积层中被发现，可以认定它们是西汉和王莽时的产物（图五）。在许多破碎的瓦片中有着9枚瓦当的残件，计“都司空瓦”瓦当1枚、“长生无极”瓦当2枚、云纹瓦当6枚。以上各种遗物，可以补充说明西汉和王莽时宣平门的有关情况。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门道的东汉堆积层下，发现了半截西汉的封泥，其形制属“半通印”。印文应有两个字，但只剩一个“发”字，另一字已因封泥断缺而不见。封泥宽2.5、残长1.9厘米，印面宽1.2、残长1.3厘米（图六）。《封泥考略》和《封泥存真》著录“发弩”封泥，《簠斋陈氏藏印》著录“发弩”印，形制都与此大同小异，可帮助判定此半截封泥原印“发弩”二字。《汉书·地理志上》：“（南郡）有发弩官。”颜师古注：“主教放弩也。”

可以肯定，西汉及王莽时在宣平门屯兵，城门校尉与发弩官因任务上的关系而有文书往来，所以在城门上有这封泥的遗落。考虑到南郡与长安相距甚远，往来不便，而《封泥考略》所录南郡“发弩”封泥的印文形制又与这“发弩”封泥颇不相同，推测当时除南郡以外，京师亦有发弩官，而宣平门遗址发现的这枚封泥应属京师长安的发弩官。

（二）东汉时的重修

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时期中，与从其他曾经发掘的城门遗址中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宣平门也遭焚毁。焚烧后所余的灰烬、炭屑和崩塌的红烧土等虽已因后世重修城门时经过清理而不存在，但仍可看到3个门道的两壁都被烧得发赤，而且有所崩坏。上述在晚期土层中发现的西汉和王莽时的铜钱以王莽的小泉直一、货泉和货布为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门焚毁的具体年代是在王莽末年或稍后。

根据发掘出来的各种现象来看，宣平门在这以后是经过多次重修和改建的，而第一次的重修是在东汉。重修的遗迹是在北门道和南门道的王莽末年或稍后被烧得发赤并有所崩坏的老壁上用细密坚实的夯土补筑，形成了门道的新壁（图二；图版壹、图版叁）。从北门道保存较好的处所度量，这新补的夯土厚约80厘米。北门道北侧的城墙前壁，也包上了这种新的夯土。与西汉的老夯土相比，东汉新补的夯土颜色较浅，呈淡黄色，而西汉的夯土则呈黄褐色。从层位关系上考察，这修补的新夯土的筑成年代应在王莽末年或赤眉进军长安之后，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前，换言之，是在东汉或魏晋间。因为，无论在北门道或南门道，这新筑的夯土都包住了王莽末年或稍后被烧坏了的西汉时所筑的老壁，而在北门道南壁的东端和南门道南壁的东端又被十六国时代再次修补时所用的土坯和砖所包住，年代的上限和下限都是很明确的。至于具体的修筑年份，则在东汉的初年。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后汉书·杜笃传》：“（建武十九年）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

《后汉书》的记载指明所修理的是城门，不是郭门；李贤注既说是东面北头第一门，又说是外城门，似乎略有矛盾。但是，可以肯定，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修理的东都门应该是长安城东面北头的城门，而不是设置在奉明县广明苑的郭门。经过修理的这座城门，一直被使用到东汉末年，甚至延续到魏晋（其间或许又经过小规模的修理，但不涉及门道夯土壁的改造）。正是因为宣平门在东汉末年继续被使用，所以在有关东汉末年长安城的文献记载中此城门被多次提到。《三国志·董卓传》注及《后汉书·董卓传》注引《汉献帝起居注》：

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度桥，（郭）汜兵数百人遮桥。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

司徒王允挟天子上宣平城门避兵。

《后汉书·董卓传》：

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

《后汉书·献帝纪》及《续汉书·五行志》：

（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门外屋无故自坏。

这些记载，都说明在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长安时宣平门仍然存在，而且是一座建有门楼的完好城门。

东汉时补筑的夯土壁有着许多方形的凹槽。在北门道的南壁，保存情况最好，可以数计凹槽共有6个。在北门道的北壁，凹槽只剩下2个，其余已遭破坏，但推测原来的凹槽数目可能与南壁的相等（图二；图版叁）。两壁的凹槽，大小都相仿佛，宽约40、深入壁内约22厘米，而位置却并不严格对称。在南门道的南壁和北壁，东汉补筑的夯土壁虽都被十六国时代的土坯和砖包住，破坏甚多，但在个别的处所仍然可以看出有凹槽的形迹。显然，这些凹槽是为了安插建门楼用的木柱而设的。我们没有在凹槽底下发现柱础石，这可能是由于现存的门道地面已不是东汉的，而是北周至隋的。即使东汉时曾置柱础，它们也很可能已经在后世被移去了。

东汉重修后的宣平门，北门道的宽度可以精确测得为6.5米。这较之西汉时门道宽为8米要狭窄，但由于建楼用的木柱系安插在两壁的凹槽内，实际宽度所减不多，与西汉时实宽6米比较，相差不大。南门道由于破坏较甚，已不可能度量其宽度。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没有在宣平门中门道发现东汉修补的夯土。这可能是由于东汉时只使用北门道和南门道，而未使用中门道，也可能是使用了中门道，但中门道两壁仍西汉之旧而未加补筑，更可能是中门道两壁虽经补筑，但补筑的夯土已在十六国时代再度重修的过程中被破坏无遗了。

东汉末年，长安城战乱不绝。《三国志·董卓传》：“（李）傕质天子于营，烧城门、宫殿。”但是，在宣平门北门道和南门道的东汉夯土壁上没有发现火烧的痕迹。事实上，《三国志·董卓传》所记李傕烧城门是在汉献帝尚居留于长安城之时，而此后献帝经宣平门出长安城时宣平门犹完好，可见此城门不在被烧之列。

与东汉的遗迹相应，在宣平门门道的晚期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些铜钱，其中有五铢钱2枚，从钱文的书体看来，应该是东汉时铸造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10枚形小质轻、制作陋劣的小铜钱，有的没有文字，有的铸出不规整的“五朱”字样，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可以确认它们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图版贰6—11）。《三国志·董卓传》：

初平二年，徙天子都长安……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

《后汉书·董卓传》：

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又钱无轮廓、文章，不便人用。

《后汉书·献帝纪》：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由于上述铜钱发现在长安城的城门遗址中，这城门在董卓据长安时又确实被使用着，钱的制作和形状等又与文献记载符合，说它们为董卓时所铸，是确有可能的。

此外，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至北朝的堆积层中还发现了2枚云纹瓦当，从形制、花纹看来，应属东汉的产物。

（三）后赵时的改建

宣平门第二次改建的遗迹，存在于它的中门道和南门道。在中门道的两壁，紧挨着西汉的夯土，各有一层厚约1.3米的新的夯土。这夯土中含有一些红烧土粒和炭屑，可以推测是采用了城门附近经过焚烧的土而加以夯筑的。夯土很结实，但夯层不显。在这夯土之外，包着一层砖，形成了用砖砌成的新壁。砖的砌法是重叠，一层横铺，一层纵铺，交替而上。在南门道的两壁，则在东汉补筑的夯土之外，用土坯（其中也夹杂少许的砖）镶砌，成为新壁，土坯的砌法则是直铺、平叠。中门道的砖壁保存甚好，而南门道的土坯壁则破坏较甚。此外，在中门道和南门道两侧的城墙外壁（即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的前壁），也用平叠的砖包砌，形成了砖壁，砖的形制与中门道两壁所用的砖相同（图二；图版肆、图版伍）。

为了究明宣平门第二次改建的年代，我们检验了上述的这些砖。砖的制作粗糙，大小甚不一致，表面往往带有不很规整的绳纹、席纹和菱格纹。重要的是有不少的砖在砖面上模印凸起的“石安田□”、“石安宋利”、“石安曹平”、“石安曹处”、“石安王苻”、“石安王承”、“石安宗成”等字样（图七、图八）。显然，“田□”、“宋利”、“曹平”、“曹处”、 “王苻”、“王承”“宗成”等为人的姓名，而“石安”则为地名，后者对判断第二次重修宣平门的年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魏书·地形志》：

“（咸阳郡）石安，石勒置。”

《长安志》卷十三：

后赵石勒于渭城置石安县。

后赵石勒时在咸阳设置石安县，这是中国历史上咸阳地区置有石安县的唯一记载。上述刻印有“石安”字样的砖在长安城遗址被发现，它们无疑是后赵时的产物。这种砖在长安城的遗址中散见甚夥，而在宣平门的遗址上则见到它们被用来修筑城门。从砖的形制、纹饰和所印文字的书体观察，其制作年代亦应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而“石安”的文字则确定了它们是后赵时在咸阳地区制作的。《晋书·石季龙载记》：

以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

《十六国春秋·后赵录》：

（建武）十一年，发雍、梁十六万人成长安未央宫。

李好文《长安志图》根据这些记载，乃谓：

汉城惠帝时筑，后赵石虎亦尝修之。

由此可见，后赵石虎确曾大规模地修筑过长安城，虽然没有言及宣平门，但考古发掘的结果，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充分证明后赵在修筑长安城的宫殿之时也修筑了长安城的主要城门宣平门。宣平门第二次重修、改建的年代问题，于此得到了具体的解决。

在宣平门中门道的许多后赵时所用的砖块中，另有一块记有年月的砖。此砖平素无花纹，在砖面上刻有“大兴四年四（月）”六个字，其中“月”字已因砖的残破而缺失（图九）。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大兴”年号的君主，唯有东晋元帝与北燕冯弘。东晋元帝的“大兴”共四年，相当公元318—321年；北燕冯弘的“大兴”共六年，相当公元431—436年。北燕的政治、军事势力未及于关中，当时关中地区属北魏统治，不可能用北燕的年号。东晋的大兴四年（321）与前赵刘曜的光初四年（321）相当。刘曜于光初二年（319）始徙长安，其时距西晋覆灭不久，长安之人仍奉东晋年号，所以在砖面上刻“大兴四年”文字。东晋大兴四年下距石虎建武十一年（345）修长安城宫殿不过25年，下距石勒太和二年（329）占领长安城则仅8年。我们不能判断后赵修筑宣平门的准确年份，但可断定是在石勒太和二年至石虎建武（329—348年）年间。这样，在后赵修筑宣平门时，偶然使用了大兴年间（318—321年）所造的砖，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要之，大兴四年纪年砖的存在不能否定宣平门第二次改建的年代主要是在后赵时的结论。

后赵改建的宣平门，南门道的形制已因后世破坏而难于究明，甚至门道的宽度亦不能求得。然而，中门道的遗迹却保存得很好，可以精确地测量其宽度为5.3米，与西汉和东汉时的门道相比，都有所减狭。门道的砖壁每隔1.15米处设一个方形的凹槽，宽各约25、深入壁内各约20厘米。北壁现存凹槽6个，南壁现存凹槽4个，这是由于两壁都受到一些破坏，砖壁损毁，凹槽的数目亦因而不全。若就门道的纵长测计，两壁原来应各有凹槽7个，位置基本上对称（图二；图版肆、图版伍）。这些凹槽，与存在于北门道的东汉夯土壁的凹槽一样，是用以安插木柱的。在每个凹槽的底部，都垫有一块础石，础石上还往往遗有木柱炭化后的痕迹。由此可见，后赵时的宣平门仍建有门楼。

后赵宣平门门道的纵长应为13米，但中门道的西端略有损毁。在中门道北壁离门道前缘约2米处，尚遗存着一块门墩石，可见门扉即设置于此。南壁的门墩石，则已因破坏而不存。北壁的门墩石长40、宽22厘米，圆形的臼窝直径12厘米。由于臼窝中遗有铁锈的痕迹，可知门扉下部的转轴（门枢）使用了铁。在门道前缘的中央，有一块形状不甚规整的石头，它的下部深埋地下，上部露出门道地面约15厘米。这石头的设置是为了用以挡住两个门扉，使其不被过于推向外面。从门墩石的形制和这块挡门石的存在判断，城门门道的两扇门确是向内开启的。

我们推测，宣平门第二次改建虽在后赵，而改建后的城门则沿用到后赵以后。就中门道而言，两侧的砖壁是后赵时修筑的，但与砖壁相应的门道地面的最后形成则应在后赵之后。门道地面以下的“路土”厚达25厘米，应该是在后赵至后赵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在中门道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车辙，车轨宽1.5米（图二）。这车辙的年代最早不超过后赵，却很可能是属于后赵之后的。中门道的砖壁有火烧的痕迹，嵌在砖壁凹槽内的木柱亦烧成了炭，而整个门道则被火烧后的灰烬、乱土和崩塌的砖块所填满。可以肯定，后赵时重修的宣平门最后被毁于火。被毁的年代，从遗迹堆积的层位关系上考察，仅能知其在后赵至北朝，而就历史事实作推测，或许是在后秦末年（417）东晋大将刘裕攻长安之时。

在后赵改建过的中门道地面以下，埋有一段砖砌的水道，宽1.2、深2.3米，砖的砌法亦为横直相间的重叠。水道底部遗有一层很薄的砂土，其上则全部填黄褐色的乱土。由于没有砖筑的券顶，推测当时可能用粗大的枋木横列铺盖。南门道亦有类似的水道，但所砌的砖已在后世被挖去。

在宣平门的北门道，没有发现后赵时改建的遗迹。但是，也没有发现后赵时将北门道填塞的情形。由于北门道在北周和隋代确被使用着，后赵时北门道被弃置不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我们推测，由于东汉时补筑的夯土壁保存良好，后赵时可能仍加利用。若北门道亦有所改建，则主要限于城门的门楼。

（四）十六国时代至北周时的情况

我们在宣平门的南门道和北门道发现北周至隋代的地面，以及隋代地面上所遗的车辙，从而可以肯定，自后赵以后，经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宣平门仍然作为一个城门被使用着（图二；图版壹、图版叁、图版陆）。根据发掘工作的实况，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认为宣平门在当时已改称“青门”。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引《十六国春秋·后秦录》：

（姚）泓计无所出，谋从青门出降于（刘）裕。

所谓青门，一般都认为是长安城东出南头的霸城门。所以，《长安县志》也就以为后秦姚泓时的青门即是汉时的霸城门。但是，应该指出，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值得商榷。

为了将问题彻底究明，我们在这里对“青门”的名称详加考证。《汉书·王莽传中》：

（天凤三年）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

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

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门。

《水经注·渭水》：

第三门本名霸城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民见门色青，又名青城门，或曰青绮门，亦曰青门。

阮籍《咏怀》诗：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按秦时邵平种瓜，《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传》皆仅谓在长安城东，阮籍诗始谓在青门外，而《三辅黄图》和《水经注》则皆谓此青门即系霸城门，是亦无可非议。

但是，必须指出，在以后的十六国时代和北朝时，霸城门都没有又称青门的记载，而宣平门又称青门的记载却不止一处。《后汉书·袁绍传》注引《汉献帝春秋》：

太傅袁隗、太仆袁基，（袁）术之母兄，（董）卓使司隶宣璠尽口收之，母及姊妹婴孩以上五十余人下狱死。《卓别传》曰：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

按东都门为宣平门的郭门，而宣平门自身亦有东都门之称。《董卓别传》谓东都门内的城门为青城门，则此青城门自应系指宣平门而非指霸城门。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末年宣平门仍称宣平门不改。因此，可以认为，《董卓别传》称宣平门为青城门不是根据东汉末年的情况，而是在以后《董卓别传》撰著前宣平门才改称为青城门的。

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霸城门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火中焚毁，至少就其南侧的一个门道而言，此后是一直废弃不用的，火烧后崩塌的乱土、碎瓦、灰烬、炭屑等填塞了整个门道而未经清除，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霸城门的中门道、北门道（遗迹全已破坏无存）在后世经重修、改建而被继续使用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文所详述，宣平门在新莽末年或稍后被焚毁，此后不止一次地重修改建，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仍然作为一座完整的城门而存在，这已因考古发掘工作而得到证实。所以，后秦时的青门应该是宣平门，不可能是霸城门。这与《后汉书·袁绍传》注引《汉献帝春秋》及《董卓别传》谓东都门内的城门为青城门的记述是符合的。

关于宣平门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已改称青门之事，除上述《董卓别传》以外，还有其他更为明确的记载。《后汉书·逄萌传》：

（逄萌）解冠挂东都城门。

李贤注：

《汉宫殿名》：东都门今名青门也。《前书音义》曰：长安东都城北头第一门。

《太平御览》引《汉宫殿名》：

长安有宣平门、覆盎门、万秋门、横门，郭门东都门今名青门。

“东都门今名青门”，《太平御览》所引与李贤《后汉书》注所见完全相同，毫无差异。按《汉宫殿名》之书，《隋书·经籍志》中未见。《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录《汉宫阁簿》二卷，其与《汉宫殿名》是否为同一书，当然很成问题。但是，除李贤《后汉书》注以外，《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亦引《汉宫殿名》，两者各撰作于唐武德、开元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所采多为隋以前书，而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则直说《汉宫殿名》等书皆为隋以前之地记。要之，《汉宫殿名》的作者及著作的确切年代虽不明，但系汉以后、隋以前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

李贤《后汉书》注引《汉宫殿名》仅谓东都门改称青门，未说明此东都门是郭门抑或是城门，但李贤注引《汉书音义》谓系北头第一门，当系指城门。前已述及，《后汉书·逄萌传》记逄萌挂冠的东都门系郭门，《太平御览》所引《汉宫殿名》谓改名为青门者亦系郭门，而《董卓别传》所说的青城门则又应系城门。在青门为郭门抑或为城门的问题上，诸书记述似有矛盾。这是由于宣平门的郭门与城门关系密切，郭门称东都门，而城门亦有东都门之称，易于混淆之故。然而，无论如何，《汉宫殿名》与前述《董卓别传》一样，其所说的青门应是宣平门（亦称东都门），绝非霸城门。现在，宣平门遗址东面近处的村落称“青门口”、“青门口东村”、“青门口西村”，自亦应与宣平门改称青门的历史事实有关。《董卓别传》和《汉宫殿名》皆为汉以后、隋以前的书籍，说明了宣平门改称青门大致是在4世纪初至5世纪前期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

必须指出，在关于宣平门改称青门的问题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所说是有错误的。针对上述《后汉书·逄萌传》的李贤注文，《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汉书疏证》：

《黄图》，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本名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注误。

王先谦和沈钦韩认为逄萌挂冠的东都门即系宣平门，这固然正确，但他们将《汉宫殿名》中所说的青门当作西汉和王莽时的霸城门，反而说李贤的注文有误，则是不符合事实的。

究明了自五胡十六国时代以来宣平门已改称青门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了解宣平门在北周时的情况了。在宣平门的南门道和北门道，由于北周至隋行人的出入和车辆的往来，自门道地面以下形成了一层厚达半米的“路土”。在北门道的路土层中发现了一枚“五行大布”铜钱（图版贰，12），据《周书·武帝纪》记载，此钱为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所铸造，证实了北周时宣平门的北门道和南门道仍然在通行，这与文献记载是完全符合的。《周书·武帝纪》和《北史·周本纪》：

（建德六年五月）青城门无故自崩。

《隋书·五行志》：

后周建德六年，青城门无故自崩；青者东方色，春宫之象也。

《周书·宣帝纪》：

（大象元年三月）帝亲擐甲胄，入自青门，皇帝衍备法驾从入，百官迎于青门外。

这些记载，与考古发掘所见的现象结合起来，都能说明以上事实。但是，这里也还存在着一个应予解决的问题。《资治通鉴·陈纪七》：

（陈太建十一年，即周大象元年）三月庚申，天元还长安，大陈军伍，亲擐甲胄，入自青门。

胡三省注：

青门，汉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三门也。门色青，故名青门。

显然，与王先谦、沈钦韩误将《汉宫殿名》中的汉以后、隋以前的青门认作霸城门一样，胡三省也错误地将《周书》和《北史》中所载的、从而也见于《资治通鉴》的青门误作霸城门了。这不仅无视《董卓别传》和《汉宫殿名》中的记述，而且与现今宣平门遗址东面近处的村落各称“青门口”、“青门口东村”、“青门口西村”的显明事实不相符合。发掘工作证实，霸城门南门道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焚毁之后，始终是废绝的。中门道、北门道纵使在后世经重修、改建而被继续利用，但作为一座城门，形制不整，规模甚小，北周的皇帝是不会“大陈军伍，亲擐甲胄”，由此门进入长安城的。要之，北周时的青门与后秦时的青门一样，不可能是长安城东面南头的霸城门，而应该是东面北头的宣平门，而当时宣平门已改称为青门。庾信《哀江南赋》有“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之句，则只是表追怀古昔之情而已。事实上，根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宣平门一直被使用到隋代，而隋代亦称其为青门。《隋书·宇文化及传》：

大业初，炀帝幸榆林，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至青门外，欲斩之而后入城。

所谓入城，自系指新都大兴城，而青门则应指长安宣平门的故址。

（五）废弃的年代

前面已经说过，宣平门中门道的焚毁可能是在后秦末年。我们发现，在焚毁了的中门道的前端，筑有一堵宽约1.7米的土墙（图二；图版伍）。这土墙为版筑，夯层显明，墙的外壁甚为整齐、光洁。筑墙的目的，似乎在于杜绝中门道而一任焚毁后的乱土、灰烬等堆积在门道内。这土墙压住了后赵以至十六国时代后期的车辙，包住了后赵时所砌的砖壁，可证它是中门道焚毁以后才筑的。另一方面，土墙之外为隋代的地面，而土墙所压则为后赵以至十六国时代后期的门道地面，可见此墙筑于隋以前。可以认定，在十六国时代后期焚毁之后，中门道被筑墙堵塞。到了北周和隋代，改称为青门的宣平门实际上只有南门道和北门道，由于两个门道位置对称，修筑整齐，仍不失其为一座壮观的城门。

在南门道和北门道的隋代地面上，清楚地遗有两条车轨宽为1.3米的车辙，其年代亦应该是在隋代（图二；图版壹、图版叁、图版陆）。在北门道的东部入口处，发现了一枚铸有“五铢”字样的铜钱，紧贴在地面上。这五铢钱直径稍小，周郭甚宽，“五”字的中间两笔斜直，近穿孔处有一直道，显然是隋代所铸（图一〇；图版贰，13）。《隋书·食货志》：

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

由此可知，隋文帝即位之初便新铸五铢钱，通用全国，而两《唐书》则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五铢钱而改用“开元通宝”钱。这枚隋代所铸五铢钱的存在，说明了发掘出来的门道地面和地面上所遗车辙的具体年代。

在北门道和南门道的隋代地面以上，填有唐代的夯土。这夯土夯打结实，层次显明，由于其中夹杂着不少红烧土粒，可见是采用了城门附近经过焚烧的土。夯土中还夹有自西汉以迄唐代的碎瓦片，其中有唐代的瓷片。夯土中除了有货布、货泉和东汉末年的小铜钱外，尚有一枚上述唐高祖武德四年始铸的“开元通宝”铜钱（图版贰，14）。根据夯土的层位关系和其中的包含物，可以判断这夯土筑于唐代无疑。推测隋迁都城于大兴，唐代仍以大兴为都城并改名为长安，而以汉代以来的长安城故址为禁苑的一部分，城门已失去作用，乃作有计划的填塞。填塞的夯土，无论在门道的前端或后端，都与原来的城墙取齐，很是整齐。不难理解，填塞的意义在于断绝北周、隋代以后的城门门道，使其不复交通，同时亦在于修整两汉以来的城墙，继续利用而作为禁苑的围墙。在填塞的时期，南门道的隋代地面和地面上所遗车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唐代夯土深入隋代地面以下约半米（图二；图版壹，2）。

如前所述，与北门道和南门道的情况不同，宣平门的中门道可能早在后秦末年被焚毁，门道内填满了乱土和灰烬等，由于现存的门道只是门道的下部，所以没有发现唐代的夯土，但不能认定在门道的上部（在乱土和灰烬等之上）没有填唐代的夯土。今日的地表耕土层以下，在南门道为唐代的夯土，在北门道和中门道却都另有一层灰褐色土，其中发现“圣宋元宝”、“元丰通宝”等铜钱（图版贰，15），可见此土层是宋代以后形成的。在北门道，可以明显地看出所填唐代的夯土在宋以后受到了破坏。因此，可以认为，在中门道上部亦填有唐代的夯土，只是在宋以后被破坏而已。

汉长安城的地理位置在关中，其与外地的交通以关东方面为主要。宣平门作为长安城东面北头的城门，位置重要，出入经由，十分频繁。汉以后的各代多仍有以长安城为都城的，宣平门的重要性不减当初，故屡经重修、改建。与其他的城门相比，此城门的使用延续最久，其在文献记载中之被述及亦最多。可以说，宣平门的存在与自汉迄隋的长安城相始终，这不是偶然的。

二、霸城门

霸城门又称青门，王莽更名仁寿门。关于霸城门的名称，《三辅黄图》和《水经注》各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三辅黄图》卷一：

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故时人谓之东陵瓜。《庙记》曰：“霸城门亦曰青绮门。”

《水经注·渭水下》：

（自北而南）第三门本名霸城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民见门色青，又名青城门，或曰青绮门，亦曰青门；门外旧出好瓜，昔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此门，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是以阮籍《咏怀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应该指出，霸城门又称青门的记述最初见于《汉书·王莽传中》之谓“（天凤三年）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这当然是确实无疑的。但是，《三辅黄图》和《水经注》只是追记西汉和王莽时的旧称，不能据以认为南北朝时代长安城犹有别名为“青门”的霸城门的存在。阮籍的《咏怀》诗为《水经注》所引用，又为《昭明文选》所收录，诗中的“青门”虽为霸城门的别名，亦不能由此认定三国魏时长安城仍有别名为“青门”的霸城门继续作为一个完好的城门而供出入交通。如前章所述，《董卓别传》《汉宫殿名》等记五胡十六国时代后期及北朝时称为“青门”的城门不是指霸城门，而是指两汉以来被长期沿用的宣平门。这里，我们先将问题说清楚，以免引起误会。

（一）西汉和王莽时的总体形制

在前章叙述宣平门的形制时，曾述及宣平门南边和北边城墙各有向东的突出部分。应该着重指出，霸城门在形制上亦有相似的情状。只是，如以下所述，与宣平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相比，霸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长度稍增，宽度大减，不无差异。

经过勘察、发掘，可以究明，霸城门南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保持着原来的宽度为10米，但长度已残缺不全；北边城墙的突出部分虽然亦有残缺之处，却保持着原来的宽度为10米，又保持着原来的长度为40米。霸城门的北门道和中门道的遗迹已完全破坏无存，但南门道遗迹保存较好，可测得其宽度为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实际宽度为6米），而南门道的南壁与其南边的城墙突出部分相距为20米。经发掘，霸城门附近的城墙宽度为16米，从而可以推定霸城门南门道的东部（前部）虽残缺，门道原来的纵长亦应该为16米。这样，按照对称的原则，我们可以复原西汉和王莽时霸城门的总体平面图（图一一）。

如图所示，霸城门3个门道的纵长各为16米，横宽各为8米，这与宣平门是相同的。但是，与宣平门不同的是，霸城门的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14.5米，而宣平门的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为4米。门道与门道间隔增大，可显示整个城门的宏伟、壮观，这可能是因霸城门的位置正对准着长乐宫的东阙之故。

在霸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与城墙本身之间稍有隙缝，可以察见城墙本身的表面有着许多排列紧密的圆形小夯窝，如后文所述，它们显然具有装饰意义（图一三）。因此，可以判定，城门两边的城墙最初是没有这种突出部分的，而是经过一定的时日之后才加以增筑的。

《汉书》及《三辅黄图》《水经注》等许多史书、文籍皆记宣平门外有郭门，但宣平门两边的城墙突出部分与郭门无关，已如前述。《汉书》及《三辅黄图》《水经注》等皆不记霸城门外有郭门，可见霸城门外根本没有郭门的设置，霸城门两边的城墙突出部分当然与郭门毫不相干。撰作于北宋的《长安志》谓霸城门的外郭门曰青门或青城门，这只是出于宋敏求个人的理解，不足为信。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章述及宣平门的郭门时已有过较详细的说明。

我们发掘了霸城门南边城墙突出部分的北拐角和南拐角，也发掘了北边城墙突出部分的北拐角（南拐角已因破坏而不存在）。在各个拐角的接近汉代地面处，各有一块大型的板瓦，紧贴在夯土壁上，凹面向外（图版柒）；在北边城墙突出部分的北拐角，板瓦之下的地面还积有许多碎瓦片（图一二）。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为了把沿着墙的拐角流淌下来的雨水导入地下。在板瓦之上，原来或许还有其他如水管之类的装置，但已无痕迹可寻。

据发掘所见，在南门道附近，城墙前壁是保持着原来的墙面的，墙面上都打印有许多排列紧密的圆形小夯窝。这些夯窝直径约4厘米，夯杵的头部应为半球状，其与夯筑城墙用的夯杵头部之为扁平的圆形、直径皆为7厘米者显然不同。十分明显，在城门近处的城墙表面用夯杵打印这许多排列紧密的圆形小夯窝，其作用不在于增强城墙墙体的坚固，而在于为城门外表作装饰。经观察判明，在杵打之前，曾经用水浇刷，以求墙面平整、光滑，从而使这许多小圆窝更能显示其装饰效果（图一三）。《水经注》在述及汉长安城的城门时，有“隐以金椎，周以林木”之语（亦见《三辅黄图》所引《三辅决录》）。所谓“周以林木”，是指在城门附近多植树木；所谓“隐以金椎”，则应该是指在城门两边近处的城墙（包括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表面用铁杵打印圆窝，有如上述。

（二）南门道的形制和结构

如前节所述及，霸城门北门道和中门道的遗迹已经完全破坏无存。因此，这里只能仅就南门道的形制和结构加以叙述。

霸城门南门道的东部（前部）因破坏而缺失，门道的纵长残存为10.5米。根据门道南侧附近发掘所见城墙宽度为16米，又根据后述直城门保持完整的门道纵长皆为16米判定，霸城门3个门道的纵长亦各为16米。由于南门道的东部（前部）遗迹缺失在5米以上，我们对于这个门道的形制、结构的了解也是不够完全的。特别是门道前端（东端）的情形，如门扉的设置等，就无从得知了。

前面已经说过，南门道的宽度，按其两侧夯土壁的距离计算，约为8米，减去置础立柱的处所，门道的实际宽度为6米。门道两侧的石柱础都铺列在门道地面上，这与后述西安门和直城门门道中的石柱础都嵌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由于门道的东部（前部）已破坏，南侧的一排石柱础残留14块，北侧的一排石柱础残留12块，推测当初整个门道的石柱础应为两侧各20块左右。石柱础形状不整齐，大小多有差异。最大的一块长、宽各约80厘米，最小的一块长约80、宽约20厘米。要之，石柱础大小的差异只表现在它们的宽度上，而长度一般都在80厘米左右，所以排列时是按长度取齐的，而它们的厚度皆约为20厘米，无甚差异，有利于铺列的齐平。这些石柱础排列在门道两侧，有的排得很紧，有的排得较疏，相互之间有空隙。由于石柱础系放置在门道的地面上，所以要在它们的外面涂上一层泥，以填塞各础之间的隙缝，并包住整排的础石，使其不显露于外（图一四；图版捌、图版玖）。

在门道南侧和北侧的整列础石之上，各置有二排木条，姑且称之为“枕木”（建筑考古学上或称“地栿”）。这些长条状的枕木虽然已被烧成炭，但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形体，断面作长方形。它们一般都长约1.4米，只北侧的二条各长达2.7米；宽度都相等，计35厘米；厚度亦相等，约20厘米。由于木材烧成炭，形体收缩，所以枕木的原来的长、宽、厚度要比上述的数字稍大。在内侧的一排枕木上，置立着木柱。由于木柱系置立在枕木上，每块具体的础石不是单独地对每个具体的木柱负重。所以，础石的数目不必与木柱的数目相等或相应，大小不必都一致，排列亦可不必十分紧密、整齐。木柱直接置立于枕木之上，没有任何榫头、卯眼之类的装设。

木柱断面为圆形，大小都相等，直径皆为30厘米。由于已被烧成炭，形体收缩，估计原来的木柱还要更粗些。木柱的数目，在门道的北侧因保存情况不好，已不能清数，其在门道的南侧则残存15个。估计整个门道原有的木柱应为两侧各20个以上，共计40余个。木柱与木柱的间距一般在20厘米左右，个别处所的木柱排得较紧或较疏。与这些木柱的位置相应，在门道南侧的夯土壁设有圆弧形的凹槽，以嵌入木柱，但凹槽甚浅，凹入于夯土壁内仅约5厘米，所以木柱的大部分露出在夯土壁之外。在门道北侧的夯土壁上，则没有这样的凹槽（图一四）。由于后述西安门和直城门门道的西汉夯土壁上也都没有凹槽，我们推想霸城门南门道南侧夯土壁上的凹槽是新莽于火灾后重修霸城门时添设的。《汉书·王莽传中》记“天凤三年（16）霸城门灾”，已如前述。然而，必须说明，这只是一种猜测，未必准确。

说到这里，顺便插入几句话。我们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霸城门南门道两侧设置础石、枕木和木柱的具体情状，是为了阐明西汉时是如何建造城门的门楼的。霸城门南门道遗迹保存较好，特别是遗迹年代久远，其在古建筑学的研究上颇具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考古学的用语上，这样的础石和木柱多称为“排叉柱”，它在后世被长期沿用，而础石和枕木等的具体形状、规制则有所改变，各有不同。

在整个现存的南门道内，满满地填着焚烧后垮塌的夯土，堆积高达2.5米，而原来的高度还应该更大。这些垮塌的夯土，全部被烧得红透。我们推想，这大量的夯土块纵然有一小部分是从两壁倾倒的，但大部分应该是从门道顶部直塌下来的。因为，相对而言，两壁的夯土在焚烧时受热不是太大，表面固然要被烧红，但不至于被烧得如此深入、红透，而被烧之后也不会大量倾倒。所以，可以认定，在门道顶部必然有一层很厚的夯土，焚烧后全部下塌。我们推测，当时是在门道顶部用许多长而且粗的大木杠横架在门道两壁所立的木柱上，其余端插入夯土壁内，在这许多紧密铺排的木杠上筑成一个厚实的夯土台基，在台基上建造城门的门楼。这样，毫无疑问，城门门道的顶部不是圆弧形，而是平形的。这与近世有些用砖筑成的城门门道之为圆弧形券顶比较，是大不相同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南门道的地面上，遗留着一条明显的车辙，车轨宽度为1.5米，与前述宣平门隋代门道地面上所遗车辙之轨宽为1.3米相比，是有着较大宽度的。从遗迹的层位关系可以判定，这条车辙的年代与城门焚毁的年代一样，是在新莽末年或稍后（图一四；图版捌）。如前所述，汉长安城共有12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城的四面，每面各3个城门。霸城门与长安城其他的城门一样，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度均为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实际宽度为6米，正与4个车轨的宽度相当，这不是偶然的。张衡《西京赋》：

观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三途）夷庭，方轨十二。

薛综注：

一面三门，门三道，故云参涂（三途），涂（途）容四轨，故方十二轨。

霸城门南门道地面所遗新莽末年或稍后的车辙，进一步证明了《西京赋》及其注文所述之确切、真实。

发掘工作发现，在南门道后端（西端）的南侧，紧靠着城墙的内壁，设有用夯土筑成的台阶，宽2.2—2.8米，残存4级，每级高约20厘米（图一四、图一五）。可以肯定，城门守卫人员是经由这个台阶登上门楼的。

此外，在南门道与中门道之间的隔墙的后方，还可能建有供城门守卫人员居住的房舍，只因遗迹破坏过甚，难以察知其详情。房舍近处遗有一个圆形的石磨盘，直径52厘米，形状规整，制作良好，当为城门守卫人员生活上所用之物（图一四、图一六）。

（三）城门毁弃的年代

霸城门南门道内的土层堆积情况，与宣平门相比，可谓极为简单。在现今的地表土下，除个别处所有一层厚约20厘米的黄褐色土（其形成年代应在宋代以迄近代）之外，大部分处所则是现今的地表土层（厚约15厘米）直接压住厚达2.5米的烧土堆积层（图一七）。这烧土堆积层主要是从门道顶部塌下来的碎乱夯土，都被火烧得发红、发紫，其中夹杂灰烬、炭屑、碎瓦之类。在这烧土堆积层之下，便是城门门道的地面，这地面的年代下限与门道被焚毁的年代是一致的。在烧土堆积层中所含和门道地面上所遗的器物中，凡属可以判定年代的，例如铜钱，都是西汉的五铢和新莽的大泉五十、货泉、货布及布泉。瓦当大多数为云纹瓦当，也有个别“永奉无疆”“都司空瓦”的文字瓦当（图一八）。特别是在一些板瓦的碎瓦上犹可察见残存的“都建平三年”“居摄二年”“始建国五年保城都司空”等纪年文字的戳印（图一九）。这些遗物都足以证明霸城门南门道的焚毁年代是在新莽时期。

使人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了一面铜镜。它已碎成9片，其中5片包含在门道的烧土堆积层内，4片遗落在门道的地面上，当系城门守卫人员所用之物，城门焚烧时从门楼掉落下来而被崩塌的坚硬夯土块砸碎。9个碎片互相拼合，可以测得镜的直径为15厘米，厚约0.3厘米，缘部厚0.5厘米。镜钮呈半球状，钮座为四叶形，座外有方框。方框之外为主要花纹区，其间有鸟形（朱雀）和兽形（青龙、白虎）的纹样，并置乳状突起八个及L·T·V形符号各四个。在主要花纹区之外，绕有一周铭文，文字因锈蚀而不可识，再外则是一周栉齿状纹。缘部里边是一周锯齿状纹，外边是一周流云状纹（图二〇）。凡是对中国古代铜镜有所研究的人，一眼便可认知此镜通常称“方格规矩镜”，或称“博局纹镜”，是新莽时期最为盛行的铜镜。我们判定霸城门南门道的毁弃年代在新莽末年或稍后，也可以从这面铜镜的出土得到证明。

此外，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南门道的烧土堆积层中发现了10余枚铜镞，大小和型式与后述西安门中门道、东门道地面及烧土堆积层出土的铜镞相同，亦有助于判定它们的制作年代主要在新莽时代而不可能是在此后的东汉。

王莽末年（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玄攻入长安城；此后一、二年，赤眉又进军长安，长安城发生战争。可以认定，汉长安城12个城门之被焚毁都是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时候。但是，《汉书·王莽传中》云：“（天凤三年）七月辛酉，霸城门灾，民间所谓青门也。”由于王莽天凤三年（16）霸城门遭到一次火灾，要判断我们发掘出来的霸城门南门道内烧土堆积层的形成究竟是在天凤三年的火灾中抑或是在地皇四年以后刘玄、赤眉攻长安城时的战火中，这就成为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了。

在烧土堆积层内和门道地面上发现的许多西汉和新莽的铜钱，包含着新莽的货泉和货布。据《汉书·王莽传》记载，货泉、货布这两种铜钱皆为王莽地皇元年（20）所始铸。但是，按照《汉书·食货志》记载，货泉与货布的始铸年代则在于王莽的天凤元年（14）。如若《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正确，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错误，那就可以确切地判定，虽然在天凤三年遭受过一次火灾，但发掘出来的南门道烧土堆积层是在此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火中形成的。然而，货泉和货布究竟是始铸于天凤元年，抑或是始铸于地皇元年，这是古钱学上久已存在的问题，虽然经过有关学者们的争议和讨论，却未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货泉、货布这两种铜钱的铸造年代来判定霸城门最后焚毁的年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确实断定发掘出来的烧土堆积层是天凤三年的火灾中形成的，则货泉和货布就应该始铸于天凤元年，而不可能始铸于地皇元年。但是，对于霸城门南门道内烧土堆积层的形成，我们不能作这样的判断，所以关于货泉和货布的铸造年代问题也不能贸然信从《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而否定《汉书·王莽传》记载的正确性。

无待于言，《汉书·王莽传中》“（天凤三年）霸城门灾”的记载是确切可信的。然而，霸城门有三个门道，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达14.5米，天凤三年火灾的焚烧程度如何，以及是否烧及南门道，这些都是问题；从南门道的遗迹看来，此门道是否在这次火灾中被烧及，亦属疑问。天凤三年距王莽灭亡的地皇四年尚有7年之久，其时正属新莽政权的盛期，城门因火灾而焚烧，按理是要重修的。在当时，长安的城门象征国都，且不论其在防卫以及交通等方面的重要性如何，即使仅就观瞻而言，亦不可不加以修缮。特别是王莽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必须高度崇尚礼制、仪典，不能置都城城门之被焚烧毁坏于不顾。王莽于地皇元年（20）距灭亡不远之时尚且大兴土木，营造九庙，天凤三年正当其统治之盛世，当然要妥善修理在火灾中被烧坏的霸城门。要之，不论天凤三年霸城门的火灾是否严重延烧及于南门道，我们发掘出来的南门道烧土堆积层不是天凤三年火灾所形成，而是与其他许多城门门道中的烧土堆积层一样，是在地皇四年（23）刘玄攻长安或次年赤眉进军长安城时于战火中焚毁而形成的。这样，货泉和货布若系天凤元年所铸，固然可出现于烧土堆积层中，若系地皇元年所铸，也同样可于烧土堆积层中存在。对于这两种新莽铜钱的铸造年代问题，这里只能继续作为悬案而加以保留，尽管笔者个人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始铸于地皇元年的。

我们在前节曾经指出，霸城门南门道两侧的础石置于门道的地面上，与后述西安门、直城门的础石之被埋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不同，从而推测这是由于霸城门南门道在天凤三年的火灾中遭焚毁，重建时改变了原来的设计。按此推测，南门道重建的年代应在天凤四年以后，最早亦不能早于天凤三年七月。但是，如前所述，在门道烧土堆积层出土的碎瓦中有打着“都建平三年”（前2）、“居摄二年”（7）、“始建国五年”（13）的戳印的（图一九）。这些早于天凤三年而制作的板瓦之被继续使用于南门道的门楼上，说明南门道的门楼不曾在天凤三年的火灾中被严重焚毁。

总之，我们的发掘工作证明，在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火中焚毁之后，霸城门的南门道始终是废弃、堵塞的。至于北门道和中门道，它们在后代是否经过修理而被继续使用，则因遗迹全遭破坏而无法究明。就文献方面而言，我们没有见到任何足以说明霸城门在后世经过重修、改建而被继续使用的记载。霸城门在西汉和新莽时俗称“青门”，这是事实。但是，魏晋以后、隋以前的许多书籍记述中的“青门”不是霸城门的俗称，而是宣平门的改名，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西安门

西安门又称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关于西安门的名称，《三辅黄图》卷一记述甚详：

长安城南出第三门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一曰便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门桥，跨渡渭水上，以趋茂陵，其道易直。《三辅决录》曰：“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桥北与门对，因号便桥。”王莽更名曰信平门诚正亭。

《水经注》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而未谓西安门又称便门。《三辅黄图》引《三辅决录》谓长安城西门曰便门，已如上述。据查证，《黄图》引《三辅旧事》亦谓西面南头的章城门又曰便门，可见便门是长安城西面南头章城门的别名。西安门又称平门是实，但未必又称便门。

与汉长安城的其他各个城门相同，西安门建造于西汉惠帝时，经历二百余年，始终是一座重要的城门。王莽灭亡之后，赤眉军进攻长安，西安门焚毁于战火。发掘工作判明，在东汉以至北朝的长时期中，也可能是在其中的某一时期内，西安门作为一个城门，经过重修，其门道被继续使用于出入交通，到唐代才被全部填塞。

（一）西汉和王莽时的总体形制

参照前述宣平门、霸城门及后述直城门的情状，并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确认西安门与汉长安城的各个城门一样，设有3个门道。我们在发掘工作中只发现2个门道的遗迹，另1个门道的遗迹则因遭受破坏而全然无存。经勘察究明，这一受到破坏的门道位置在现今的路沟中，它是西安门的西门道，而我们在发掘工作中发现的2个门道则为西安门的东门道和中门道（图二一）。

中门道的北端（后端）保存较好，而南端（前端）缺损甚多，门道纵长残存12.6米；东门道南端（前端）受破坏，北端（后端）亦有所损缺，门道纵长残存12.1米。参照前述宣平门、霸城门西汉时门道纵长应为16米，尤其是根据后述直城门保存完整的门道纵长之为16米判断，西安门门道原来的纵长亦应为16米。经精确度量，按门道两侧夯土壁之间的距离计算，东门道和中门道的宽度各约为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门道的实际宽度各约6米，这与前述霸城门的南门道及后述直城门的中门道、南门道是完全相同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西安门东门道的西壁与中门道的东壁相距为14.5米，证明了我们在前章复原西汉霸城门的总体形制时所作霸城门门道与门道的间距为14.5米的结论是正确无误的。西安门西门道的遗迹虽因破坏而无存，但可判定其与中门道之间的距离亦为14.5米无疑（图二一）。与宣平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4米相比，霸城门、西安门门道与门道的间隔增大，可显示整个城门的宏伟、壮观，这或许是由于霸城门西对长乐宫，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之故。

我们曾在前章详述宣平门和霸城门两边城墙各有向前（向东）的突出部分，并推断清明门两边城墙本来也有这样的突出部分，只因遭到破坏以致遗迹无存而已。我们又指出，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宣平门外确有郭门，但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与郭门无关。历史文献不记清明门外和霸城门外有郭门，可见霸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与所谓郭门毫不相干。撰作于北宋时代的《长安志》称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三个城门在门外设郭门，这是由于作者宋敏求在考察汉长安城遗址时误认城门两边的城墙突出部分为郭门之故（北宋时，清明门遗迹可能保存尚好）。宋敏求《长安志》仅谓上述长安城东面的三个城门于门外设郭门，不谓包括西安门在内的其余九个城门在门外设有郭门，与此相应，我们在勘察发掘工作中没有发现西安门两边的城墙有类同于宣平门、霸城门那样的突出部分。应该说，在城门的总体形制上，这是西安门等长安城的许多城门与宣平门、霸城门等城的东面三个城门的重大差异之所在。

汉长安城的地理位置在关中，其与全国各地的交通要以函谷关以东的中原以及其他各地区为主要，这或许是长安城东面三个城门之所以在门的两边城墙设上述那样的突出部分以增强其在形制上的宏伟、壮观之故。

（二）东门道、中门道的形制和结构

我们在前节已经说明，西安门东门道和中门道的宽度各为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门道的实际宽度各为6米。东门道、中门道的纵长分别残存为12.1米、12.6米，而原来的纵长应各为16米。

在门道内的两侧，紧密地排列着许多巨大的石块，作为门道内所立木柱的础石。中门道的东侧残存础石10块，西侧残存础石11块；东门道的东侧残存础石11块，西侧残存础石9块。应该说明，东门道南部两侧的础石经过后世的扰动，不在原来的位置上。按门道原来的纵长为16米估计，东门道两侧和中门道两侧原有的础石应各为15块或16块，与霸城门南门道两侧的础石相比，数目稍小。础石的形状不规整，大小亦不一致。最大的一块长140、宽100厘米，最小的一块长60、宽50厘米，一般多为长约100、宽约80厘米，显然要比霸城门南门道的础石为大。础石的厚度一般为30—35厘米，亦超过霸城门南门道础石的厚度。必须指出，中门道的全部础石和东门道未经后世扰动的一部分础石都埋入在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础石的表面与门道的地面取齐。这与后述直城门中门道和南门道的情状相同，而与前述霸城门南门道的情状有异。正是由于础石埋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所以它们的形状可以不规整，大小亦可以不一致。这样的础石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对所立木柱有一定的防潮之类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功效则在于为其所置立的木柱奠基，以免木柱因负很大重量而逐渐陷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从而影响城门门楼的牢固（图二一、图二二）。

与霸城门南门道一样，在门道两侧的础石上，各铺列着二排枕木，而在里边的一排枕木上置立木柱。通过枕木，几块础石集体负担着几根木柱共同承托的重量，而不是每一块具体的础石单独地对每一根具体的木柱负重。如下文所述，木柱的数目远较础石的数目为多，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就遗迹保存情况最好的中门道而言，门道两侧残存木柱各为15个或16个，估计门道两侧原有木柱应各为23个或24个，合计将近50个，与霸城门南门道相比，差别不是很大。木柱直接置立于枕木上，没有任何榫头、卯眼之类的装置，与霸城门南门道的情状完全相同。枕木的长度各有差异，最长的为2.6米，最短的为1.3米，宽度基本上一致，一般都在35厘米左右；枕木的断面成长方形，厚度都为20厘米。木柱断面为圆形，保存较好的直径为30—35厘米。由于枕木和木柱都被焚烧成炭，可以认为它们原有的长、宽、厚度和直径等都要比上述的数字为大（图二二）。

以上所述西安门门道的情状，都与西汉和新莽时的霸城门、直城门门道所见的情状相似、相同。我们在前章述及霸城门南门道的结构时，曾就门道内因焚烧而崩塌的夯土堆积作推论，认为在门道两侧所立许多木柱的顶端横架木梁，在紧密排列的木梁上筑夯土台基，而城门的门楼即建造在这夯土台基之上。西安门门道内所填因焚烧而崩塌的大量夯土块虽在后世重修时被移除，但我们仍然判断其门楼的结构应与霸城门相同。

在城门内侧（北侧）中门道与东门道、中门道与西门道之间的长约14.5米的隔墙的后面（北面），紧靠着城墙的内壁，筑有房舍，应为城门守卫人员的居住处。在中门道与东门道之间的隔墙后面，尚可见到一块础石和其上所立的一根木柱的残余，它们便是房舍的构件（图二一）。由于绝大部分遗迹已经破坏无存，所以不能究明房舍的形制。

在门道地面及烧土堆积层中发现了许多铁钉，当系用于钉合城门建筑上的木结构。但是，应该说明，有些铁钉则是用以钉入若干筒瓦脊部的圆孔内，以固定其在城门楼顶所铺的位置，以免移动、滑落。

与其他城门遗址一样，西安门遗址出土许多瓦当，主要可分为云纹瓦当、文字瓦当两大类。云纹瓦当的纹样虽大致相似，但仔细区分，多有差异。文字瓦当则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都司空瓦”等类别（图版拾）。与宣平门、霸城门遗址的瓦当一样，这许多附在筒瓦前端的瓦当应该是在城门焚毁之前皆被使用于城门的楼顶等处的。这说明，在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同一座城门所使用的瓦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推想，西汉初期惠帝始建城门时，所用瓦当的种类是比较一致的。然而，在以后的长时期中，城门的门楼、房舍几经翻修，瓦当亦不免除旧添新，以致各种不同类型的瓦当混杂在一起。“长乐未央”瓦当的存在，表明了这种瓦当的使用不限于长乐宫和未央宫。“长乐未央”四字属一般的吉祥语，不是专指汉初所建的长乐、未央两宫。此乃常识，无须多言。

在东门道底下深处，埋有一段用砖筑成的水道，北自城内，南至城门之外，延伸甚长（图二一；图版拾壹）。我们在门道南端切取了水道的断面，量得水道下部宽1.65、顶端高1.32米。水道的砌筑是在两侧用长方砖重叠，砖长28、宽13.5、厚6厘米，一层横铺，一层直铺，交替铺叠高至58厘米时，由两侧往上券筑顶部。券顶的砖长26、宽19、一边厚3、另一边厚5厘米，断面呈楔形，而砖的前端和后端又各设半圆形的榫头和卯眼，可互相接合（图二三）。水道的底是自然的黄土（生土），经过平整，但没有铺砖。据探测，水道的底面在北部稍高，在南部略低，有微小而明显的倾斜度，从而可证水道的功效在于将城内的雨水或生活用水等水流导向城外，淌入城壕。长期以来，由于水流中沙土的沉积，加上雨水带着泥沙从砖缝中浸透，水道已全部被淤积的泥土所填满，无层次可分。

勘察发掘工作究明，水道埋入城门门道底下的过程是先自门道地面向下掘一条沟，宽2.3、深4.6米，由沟底向上砌筑水道，筑成之后用土将沟填平，所填之土经夯打，很结实，但不显层次，与版筑的城墙夯土有明显的区别。

应该指出，我们在后述直城门北门道的发掘工作中也发现了这种砖砌的水道，而根据钻探、勘察，在清明门和雍门的门道底下亦有类似的水道。除清明门门道下的水道或许是供明渠出城之用以外，《水经注》记长安城附近水流未曾谓有通过西安门等城门的。因此，可以进一步推定，这些砖砌的水道是专供由城内向城外排水之用的。对于一座四周筑有高大城墙的大城市来说，如何排除城内的积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西汉初期建筑城墙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作了诸如在城墙下部埋置断面成圆形或五角形的陶质水管之类的措施，但仍然不够充分、完善，所以又不得不建造更多、更大的水道以排水。这些砖砌的水道必须穿城而出，而城墙既厚且高，穿凿不易，从而选择了在城门门道底下掘沟以埋置水道的这一办法。

（三）西汉和新莽时的遗物

王莽末年或稍后，与长安城其他各城门一样，西安门亦在战火中焚毁。在门道的烧土堆积层中，以及被烧土堆积层压住的门道地面上，遗留着各种器物，其种类包括兵器、工具、文具、生活用具、车辆构件及货币。从器物的形制看来，它们的制作年代早则在西汉中后期，晚则在新莽时期。应该说明，制作于西汉中后期的器物寥寥无几，制作于新莽时期的器物则占绝大多数。不论制作年代或早或晚，在城门焚毁之前，所有这些器物都是被使用着的。兹按器物的类别分别叙述于下。

铜镞 25枚，大小、形状多有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许多铜镞与霸城门遗址出土的各种铜镞相比，几乎完全一致（图版拾贰，1）。

铁镞 3枚，与霸城门遗址出土的铁镞相比，形状、大小亦无差异。须加说明的是，其中一枚铁镞粗大，且附有很长的铁杆，估计须用强弩才能发射（图版拾贰，2）。

以上许多铜镞及少数铁镞，虽不完全排除其为攻城者所射入的可能性，但主要应为守城方面积存于门楼上备用，城门焚毁，箭杆烧失，铜镞、铁镞坠落于门道地面或夹入烧土堆积层。

铁戟 1件，出中门道地面。筒部圆柱形，有銎以纳木柄。叶部扁，中间厚而不显脊，两侧渐薄而成刃，两刃向前聚成尖锋。叶部下方一侧突出钩刺，弯曲而尖锐。全长48.5、筒部长21.2、叶部长27.4厘米（图二四）。

铁刀 1件，出中门道地面。已残缺，仅存柄部，柄端附环。柄的断面与刀身断面一样，呈三角形。残长11.3厘米，估计原来的长度为20—30厘米。此刀形体不大，但亦可作为武器使用。

铁铠甲 1件，出中门道地面，由许多小铁片缀合而成，已残缺。每个铁片长各4.8、宽3.5、厚0.2厘米，平面作长方形，而其中一个短边及其两角弧曲。铁片上有两个小孔，用以穿细绳，将许多铁片缀合成铠甲（图版拾贰，3）。

石研 研盘和研具各1件，出中门道地面。研盘圆而扁平，直径13.7、厚2.4厘米。研具圆柱状，长4.1、上端直径4.4、下端直径5.3厘米。上端圆面刻一“张”字，当为使用者的姓氏（图二五）。

陶球和石球 共35件，其中石球仅1件，出中门道地面和烧土堆积层中。浑圆形，无纹饰，陶球直径1.7—2.4厘米不等；石球较大，直径2.6厘米。与前述宣平门遗址发现的40余件陶球一样，这些陶球和石球可能被作为弹丸而在城门防卫战中使用。

铜镜 1件，出中门道地面，只剩3个碎片，犹可察知镜的缘部饰流云纹，其内侧又饰锯齿纹；钮座为圆形，其外有方框，方框外有“T”形图案，主要花纹区设乳状突起。可以判定，此镜与霸城门遗址出土镜同属新莽时期最为流行的“方格规矩镜”（图二六）。

铜盖弓帽 2件，出东门道烧土堆积层。圆筒形，中空成銎，上部突出一钩。一件顶端平素，另一件顶端饰作半球状，长度各为4.5、6.2厘米。二者大小、形状虽有差异，但不排除其为同一车盖上所使用的可能性（图二七）。

铜钱 共85枚，计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货布、布泉等7种（图版拾叁）。兹分别叙述如下。

（1）半两 1枚，出中门道地面，直径2.5厘米，重1.7克。查史书记载并结合考古发掘出土实物例，这种“半两”钱以铸于西汉文帝时期的可能性为大。鉴于此钱制作粗劣，甚为轻薄，亦不排除其为“榆荚钱”之类的私铸品的可能性。

（2）五铢 8枚，4枚出中门道地面，2枚出东门道唐代夯土，2枚出东门道地表土。其中5枚“五”字中间二笔斜直，“铢”字的朱字头方折，直径2.5厘米，铸造年代应在西汉中期；另3枚“铢”字的朱字头方折，而“五”字的中间二笔弧曲，直径2.6厘米，铸造年代以在西汉中后期的可能性为大。

（3）大泉五十 32枚，12枚出中门道地面及烧土堆积层，18枚出东门道地面及烧土堆积层，1枚出东门道唐代夯土，1枚出东门道地表土。直径2.6—2.9厘米，重3.9—8.8克不等。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应始铸于王莽摄政时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

（4）小泉直一 2枚，出中门道地面和烧土层中。直径1.5厘米，重1.4—1.5克。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应始铸于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5）货泉 35枚，出东门道、中门道的地面和烧土堆积层及东门道的唐代夯土中，可分四种不同的型式。Ⅰ式9枚，直径2.3—2.4厘米，重2.6—3.4克；Ⅱ式7枚，直径2.4—2.5厘米，重4.4—6.4克；Ⅲ式9枚，直径2.6—2.7厘米，重10.5—11.6克；Ⅳ式10枚，直径2.8—3.0厘米，重15.5—18.8克。Ⅰ式9枚的大小、重量基本上与《汉书·食货志》记载符合，其他Ⅱ式、Ⅲ式、Ⅳ式共26枚的大小、重量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过《汉书·食货志》所记。

（6）货布 4枚，1枚出中门道地面，2枚出东门道地面，1枚出东门道东汉至隋的路土层中。通长5.8—5.95厘米，重17—18克。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货泉和货布始铸于王莽天凤元年（14），但《汉书·王莽传》则记货泉和货布始铸于王莽地皇元年（20），我们的发掘工作不能判断两种不同的记载孰是孰非。

（7）布泉 3枚，2枚出东门道地面和烧土堆积层，1枚出东门道唐代夯土。直径2.6厘米，重3.0—3.2克。《汉书·食货志》《汉书·王莽传》皆未记新莽时期新铸铜钱有称为“布泉”的，而《周书·武帝纪》则记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更铸铜钱，文曰“布泉”。《周书·武帝纪》的记载虽无可非议，但如学术界所普遍认同，新莽所铸各种铜钱中应包含布泉在内，我们的发掘工作也为这一定论增添新证。

在上述西安门遗址发掘出土的多达85枚的铜钱之中，除半两1枚、五铢8枚之外，其余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货布、布泉等新莽时期所铸铜钱达76枚之多。由此可见，王莽罢西汉五铢钱而改用各种新钱，虽然种类繁多，规制复杂，使用极为不便，却凭借其统治权势，强力推行，在首都长安城尤其如此。

（四）城门焚毁的年代及后世继续利用的情况

根据上述的遗物，特别是各种铜钱，可以确断西安门的焚毁当在新莽末年或稍后。《后汉书·隗嚣传》：“嚣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李贤注：“《三辅黄图》曰，长安城南面西头门。”按隗嚣与刘玄决裂，自长安城出走天水，事在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元年（25），此时西安门尚完好，可见西安门之焚毁不能早于建武元年。但是，在城门门道地面和烧土堆积层出土的85枚铜钱中，铸造年代最晚的为各种新莽钱，其数量计76枚之多，则又可证城门之被焚毁决不会距建武元年过久。从历史事实出发作考证，我们认为西安门之被焚毁是在建武二年赤眉军进驻长安城之际，或其后与邓禹的军队交战之时。

城门焚毁之后，灰烬、炭屑、碎瓦以及大量崩塌的烧土块等应该满满地堆积在门道内，霸城门南门道堆积厚达2.5米，直城门中门道和南门道堆积厚达2.9—3.9米，便是实证。然而，西安门中门道堆积厚仅70厘米，东门道堆积厚仅30厘米，这显然是由于后世在继续利用西安门的门道时将灰烬、炭屑、碎瓦及大量崩塌的烧土块等加以清除之故。

后世继续利用西安门的门道，可以从门道中残存的烧土堆积层上有一层“路土”而得到证实。中门道的路土厚约25厘米，东门道的路土厚约60厘米，它们的形成当系由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城门门道曾经行人和车马出入的结果（图二一）。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中门道的路土层上还可以隐约地看出有一个车辙的痕迹，车轨宽为1.7米，我们在绘制的中门道堆积的剖面图中有如实的表示，读者们细察此图，必能知悉。这路土层压住了城门焚烧后形成的烧土堆积，而东门道的路土层又被唐代的夯土所压住。因此，我们可以确认这路土层的形成年代的上限在东汉，下限在隋代，可能是在东汉至隋的长时期中形成的，更可能是在东汉至隋的某一时期中形成的，但具体的年代则因文献记载不足，又因路土层中的遗物缺乏而不能考定。在东门道的路土层中，出土西汉至新莽的铜镞和铜钱，它们显然是从路土层下面的烧土堆积中翻混上来的，不足以成为判断路土层形成年代的依据。

发掘工作证明，西安门东门道在后世曾被重新开辟，以致门道两侧夯土壁之间的距离增至11.8米，大大超过了西汉和新莽时两侧夯土壁之间的宽度为8米。上述门道内东汉至隋的路土层伸延到门道的新开劈部分，即可判断重新开劈的东门道的年代亦应在东汉至隋代（图二一；图版拾壹）。当然，这只是从遗迹的层位关系上判定的年代上限和下限，至于开劈的具体年代如何，则因相关的遗迹、遗物欠缺而无从得知。

在东汉至隋代的长时期中，长安城虽已不如西汉和新莽时那样的昌盛、繁荣，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都市，而且有不少朝代在此建都。因此，西安门门道之继续被利用意味着这里仍然是一座城门之所在。我们在发掘工作中仅发现门道内东汉至隋代的路土层乃至路土层表面所遗的车辙，而没有发现与此相应的城门及其门道的建筑遗迹，这可能是由于后世的西安门在建筑规格上比较简陋，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或许在于相关的遗迹受到了破坏，所以无法全部发现。

与前章所述宣平门的情况一样，到了唐代，西安门的门道亦被有计划地填塞，在东门道还存在着唐代填塞门道时所筑的坚实夯土，至今厚达3米（图二一）。这夯土的层次分明，每层厚度约10厘米，其中夹杂一些红烧土粒，与宣平门的完全相同。夯土内包含着西汉和新莽时的铜钱和铜镞等，它们无疑是从新莽末年或稍后的门道地面和地面上的烧土堆积层翻腾上来的。东门道南部（前部）西汉和新莽时的地面受到破坏，门道两侧的石柱础亦被翻动，可能都是唐代填塞门道时之所致（图版壹）。唐代夯土中还夹有一枚开元通宝铜钱（图版拾叁，15），与宣平门的情况相比，既为偶然的巧合，亦属当然的事实。我们估计，中门道在唐代亦经用夯土填塞，只因门道遗迹自现今地面以下保存甚浅，唐代所填夯土受到破坏，所以未有遗留。至于西门道，则如本章开头时所叙明，全部遗迹已遭破坏，毫无留存，所以不再作相关的推论。

四、直城门

直城门本名直门，王莽更名直道门。关于直城门的名称，《三辅黄图》《水经注》先后作叙述。《三辅黄图》卷一：

长安城西出第二门曰直城门，《汉宫殿疏》曰西出南头第二门也，亦曰故龙楼门，门上有铜龙，本名直门，王莽更曰直道门端路亭。

《水经注·渭水下》：

（西出）第二门本名直门，王莽更名直道门端路亭，故龙楼门也。张晏曰：“门楼有铜龙。”《三辅黄图》曰：“长安西出第二门，即此门也。”

直城门本称直门，王莽更名为直道门端路亭，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谓此门为故龙楼门，门上有铜龙，《水经注》亦称直城门为故龙楼门，并引张晏之言而谓门楼有铜龙云云，则是以讹传讹，必须纠正的。《汉书·成帝纪》：

帝为太子，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

《汉书·成帝纪》的这项记载表明，龙楼门为桂宫的南门，门外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街，通往直城门。与长安城内的各条大街一样，此街分成三股，中间的一股为“驰道”，专供皇帝通行，虽贵为皇太子亦不得穿越，故太子出龙楼门之后，沿北侧的一股道路向西行至直城门，由此转入南侧的一股道路向东行至未央宫北阙，乃得入宫。然而，《三辅黄图》《水经注》等书籍作者误解《汉书·成帝纪》的记述，将桂宫南门龙楼门与长安城西面城门直城门相混淆，宋敏求《长安志》亦从其说，这显然是错误的。应该说明，《陕西通志》《长安县志》以及王森文所作之图皆已就此问题作了正确的叙述。我们为郑重起见，在这里再作说明，以纠正《三辅黄图》《水经注》等的虚假、不实之词。

直城门遗址保存情况甚好，3个门道的遗迹各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发掘工作证明，与长安城其他城门一样，直城门建于西汉惠帝时，王莽末年或稍后焚毁于战火。此后，直城门的中门道和南门道完全废绝不用，一任火焚后崩塌的大量烧土和灰烬、炭屑等堆塞在门道内而不加清除。与此相反，北门道经过清理、改修，在五胡十六国时代至隋代仍被作为出入交通的通道而继续利用，与西汉和新莽时期相比，虽然形制简陋，规模大减，犹不失其为长安城的一个城门之所在（图二八；图版拾肆）。

（一）西汉和新莽时的总体形制

如上文所述，与汉长安城其他各个城门一样，直城门共有3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宽度，以两侧夯土壁之间的距离计算，各为8米左右，减去置础立柱的处所，实际宽度各约6米。值得重视的是，直城门中门道前端（西端）遗迹保存非常完善，而后端（东端）遗迹有所损缺，南门道的前端（西端）遗迹有所缺失，而后端（东端）遗迹保存极为良好。这样，以中门道前端和南门道后端为准，我们得以精确度量直城门门道的原有纵长为16米，与近处城墙的宽度一致。北门道经后世修改，遗迹多有破坏，但仍可推定其在西汉和新莽时的原有纵长亦为16米（图二八）。我们在前章曾详细述及，宣平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长约4米，霸城门、西安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长皆为14.5米。发掘工作表明，直城门门道与门道之间的隔墙长约4米，与宣平门相同，而与霸城门、西安门有异。按照我们的推想，这是由于霸城门西对长乐宫，西安门北对未央宫，而宣平门、直城门则不与城内重要宫殿相对之故。

我们在前面叙述西汉和新莽时期西安门的总体形制时曾强调指出，根据我们的勘察、发掘，作为汉长安城东面的城门，宣平门和霸城门在门的两边城墙各有向外（向东）的突出部分，清明门可能原来亦有类似的突出部分，因遗迹全遭破坏而无存。宋敏求《长安志》谓汉长安城东面的三个城门皆设郭门，就是指上述3个城门在门的两边城墙有这种突出部分而言的。但是，我们仔细查考史书、文籍，确认在汉长安城的12个城门之中，唯独宣平门在门外设郭门，而郭门与城门相距较远，可证宣平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与郭门无关。史书、文籍皆不记清明门和霸城门在门外建有所谓郭门，更可确认这2座城门两边的城墙突出部分与所谓郭门毫不相干。宋敏求《长安志》不记西安门、直城门等长安城南面、西面乃至北面的九个城门设郭门，而我们在勘察、发掘工作中亦全然没有发现西安门、直城门的两边城墙有类同于宣平门、霸城门那样的突出部分，从而可证勘察、发掘工作与文献记载相对应，明确、切实地究明了相关的问题。

附带说明，直城门南侧附近的城墙折而向西，接着又折而向南（图一），这与前述宣平门、霸城门两边城墙的突出部分是完全不同的。

（二）城门门道的形制和结构

直城门中门道和南门道纵长皆为16米，横宽各约8米，减去两侧置础立柱的处所，实际宽度为6米，这与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等已经发掘的城门门道完全一致，已如前述。

根据我们的勘察，直城门中门道和南门道两侧所置础石埋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其表面与门道地面取齐，这也是与西安门的情况相同的。应该说明，中门道和南门道所用础石一般长75—85、宽40—50厘米，较西安门的础石为小，故采用门道两侧各铺二列础石以置枕木，在枕木上立木柱的办法。直城门北门道所用础石长90—110、宽80—100厘米，形体较大，故与霸城门、西安门一样，在门道两侧各铺一列础石以置枕木，立木柱。

直城门中门道内和南门道内满满地堆积着王莽末年或稍后因焚烧而崩塌的大量被烧得发红、发紫的夯土块，其中夹杂灰烬、炭屑、碎瓦之类（图二八；图版拾肆，1）。我们考虑到西汉和新莽时期长安城城门门道本身的建筑结构已可由霸城门南门道、西安门中门道和东门道的发掘得到了解，为了节省劳力和经费，尤其是为了保留一座遗迹相当完整的城门遗址以供将来的考古学者再度发掘，重新检验，决定将这大量厚实的烧土堆积层保持原状，不予移动、去除。我们的考虑出于顾全大局，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由于烧土堆积层不曾清除、移去，我们不能得见西汉和新莽时的门道地面的全貌，亦无从进一步细察门道两侧所铺础石以及础石上所置枕木和枕木上所立木柱的详情。然而，我们深信，除了上述中门道、南门道两侧所铺础石形体较小，从而采取各铺二列础石以置枕木、立木柱以外，直城门门道的建筑结构是不会与霸城门南门道、西安门中门道和东门道等有较大的差异的。

如前所述，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的门道遗迹保存情状有的较好，有的甚坏。保存甚坏者自不待言，保存较好者亦缺西汉和新莽时门道前端与装置门扉有关的设施遗存，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直城门中门道的前端（西端），有关遗迹的保存情状特别完好，可凭以了解城门门道前端特有的设施，尤其是有关如何安置门扉的状况。兹详述其具体的情形如下，以明究竟。

在直城门中门道的前端（西端）有着10个经过修磨、形状规整的石块，由北而南（亦可说是由南而北）作齐整的排列。它们埋入门道地面以下的夯土内，其表面与门道的地面取齐（图二九；图版拾肆，1）。其中8个石块作长方形，长度各有差异，最长为76厘米，最短为54厘米，宽度基本上相同，为46—50厘米，厚度亦大体上一致，为49—52厘米。这8块长方石横铺在门道的前端，犹如一条门槛，却没有任何高出地面之处，以免妨碍出入交通，尤其是无阻于车辆的行驶。在这条“门槛”的北端和南端，各置一块曲尺形石。北端的一块长60、宽50、厚51厘米，南端的一块长53、宽45、厚49厘米。可以判断，这两块曲尺形石被置于“门槛”的左右两侧，显然与安装门道前端的两扇门扉有关，从而可称之为门墩石（图二九；图版拾伍，4、5）。从门墩石凹曲的部位看来，城门的门扉应是向内开启的。

在直城门的北门道，我们发现门道地面以下亦埋有水道，其构筑可谓是砖石并用。埋入的方法与西安门东门道一样，自门道地面向下掘一条沟，在沟内筑造水道，筑造完毕，用土将沟填平。所掘之沟宽1.1、深1.9米，在沟底平铺一层石板，宽约1.1、厚约0.18米。在这层铺底的石板两侧，各竖立着石板，高45、厚16厘米，构成水道的下半部，而水道的上半部则是在石板上用长方砖平叠，叠至自沟底高约90厘米处，乃由两侧向上券筑顶部（图三〇；图版拾伍，6）。水道宽1米，比西安门的为狭，顶部已坍塌，但可估计自底部高约1.4米，与西安门的相仿。水道的构筑是砖石并用，而券顶之砖不是带有榫头、卯眼的楔形砖，这是其与西安门东门道底下水道的不同处。经观察，水道的下部积有一些淤土，由于顶部坍塌，沟内所填之土显得松乱，不能判明当时是否经过严密的夯打。从层位关系上考察，直城门北门道在王莽末年或稍后被烧毁之后，经后世修理而继续被使用，但门道底下深处的水道实为西汉至新莽时期所筑造。可以认定，水道的效用亦在于自城内向城外排水，与西安门东门道底下所埋水道相同。

在直城门南门道后端（东端）的南侧，紧靠着城墙的内壁，自北而南残存着三间房屋，相互之间用土坯叠成隔墙；房屋的大部分遗迹已受到破坏，仅存其西部宽约1米的处所。第一间房屋长4.5米，第二间房屋长5.6米，第三间房屋破坏之余，残存长度不足2米。三间房屋的西壁，都是利用城墙的内壁，在壁面上涂草泥，并刷白灰，以资修饰（图二八；图版拾伍，1）。屋内的居住面高出城门门道地面约60厘米，故由南门道后端向南进入第一间房屋须经由一条长约2.6米的斜坡式甬道，逐渐升登。在斜坡式甬道的起点，亦即南门道后端南侧拐角处，遗有一个圆形的双扇石磨盘，直径51厘米，一扇完整，一扇残缺，分别斜靠在城墙内壁的壁面上，这与前章所述霸城门的情状十分相似（图三一；图版拾伍，1）。如同前章对霸城门南门道、西安门中门道和东门道内侧房屋遗迹之所述，直城门南门道内侧近处的房屋亦应为城门守卫人员的居住之处。

在直城门南门道南侧的第二间房屋内，有着1件铁戟，平贴在屋内居住面上（图版拾伍，2），全长41厘米。戟的上部用以刺杀，相当于矛的叶，长22.5、宽2.1厘米，中间较厚而不显脊，两侧渐薄而成刃，两刃向前聚成尖锋；中部一边有垂直的突出部分，长16、宽2.7厘米，用以钩劈，有如戈的援，其锋、刃等的作成与上部的叶相似；下部略如戈的胡，长18.5、宽2.6厘米，一边较厚，一边较薄，断面成三角形，以便插入木柄，而木柄则枯朽无存（图三二）。

在第二间房屋，还遗留铁刀1件，平贴在屋内居住面上，与上述的铁戟靠近，两者相距不过30厘米。刀背平直，无弯曲；刀刃亦平直，只是在最前端处弧曲而与刀背聚成尖锋，长42、宽2.8厘米（图三二）。刀身末端齐平，不附环，估计是嵌入木柄中，用绳缚紧，既便于执握，又可增加刀的长度，只因木柄枯朽，不留痕迹，不能察知其长短。无待于言，与铁戟一样，这铁刀亦属城门守卫人员所用的武器。

（三）城门焚毁的年代及后世继续利用的情形

直城门中门道和南门道内堆积着因焚烧而崩塌的大量夯土块，它们被烧得发红、发紫，其中夹杂灰烬、炭屑、碎瓦之类，我们称为“烧土堆积层”，已如前述。这样的烧土堆积层，在南门道厚3.9米，在中门道厚2.9米，足证门道焚毁之后，始终是废弃不用的。参照霸城门、西安门等的情况，焚毁的年代应在新莽末年或稍后，焚毁的原因则在于战火。

如前文所述，我们有意保留中门道和南门道内的大部分烧土堆积层而不予移除。然而，我们在中门道和南门道的前部地面及地面上的堆积层乃至其他各处土层中犹得发现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西汉和新莽的铜钱十余枚，而以新莽铜钱的枚数为多。在瓦件方面，主要是各式云纹瓦当和“长乐未央”“长生无极”“都司空瓦”等文字瓦当（图三三），而最重要的则是我们在许多板瓦碎片中发现有3片分别打着“始建国四年保城都（司空）”“始建国天凤四年”“保城都司空”字样的戳印（图三四）。十分明显，这些都充分说明直城门作为汉长安城的一座城门，其南门道和中门道的使用年代下限在新莽时期。

直城门北门道在新莽末年或稍后亦被焚毁，门道的两壁被烧得发红，门道的地面还遗留着一些红烧土，足可为证。但是，与中门道、南门道不同的是，北门道所遗烧土层厚仅50厘米左右，这显然是由于火烧后崩塌的大量烧土块等已在后世被清除，而清除的目的则在于继续利用这一门道。

经考察，我们确认直城门北门道在后世曾经改建。改建的遗迹主要表现在门道的两侧各有后世所筑砖壁的残余（图二八、图三〇）。砖壁由长方砖平叠而成，现存高度仅剩20—50厘米，在其与西汉的夯土壁之间用土填实，并经夯打加固。砖的形制与前章所述后赵时宣平门中门道所用之砖相似，有些砖还印有“石安田黑”“石安宗□”“石安曹□”等文字，足证它们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赵的产品（图三五）。因此，我们认为，直城门北门道的改建遗迹是属于后赵的，而门道的使用期限则可下延至更晚。按两侧砖壁之间的距离衡量，经过后赵时改建的直城门北门道的宽度为5.6米（图二八、图三〇）。门道前端砖壁的部位视西汉和新莽时中门道和南门道前端的夯土壁要后缩约2.5米，倘若门道的后端（遗迹已破坏）仍保持在西汉和新莽时的原来部位，则后赵改建的北门道的纵长应为13.5米。这与前章所述后赵时宣平门中门道的宽度和纵长基本上相同，或许不是偶然的。

与后赵改建的砖壁相应，在北门道王莽末年或稍后堆积起来的、经过以后清理而残留的红烧土层之上有着一层厚约35厘米的路土，应该是因后赵以来经常有行人、车马在门道出入交通而形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路土层的表面遗有一条车轨宽为1.3米的车辙。由于路土层的表面和表面上所遗车辙都直接被唐代的夯土所压住，推测其年代属于隋代。车轨的宽度与前述宣平门南门道、北门道地面所遗隋代车辙的车轨宽度同为1.3米，亦可作为佐证（图二八；图版拾伍，2）。

到了唐代，北门道被填塞了。填塞所用的土经过夯打，情形与宣平门、西安门的完全相同。此外，应该指出，南门道和中门道在王莽末年或稍后因焚毁而废弃，一任大量崩塌的夯土块等堆积在门道内，但在门道的前端亦稍作清除，另用新的夯土填补，并筑成整齐的墙面。由于新夯土内存在着唐代的瓦片，可见是唐代所筑的。十分明显，与北门道之被用夯土填塞一样，唐代用夯土填塞中门道和南门道不仅是为了杜绝通路，而且亦借以修整城墙，把它当作禁苑内相关处所的墙垣。

堆积在中门道内的新莽末年或稍后因火焚而崩塌的红烧土层，其顶部在唐代经过平整而建有小型的房舍，附近地表土层中出土的1枚开元通宝铜钱亦可帮助表明其年代。由于离现今的地表过浅，房舍遗迹大部分已被破坏，却仍遗有两对门墩石。门墩石各约40厘米见方，厚约12厘米，中央有圆形臼窝，直径约8厘米（图二八；图版拾伍，3）。这房舍建筑在禁苑的墙垣上，只因遗迹破坏过甚，文献上又无记载，不能考明其性质。

附记：本文原稿撰作于1963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搁置，未能完成、发表。最近将原稿稍作修整，投送在《考古学集刊》上刊登，以补《考古通讯》所载《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1957年第5期）、《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 （1958年第4期）内容之不足。

2007年6月15日

（原刊《考古学集刊》第17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