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背景：后现代主义与自然主义

尼采是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一点已经成为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倡导者、后现代主义批判者的共识。以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为例，他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24)中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由合法性要求本身所引发的去合法化”。其中元叙事对于自身的怀疑和去合法化，正是尼采试图向我们揭示的、作为现代困境的“虚无主义”的一个部分，尼采在笔记中将其定义为“最高价值贬低自身的价值”。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尼采和利奥塔在思想乃至修辞上的延续性。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1966)中写道：“尼采将自己的未来同时作为承诺和任务交给我们，他标志着当代哲学得以开始思考的起点；毫无疑问他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这一发展。”具体在其哲学思想中，福柯完全继承了尼采的系谱学方法，并且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知识、监狱、精神疾病等现象的分析中。而系谱学方法意味着这样一个诠释原则，即事物背后并不存在永恒的本质，相反，本质是人们在历史中逐步构建出来的。

尼采所提倡的视角主义理论和系谱学分析方法，他对“事实本身”“绝对真理”“普遍道德”的批评，以及他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在20世纪战后年代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关键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身上看到尼采的身影，例如利奥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等。与这种影响力相对应，研究者们对尼采思想的诠释，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其中的“后现代性”“解构性”“批判性”，并且从尼采的作品和笔记中找到许多支持性的证据。例如，尼采认为“认识只是一种伪造”, “把各种各样、不可尽数的事物伪造成相同的、相似的、可计数的事物，生命借助于这种伪造装置才成为可能”;“真理是某种谬误”，只不过“如果没有这种谬误，特定生命体就无法生存”;“根本不存在‘精神’、理性、思考、意识、灵魂、意志、真理：它们都是些没有用处的虚构”, “问题在于特定物种只有通过具体的、相对的正确性才能走向繁荣；无论如何，它的感知具有规律性（由此才能积累经验）”;“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相反道德起源于非道德，它们是“保存整体和限制个体”“保存平庸和限制激情”“保存弱者和限制强者”的一系列原则；“‘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这些区分和对立暴露了生存与增强的特定条件，它们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任何强硬而稳定、与对手区分开来的复合体的条件”。他还批评实证主义者对于“事实”的信念，认为“事实恰好并不存在，只有诠释”。而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甚至邀请我们对权力意志理论也发起挑战，他首先宣称“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无他”，紧接着又向我们暗示：“假设这也只是诠释——并且你也急切地提出这种反驳？——那么再好不过。”

另一方面，伴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一运动的反思也越来越集中地显现出来。一种本体论上的反事实主义、认识论上的反真理主义、伦理学上的反道德主义，如何回避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种批判理论是否内在地反对其自身的合法性与批判性？

在尼采思想及其诠释中，这个问题进一步表现为批判性和建构性之间的矛盾：尽管尼采在许多文本中批评传统哲学中的事实、真理、道德、主体概念，因为它们预设了非历史性和非视角性的形而上学理想，但是他也从未放弃以积极的方式来探讨和构建他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观点。在许多文本中，他主张世界的本质就是“生成”“混沌”“权力意志”。在其他文本中，他甚至提出一种实在论，即自然世界是人类诠释的文本与基础，而权力意志理论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忠实的诠释。正如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他认为“所有动物……本能地寻求最佳条件来充分地释放自身权力，并且获取最大的权力感觉；所有动物同样本能地厌恶任何阻碍或者可能阻碍其通向最佳条件的干扰与障碍，对此它们拥有‘高于任何理性’的敏锐嗅觉”，他也认为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自由精神”，它拥有“崇高的认识者品性”和“疯狂的诚实”，并且能够在“严格的科学训练之下”肩负起“将人性重新解释为自然”的哲学任务。他还提出一种自然化的“艺术、知识、道德”，它们作为“提升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生命的“对立面”存在。此外，尼采构建了一系列可能的人性理想，其中包括自由精神、未来哲学家、查拉图斯特拉、高人、超人、狄奥尼索斯等。

显然，系谱学方法和视角主义理论所指向的批判性，与权力意志理论、超人学说、狄奥尼索斯理想、永恒轮回学说被赋予的构建性，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的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研究者们似乎只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他们要么强调批判性，肯定系谱学方法和视角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优先性；要么强调构建性，主张权力意志本体论、其他构建性理论所具有的优先性。以对于权力意志理论的诠释为例。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权力意志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解构性。例如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认为，“权力意志依据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尼采而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关联在一起，并且内在地由这种关联性所决定”，因此，“权力意志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宇宙论理论。相反，它向我们说明一种关于世界及其构成的普遍理论为什么不可能被提供”。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研究者例如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则认为，“‘权力意志’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本体论概念，因为它是尼采回答‘何物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尼采计划“用这个构建性的理念来取代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以及大部分科学。它不仅提供了解释尼采哲学和事物之所是的钥匙，而且与永恒轮回学说、超人学说、热爱命运的学说一起，构成一种肯定”。与此类似，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也主张“权力形而上学”或者“权力本体论”在尼采思想中具有优先性，而“视角主义理论来自他的形而上学，因此并不适用于、也无法反驳他的权力形而上学”。

但是在这两种选择之外，我们是否能够找到第三种令人满意的方案？权力意志理论是否能够既代表具有批判性的视角主义理论本身，又是某种具有构建性的特定的视角性诠释，并且是心灵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主义哲学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题思路。从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无论他们属于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几乎全部都主张内部心灵状态相比于外部自然世界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确定性，因此认识论的核心工作之一就在于描述人类主体从内部心灵状态构建出外部自然世界的可能性条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美分析哲学家们仍然按照先验哲学的方式来构建经验科学的基础，并且在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影响下复兴了对于康德及其先验论证的讨论与追捧。另一方面，自然主义思潮在同一时期逐渐兴起，自然主义哲学家们既反驳怀疑论者对于外部世界和科学理论的质疑，与此同时也否定传统哲学家为外部世界和科学理论提供哲学基础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认为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者不可能摆脱怀疑论的质疑，这是因为他们在主张内部心灵状态具有优先性和确定性的同时，已经先天地决定了外部世界及其相关知识只具有非基础性的地位，因此永远面临着怀疑论的攻击。为此，哲学家们应该用一种自然化的认识论来取代基础主义认识论。

奎因(W.V.O.Quine)是最早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之一，他在《自然化的认识论》(1969)中主张基础主义认识论计划必定破产，这是因为按照意义整体主义理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个别理论陈述并不具有独立的经验含义，而是与其他理论陈述一起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才具有经验含义，因此基础主义者试图将个别理论陈述还原为感觉经验及其逻辑结构的认识论工作不可能取得成功。为此，奎因呼吁我们抛弃任何优先于自然科学的“第一哲学”或者“先验哲学”任务，并且提出一种自然化的认识论：

认识论或者某种类似的事物，应该被理解为心理学、自然科学的一个章节。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物理性的人类主体。这个人类主体被给予了特定得到实验性控制的刺激——以特定频率发送的特定模式的刺激——并且在充足时间内，这个主体输出一个关于外部三维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

在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不仅认识论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篇章，自然科学反过来也被奠基于这一认识论，即自然科学本身是人类主体基于感觉刺激的构建和投射。由此，奎因主张我们应该像物理学家肯定分子和电子一样，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我们在意识中形成关于分子或者外部世界的假说，这些假说不仅能够解释我们的感觉经验，而且比其他理论更具有简洁性和经济性。他在《词与物》中写道：

把一个假说称作假说，并不意味着贬低它。一个假说除非必须以其他人为的假说为代价，否则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承认其存在的任何事物，从理论构造过程的描述立场(the standpoint of a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y-building process)来看只是一个假说，但是从被构造的理论的立场(the standpoint of the theory)来看则是现实的。让我们避免把理论的立场贬低为虚构，因为我们除了站在这个或那个理论的立场上，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在奎因以及其他自然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之下，就连最早主张通过先验论证来辩护外部世界和科学知识的斯特劳森也经历了一场更彻底的自然主义转向。他在关于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系列讲座中承认，我们不可能通过先验论证来反驳怀疑论，并且提议在面对传统怀疑论时，“至少暂时性地（哲学中所有事物都是暂时性的）采取自然主义的立场”。但是斯特劳森并不完全认同奎因，他认为“我们接受或者相信科学理论，仅仅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对相关现象提供了现有的最佳解释。这就是我们接受它们的原因。但是人们接受物理世界，不是因为它提供了现有最佳的解释。这不是任何人接受它的原因。[而是]如休谟所言，它是我们在所有推理中——尤其是在那些决定我们接受特定物理学理论的推理中——天然接受的观点”。简单地说，“我们单纯无法不相信身体的存在，无法不按照归纳的基本法则来形成信念与期待”。

斯特劳森区分了我们天然形成的信念与我们接受的科学理论，前者对于我们而言比后者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差别可以是程度上的，而并不必须是本质上的，即我们天然形成的信念如果放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中，同样处于生成的过程中，它们所具有的确定性和普遍性仅仅来自时间上的优势。

问题在于，自然主义者对于天然信念或者科学理论的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描述，同时使他们站在了反实在论，甚至是怀疑论的立场上，这不仅与奎因自称为“坚定的实在论者”相互矛盾，而且与自然主义者试图辩护外部世界与科学知识的哲学任务相互矛盾。对此，部分研究者认为，我们关于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讨论并不具备经验内容和经验证实的基础，因此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应该取消实在论和非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但是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抛弃任何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分析，自然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反实在论立场，应该被解释为依据自然主义原则重新确立起来的自然化的知识标准和实在论标准。这一标准向我们表明，人类不可能达到传统先验论所主张的知识标准和实在论标准，即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存在的知识不可能通过一系列确定无疑的基础信念或者自明性信念得到辩护。正如自然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德威特(Michael Devitt)在《实在论与真理》(1991)中指出的：

彻底的怀疑论者为自己设立了过高的知识（或者理性信念）标准，它们完全不可能被满足。我们最先进的科学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它表明如果我们要积累知识，就必须取消那些不合理的假说，尽管我们并不能为取消这些假说进行最终的辩护。它表明任何（标准的）知识命题总是包含着错误的经验可能性。我们最先进的科学表明，这些标准除非预设瞬时唯我论，否则不可能被满足，而瞬时唯我论是单纯不可信的，因此这些标准应该被无视。怀疑论问题是无趣的……

在取消了对确定性、对坚实基础、对最终证实的追求，认识论还剩下什么？它的任务在于解释我们认识科学（以及常识）的方式……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认识论关系，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认识论被自然化。

德威特并没有准确地定义自然化的知识标准或者实在论标准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只要指出先验论和怀疑论设立了过高的知识标准，就已经表明了怀疑论质疑是无趣的和无意义的。

尼采对人类知识及其标准的思考，与当代自然主义哲学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首先，他认为我们在意识中经验性地形成所有信念和认识，其中包括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因此是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其次，他也与当代自然主义哲学家一样，从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理学的角度来描述意识及其功能，他主张意识是人类有机体进化出来的认识功能的一部分，它从属于“神经和大脑的装置”，并且作为一种“镜面式的自我反观”、一种“沟通工具”、一种“符号和畜群标志”、一种“引导性的力量”，能够服务于有机体的权力增长与扩张，换言之，服务于有机体的权力意志。在此基础上，尼采指出我们意识中的感觉、信念、知识全部都具有视角性和条件性，即它们作为内部心灵状态为我们所意识到这一事实，应该被解释为有机体权力意志与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

最后，尼采提出意识视角主义理论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否定我们意识中形成的所有感觉、信念、知识，而是在于通过指出它们的视角性和条件性，来反驳传统哲学家赋予这些内部心灵状态的虚妄的确定性和自明性，并且由此提出一种新的自然化的知识标准。正是在对于自然化知识的讨论上，尼采比大多数自然主义者、德威特都更深入，他的视角主义理论并不停留于单纯要求我们取消传统认识论及其“对确定性、对坚实基础、对最终证实的追求”，而是要求我们在认识到特定信念或者理论的同时，认识到它们是具有经验性和视角性的构造物，其中不仅涉及这些信念或者理论基于感觉刺激的构造过程，而且涉及它们服务于有机体权力增长与扩张的进化论功能。因此，自然主义意味着同时占据奎因所谓的理论立场和理论构造过程的描述立场。

正是依据于人类意识及其认识能力对有机体而言的功能性，尼采要求在理论立场之外追加一个理论构造过程的描述立场。这个理论构造过程的描述立场具有显而易见的批判性质，它不仅解释了尼采自然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性面向，而且解释了众多自然主义思想家不情愿地表现出来的非实在论倾向——这是自然化的知识标准必须付出的确定性代价。由此，尼采预告了哲学在认识方式和知识类型上的一场自然主义革新，未来哲学家们必须抛弃过去对于一劳永逸的确定性和自明性的渴望，从而接受知识的经验性、假设性、临时性、视角性，接受它们徘徊于“发明”和“发现”之间的双重性，并且不断地从理论立场过渡到理论构造过程的描述立场。正如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对比了老心理学家和新心理学家：前者热衷于“更简单和宜人的事物”，而后者通过终止这些令人愉悦的迷信，“将自身推向新的荒芜和怀疑”，并且确信“自己注定要进行发明——谁知道呢？或许是发现”。

尼采思想中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批判性与构建性，也在这一自然化的知识标准与知识追求中获得统一。我们的意识内容具有视角性，而意识内容的视角性反映了有机体的权力意志，与此同时意识的视角性要求我们认识到视角主义理论和权力意志理论作为意识内容，同样具有视角性并且反映有机体的权力意志，这个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视角主义理论和权力意志理论的确定性，但是并没有取消，而是反过来保证了它们作为自然化知识的合法性。就权力意志理论而言，它既试图提供关于生命的生理—心理学范畴，也试图概括生命最普遍和最根本的属性，并且决定了意识及其内容的视角主义特征。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实验性、假说性、临时性的诠释视角。

德国尼采研究者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关于尼采的自然主义诠释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自然主义标签并不能为我们理解尼采思想提供任何助益。对此海特提出的主要论证之一，就是尼采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元素“受制于他的批判认识论”，并且不可能独立于后者得到充分理解。换言之，海特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计划从属于他对知识的视角主义批判，因此这一计划不仅具有视角性和假说性，而且不可能得到最终证实。他甚至主张“尼采接受自然主义的方式顶多算是丰富的知识涉猎与应用”。

海特简单化了尼采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计划与视角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首先，尼采关于意识内容的视角主义理论，依据于意识对有机体而言的功能论主张，因此建立在同时代进化生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其次，视角主义理论中涉及的批判性，也并不在于否定任何知识的可能性或者合法性，而在于指出传统哲学对于坚实基础或者最终证实的虚妄信念，从而辩护一种自然化的、具有视角性和假说性的知识类型。与海特所主张的相反，自然主义诠释对于我们理解尼采思想而言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