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书中，我致力于三件事。首先，我描绘了中国西南的一个小型半农社区（a small semi-rural community），分析了它的文化，尤其是其家庭模式和宗教生活。其次，我探讨了这一文化在构成此社区的诸多个体的人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最后，在描述完该地的若干人格结构（personality configuration）之后，我指出它们适用于解释过去和现在的整个中国社会。

关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unity），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我相信日后的工作将做到此点。当下我只能说，我确信自己所研究的社区的基本社会结构（essential social structure）也是整个中国的典型结构。这不完全是一个假设，因为有证据表明（在此我暂不赘述以免增加读者负担）：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这个概念一样，在作为前提条件时至少具有同等合理性。①

本书所依据的田野材料收集于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以及1943年7月至9月。当时我任教于昆明的国立云南大学。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极其困难。通货膨胀导致我需要不断想方设法解决经费问题。我到西镇（West Town）时，当地物价约为1937年物价的15倍。在我的第二次访期将尽之时，物价已越200倍之巨。此外，西镇虽从未落入敌手，但仍不可避免地受战乱波及。在我的整个调查期间，政府一直在强制征兵，多数家户由于不了解征兵的目的，试图逃脱兵役。在此情况下，任何外来人，尤其是四处打听的人，便成了他们怀疑的对象。并且，我第二次来时，缅甸已经陷落，这让战火空前迫近西镇，局势愈发紧张。

在缪云台先生和已故的袁丕济博士领导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慷慨援助下，通货膨胀导致的资金困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由于我在避难至此地的教会学校里担任临时教师，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难以获得信任进而建立融洽关系的困难处境。大多西镇人显然认为，我虽然对当地宗教习俗仍有成见，但至少不是政府派来打探消息以抓捕更多壮丁的密探。

就我的研究而言，通货膨胀其实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它把学者的生活水平降到了与劳动者、小商贩持平的境地（如果不是更低的话），从而消弭了人们对于学者的敬畏之情以及面对知识分子的传统自卑感。事实上，那时学者们常常是人们的同情对象，而他们亦当得起这同情。因此，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机会，得以与那些此前几乎不会信任我的人建立紧密关系。

尽管如此，我无意声称西镇人总把我当作团体中的一员。我采用的都是常见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观察，倾听，参加各种我能接触到的宴会、典礼、仪式和家庭聚会，并考察人们互相矛盾的说法。虽然人们以同情之心待我，但我始终是外来人，尽管就体质特征而言，我与社区中的其他人着实无异。

我要感谢许多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此书决计无法完成；我也要对斧正此书的人致以谢意，没有他们，此书也无法精益求精。费孝通博士是我在国立云南大学的同事，本书标题即得益于他的指教。同单位的同事史国衡先生和瞿同祖教授，也曾就书中材料和我进行了多番极富成果的讨论。史先生生长于湖北乡村，对观我的发现和他家乡社区的风俗，这种比较本身就极具启发性。感谢拉尔夫·林顿博士友好的关切和对于手稿的宝贵批评，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他的推荐。塔尔科特·帕森斯博士（Dr. Talcott Parsons）、克莱德·克拉克洪博士（Dr. Clyde Kluckhohn）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Dr. Robert Redfield）阅读了本书初稿，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令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维京基金会，其资助使我得以完成大部分书稿，并使手稿出版成为可能。感谢维京基金会的研究部主管保罗·费约什博士（Dr. Paul Fejos）对我的鼓励，以及对我初到异国所遇困难的理解。感谢魏特夫博士（Dr. K. A. Wittfogel），我们就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多次讨论。纽约州雪城的保罗·汉森（Paul T. Henson）少校和我在天津的哥哥许克光先生在我的田野工作和写作期间慷慨地给予我经济支持，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的沃茨·坎宁安（G. Watts Cunningham）院长提供了一项资助“地方志”（District History）分析的研究经费。现正于康奈尔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乔伊特·赵（Jowitt Chao）和吴志伟（Chihwei Wu）两位先生，在从“地方志”摘录必要资料的艰巨任务中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要感谢瞿同祖教授的夫人帮助书写了许多图表中的汉字，劳雷尔·瓦格纳小姐（Miss Laurel Wagner）对图表的贡献，艾达·琳恩小姐（Miss Ida Lyn）和尤金妮亚·波特小姐（Miss Eugenia Porter）在编辑手稿和出版此书时的卓越工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许董一男（Vera Hsu），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的莫大帮助。

许烺光
西北大学
美国伊利诺伊州 埃文斯顿
1947年11月

①关于亲属关系结构的统一性，参见Hsu, “On a Technique for Studying Relationship Ter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XLIX, pp. 618-624。