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

第10军没有了军长。

1943年底，常德会战爆发，第10军奉命驰援，孙明瑾率领预10师先行夺取资江南岸，结果被日军飞机侦知，预10师遭日军突袭，方先觉急令朱岳第190师火速增援，才发现薛岳早已越过方先觉，直接指挥朱岳将该师撤离，这完全打乱了方先觉的部署。孙明瑾连续冲锋失利，最终在与日军的肉搏中身中五弹而牺牲，副师长葛先才也被敌人一弹穿胸，幸未打中心脏。经此役，预10师全师遭到重创，损失近半。

预10师是方先觉亲手创立的老部队，孙明瑾、葛先才都是他的老部下和老兄弟。方先觉悲痛之下，深感气愤，亲自去找薛岳要个说法。薛岳也不客气，反过来指责方先觉临阵指挥失当，才导致本军伤亡惨重，申请军委会将他免职。

1944年5月8日，军委会下令，免去方先觉军长职务。

薛岳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第10军奉命开赴长沙东北金井地区布防。刚在前一天深夜抵达的预10师次日凌晨即遭日军第3师团猛攻。在日军轰炸下，预10师损失惨重，第10军另两个师也相继被突破阵地，军长李玉堂不得不下令全军撤往榔梨市。战后，薛岳追究第10军丢失阵地的责任，宣布免去李玉堂军长职务，另调钟彬接任军长。

没想到，第10军上下非常团结，一致反对薛岳拿李玉堂开刀。钟彬是李玉堂的同学，他也迟迟不来上任。正好这时又爆发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以军情紧急为名让李玉堂代理军长，戴罪立功。没想到李玉堂不给面子，闭门不出，直到蒋介石亲自打电话，李玉堂才重新出山，担负起防守重任。

李玉堂憋了一口气，他身先士卒，饿了就在修工事的阵地上吃馒头，喝凉水，长沙城内工事修得比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完备得多。第10军官兵说“打好这一仗，要回老军长”，各师师长也都指挥靠前，冲锋在前，硬是扛住了10万日军的围攻。战后，李玉堂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经此一劫，李玉堂很感谢薛岳，双方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薛岳此人有抱负，有本事，有性格，但最大的缺点是心胸不够宽广，平时喜欢拉帮结派，以大欺小。这也难怪薛岳，国军历来山头林立，派系复杂，从蒋介石开始就大搞团团伙伙，党同伐异。薛岳本来就是从粤军半路投到蒋介石门下的，他的地盘观念和忧患意识就更为强烈，对不是本乡本土、本系本派的人，常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视之。这在第九战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路军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薛岳虽然贵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下辖4个集团军，名义上掌控48个师，50万人马，但这里面真正听他招呼的不多。第24集团军王耀武是蒋介石的嫡系，第30集团军王陵基、第27集团军杨森是川军大佬，虽然面子上尊重薛岳，但毕竟是一方诸侯；第1集团军孙渡是“云南王”龙云的嫡系，连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更遑论他一个粤军将领了。

直属第九战区指挥的部队，包括暂编第54师和第4军、第26军、第10军3个军。其中，暂编第54师原师长孔荷宠多年来在夹缝中求生存，最后还是被薛岳逮到了机会，以贪污罪将他下狱，算是明火执仗抢过来了。3个军里，第4军是薛岳的嫡系，全军团以上军官都由薛岳亲自任命，连军长张德能也无权过问；第26军军长丁治磐和薛岳、陈诚有宿怨，戒心颇高，一时很难染指；倒是第10军，虽然也是中央军黄埔系，但又不算天子门生，不像第74军和蒋介石走得那么近。而且第10军在第九战区已经4年，总体上还算听话，属于可以争取的力量。不过，该军和薛岳的关系，并没有理得太顺，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薛岳很想把战斗力可媲美第4军的第10军收入麾下。在通过先降后升的办法降服原军长李玉堂之后，薛岳开始介入第10军的人事，他先派广东人容有略到第10军任参谋长，等第190师师长实职出缺后，又指定容有略接任该师师长。不过，方先觉接任军长后，却不像李玉堂那么言听计从了，他对薛岳派往第10军的人，表面上接受，私底下却想方设法打压。

这让薛岳恼羞成怒。他认为方先觉忘恩负义，简直是白眼狼、反骨仔。这话传到了方先觉那里，让方先觉也很不高兴，对薛岳派去第10军的人更不欢迎了，或冷嘲热讽、百般阻挠，或干脆找个借口撤职法办。于是，两个人的关系渐行渐远，矛盾越来越多，一度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生气归生气，薛岳一时拿方先觉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今天的方先觉，早已非吴下阿蒙了，他被蒋介石看中了。在参加重庆中央训练团集训的半年时间里，方先觉先后被蒋介石亲自召见五次，陈立夫、张群、孔祥熙、李济深这些响当当的大佬也都排队请他吃饭，连陈诚与何应钦这样的军政要员，也对他多方笼络，想把这颗明日之星拉到自己的派系里去。

人红是非多。方先觉还是头脑清醒的，他对太太周蕴华说：“我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也不想懂政治，值此抗战危难之时，只知道报效国家，决不想为私人私利所用。”尽管各派势力示好，各方大员拉扯，方先觉却不想依附任何人、任何派系，努力在派系纷争中保持独立，哪怕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岳，也尽量维持着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关系。

方先觉打仗练兵很有一套，政治上却不怎么在行。因为，对于天生脱胎于派系斗争，并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国民党军政体系来说，根本不允许有追求独立人格和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存在，至于他想做一个超脱于政治的纯粹的军人，那更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的妄念。

1944年刚过完元宵，蒋介石就在衡山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此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一片光明，德国和日本的覆灭指日可待。最重要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力排众议，再次强化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强”之一的地位，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跻身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领袖阵营。

抗战胜利的旌旗在望，这时的蒋介石春风得意，心情大好，看谁都觉得亲切。在衡山磨镜台的别墅里，他一边听着各方将官做报告，一边在心里暗暗点评四个红人。战区司令长官一级，当以薛岳的风评最高，蒋介石认为他“进步甚大”；集团军总司令一级，以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所做的报告评价甚好；军长一级，蒋介石则认为“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亦可爱”；至于师长一级，以第74军第58师师长张灵甫的报告与态度俱佳，让蒋介石感叹，“又得将才矣”！

但薛岳的心里并不痛快。方先觉的迅速蹿红，还是让他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方先觉以后有老蒋撑腰，这个“反骨仔”岂不是更狂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过，薛岳并非一个只知道逞匹夫之勇的武夫，他深谙政治操弄之道，也熟知党同伐异之术。他很清楚，别看现在蒋介石器重方先觉，但只要把方先觉和共产党关联起来，他马上就会成为蒋介石最厌恶的人之一。所以，薛岳在觐见蒋介石时，经常有意无意地说方先觉这个人心存异志，在军队里排挤政工人员，同情共产党，不服上级，不听指挥，还有任用私人、克扣军饷等问题。常德会战中第10军之所以损失惨重，就是因为方先觉不听指挥才造成的。

起初，蒋介石对这些话还不怎么相信，但听的次数多了，性格中颇多犹疑的他，也就慢慢将信将疑了。加上薛岳的夫人方少文和宋美龄既是同乡，又是拜把子的姐妹，薛岳平时很多话是通过宋美龄传给蒋介石的，宋美龄再经常帮他吹吹风，时间一长，蒋介石对方先觉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

已经升任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李玉堂听到了一点风声。他跑到军委会，把常德会战的情况一五一十向有司作了汇报，说第10军救援失误，并非方先觉责任，而是薛岳越级指挥造成的。方先觉也按照李玉堂的提点，亲自飞到重庆做工作。不过，他在重庆斡旋了半天，各路大员见了不少，各方协调工作也做了不少，军委会那边却迟迟没有消息。

4月17日，消息来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接蒋介石手令：“何总长、林主任：第10军军长方先觉，能力不足，统御无方，应调换为宜。望拟人选呈核。”

5月8日，军委会正式宣布免去方先觉第10军军长职务，调军委会高级参议；另委陆军大学教育长陈素农为军长。

方先觉当头挨了一棒，心情郁闷至极。

因为，发出这道命令的，正是曾经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嘘寒问暖，还夸他“亦可爱”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

这上哪儿说理去？他也不敢骂委员长昏聩，只能一边在家赋闲，一边游山会友打发时间，一心等着新军长过来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